明清士子的科举考试活动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参加科考获取功名成为士子们的毕生追求。为了一朝高中,广大士子从蒙童时期就开始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学习方式枯燥,学习备考内容以儒家经典和时文坊刻为主。入闱考试是士子科举考试活动的关键时刻,不仅要经历赶考的行程之苦,入场还要经受搜身之辱,进入考场参加考试也会面临诸多艰辛。考试结束中式士子的欣喜与落第者的悲怆形成鲜明对照,反映了科举考试对士子的摧残。     

试论宋代科举的义约现象

义约是宋代科举考试中为帮助贫寒士子解决应试盘缠而结成的民间经济互助组织,它是宋代科举平民化的产物.义约不仅具有支助士子应试的经济功能,同时也成为他们切磋举业的重要组织形式.     

试论清代福建乡试对台湾士子的向心力作用

清政府为安抚孤悬海外的台湾士子,在福建乡试的中举名额中特为台湾士子设立了保障名额.并给予赴福建参加乡试的台湾士子以"官送"的待遇,而且在福州设立台湾试馆、会馆安置士子.福建乡试的对台优待办法促进了台湾士子更加热衷于渡海到福建参加乡试,增强了台湾士子对科举考试的向心力,从而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加强.     

台湾科举中额及清廷的相关政策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克塽降清之后,台湾即纳入清版图,隶属福建省。随即,清廷在台湾设儒学并开科取士。有清一代,清廷对台湾士子参加科举考试是积极鼓励、大力支持的,并为他们创造了许多机会,提供了诸多便利。其中,专为台湾士子设置保障性中额便是最突出的体现。这也从一个侧面促进了台湾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及人才培养。     

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兼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

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科举束缚天下英俊,使之归于一途,使举国沉溺于时文,使士子除科名外,对其他则"集体冷漠";科举制度的严密和完善,使任何哪一个人都无法直接决定士子的命运,于是,"科名前定论"产生了,科名主于"神",甚至连考题都主于"神";在此前提下,士子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乞神、求巫、乞"先师";这种科名前定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宋人志怪小说的创作。     

宋代科举回避制度述论

宋代科举回避制度以考生回避考官为主,考官回避考生为辅。在各类别头试制度的基础上,宋代逐渐形成了一套考生回避考官制度。宋廷在实行省试别头试之初,回避考官的考生仅限于知贡举官亲戚,至南宋孝宗时期回避的范围由内帘官亲戚、门客考生扩大到外帘官亲戚、门客考生。开封府、国子监发解试考官的亲戚考生须参加别头试。诸州发解试考官的亲属、门客考生须参加转运司别头试。四川类省试内帘官与外帘官的亲嫌考生都要参加别头试。考官回避考生,主要表现为考官回避亲属和回避籍贯。北宋时期考官回避亲属的现象较少,至南宋考官回避亲属开始形成制度,并且要求发解试考官回避其籍贯。宋代在省试、牒试和殿试中运用科举回避制度,依法惩处违规考官和考生。总之,宋代科举回避制度具有回避对象双向性和回避范围扩大化的特点,对宋代以及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进士背后女性角色研究--以元杂剧为例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社会男性的专利,登第往往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科举背后的女性却被忽视。在士子们及第过程中,女性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元杂剧中描写了许多女性与科举的情节,如母亲的精心教育,准岳母逼迫未来女婿上京赶考而高中,妻子支持丈夫进京赶考而带来的相思之痛,以及为了科举而被士子遗弃的女孤儿。这些女性的帮助和付出,造就了士子们在科场上的成功。     

科举视域下的状元与女性--以宋元南戏为中心

女性在科举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宋元南戏就较好地反映了女性与状元的关系。在科举考试之前,女性们为士子筹集赶考的盘缠;士子进京之后,她们又必须肩负照顾家庭的重任,以及承受分离之苦。如果士子能够高中状元,她们也能得到应有的封赠。宋元南戏明显地突出女性的作用以及状元的身份,寄托了元代知识分子试图改变社会地位的愿望。     

宋代科举会社

科举会社是宋代科举考试重要性空前提高的产物,由士人出于共同解决参加科考所遇问题结合而成。大致可以分成以提高考试技艺为目的的课会和为互助度过科考前后经济难关的义约两种。它为广大士人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免除了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对宋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两宋士人的书卷精神与山水画的审美取向

两宋时期实行的右文政策和科举制度的完善、书院教育的兴盛、士人关注内心生活的价值取向等,为士人们书卷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时代背景.书卷精神典雅脱俗的审美品质渗透进士大夫们的生活,作用于他们的文化素养.成为他们审美活动的总体氛围,进而影响到他们对美的创造与欣赏.而作为时代审美主体的士大夫的艺术创造与欣赏的倾向,自会影响时代的审美思潮.于是,在士大夫书卷精神的影响下,宋代山水画呈现出诗化的倾向.在意境层面实现了与诗歌的相通.     

