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西欧法律视野下的抵抗权和暴君学说

中世纪的西欧具有显明的法律传统,这种传统认为即使国王也应该在法律下进行统治。这种思想已成为中世纪国王统治的正统模式,国王离开法律将无法有效统治。因此,国王自身也不可轻易忽视法律的重要地位。但在实际统治过程中,国王总在寻找机会突破法律限制,力图最大化自己的权力。不过,这样的专制行为从未得到理论的认可,因而并不合法。尤其是中世纪的抵抗权和暴君学说的发展,更为限制王权提供了思想武器。     

13世纪英国限制王权的制度性探索

在中世纪英国的日耳曼传统中,同意原则久已存在。同意原则经过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存在于整个中世纪。在封建制度下,贵族通过该原则负有向国王谏言的权利和义务。至13世纪,贵族已不满于纯粹的建议权,他们开始向国王要求共治的政治地位。在该政治思想的影响下,13世纪英国的政治变革集中展现了一系列的制度性探索的轨迹,正是在这条轨迹