“联蕃制夏”抑或“以夷制夷”？——北宋前期赵宋对西北远蕃民族政策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北宋前期赵宋笼络西北远蕃牵制夏州李氏政权这一问题多有研究,主要形成了“联蕃制夏”说、“以夷制夷”说两种观点。本文认为赵宋士人虽有主张联蕃制夏,但不占多数,宋人在华夷观念的影响下大量表达的是“以夷制夷”的思想。从史实来看,赵宋在真宗咸平、景德年间和仁宗康定、庆历年间实行“以夷制夷”的主观愿望比较强烈,举措较多,且景德三年之后以持重御边为主流。赵宋对西北远蕃政策的变化与调整,与宋夏矛盾的紧张与缓和息息相关,也与宋太宗晚年形成的对外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北宋士人的政治诉求及其文学映象

北宋士人由于特殊的社会境遇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由这种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凝聚而成的强烈政治诉求,成为他们在各方面积极进取的强大心理动因。在话语建构方面,北宋士人有着极为突出的成绩,然考其原因,实可视为这种政治诉求之显现。在学术方面,"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的勃兴,在文学方面,"以意为主"、"以理为主"的主张,以及"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均与这种强烈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     

"嘉祐之治"问题探论

"嘉祐之治"之提法是在北宋后期废新法复旧政的背景下出现的。南宋及以后朝代士大夫对"嘉祐之治"亦屡作称颂。笔者认为后人对"嘉祐之治"之称述并非毫无根据。仁宗嘉祐时期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却在短时期内表现为社会安定、人才之盛、政治清明诸景象,是两宋政治的最好时期。此问题向不为宋史研究者所注意,缘于研究者对变法问题之态度。学者们多以为王安石变法前,北宋社会存在诸多问题,而忽视或不愿承认在短期内出现过良好政治局面之事实。     

南宋“永嘉文体”考论

“永嘉文体”是盛行于南宋乾、淳时期的科场程文体式。开创者陈傅良以及吕祖谦等浙东士人在科场中的成功,使“永嘉文体”大盛,其程文作品被奉为范文在士子间流传,使科举文风趋于熟滥。而陈、吕后来皆悔其少作,体现了永嘉事功之学与科举虚文的深刻矛盾。     

诗话勃兴于宋代的条件与成因

诗话之典型形态出现于宋代 ,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的、文化的、文学本身等多种肇因。宋之文人地位较高 ,文学批评著作在宋代目录学中地位的上升与独立 ,说明宋人的文学批评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文学批评 ;宋诗的崛起是从评说、咀嚼唐诗 ,了解、品味唐人轶事开始 ,这一切都凝结为诗话之作 ;文体发展到宋代 ,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古文大家们带头躬行于被一些人视为卑格的笔记、诗话等 ;官学系统以及各地书院的建立和蓬勃发展 ,在客观上恰好满足了人们对教育的需求 ;宋代刻书、造纸业的发达 ,使当代及前代众多典籍得以广泛传播 ;宋人在藏书读书的量上超过前人 ,而知识的丰富使得宋人有了更多的自信和炫耀展示自己才学的意识。“以才学为诗” ,“好议论” ,事实上也催生了“诗话”。     

两宋《列女传》版本的“还原”与“新变”

刘向《列女传》版本面貌在历经东汉、六朝至隋唐五代的一千余年间基本保持稳定,未有大的改变。进入两宋后,《列女传》的版本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北宋嘉祐年间学者们对《列女传》复古还原尝试开始,一直到南宋嘉定七年蔡骥的修订,在历时一百五六十年的改编过程中,宋人本着还原刘向原来编定《列女传》的宗旨,彻底改变了至少从隋唐以来十五卷本一花独放的局面,取而代之的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八卷本的渐渐流行。与此同时,宋人改编的心态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这也决定着此后《列女传》版本发生的微妙变化。在两宋《列女传》版本的改编、流通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因素。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

士大夫在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中兼具政治集团与文化艺术创造集团的双重特质。士阶层出现了儒与侠的分途后,单纯意义上的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而士大夫的以道自任的文化性格也开始肇端。秦汉时期学士、文吏的分途与混一,造成了政治集团与文化创造集团合一的世族阶层,士大夫双重特质的构架开始产生。科举制度产生后,士大夫全体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仰禄之士",文化性格中的体道与忠君的矛盾更加深刻,科举也强化了士大夫作为文化独占集团的特征。随着宋代士大夫之政、士大夫之学的空前统一,士大夫集团的文化性格最终完成,而文人画也由此肇端。宋代士大夫之学也决定了后世文人画的一些基本美学特征:即在美学终极目标上体道、艺术立场上强调士气、艺术操作层面要求传神而忽略形似。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文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所继承,并在新的内涵上形成知识分子的新操守,中国文人画在近现代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转变,继承传统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课题。     

“宋人选宋诗”与宋诗体派

"唐人选唐诗"早已妇孺皆知,学界也有颇多研究。但"宋人选宋诗"则罕有人知,对其相关系统进行深入研究的则更少。本文提出"宋人选宋诗"之说,并对各种重要的"宋人选宋诗"与宋诗各体派的关系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研究。"宋人选宋诗"是宋诗"体"与"派"凝定后的必然结果,同时"宋人选宋诗"也促进了宋诗"体"与"派"的形成发展并扩大了其社会影响,二者具有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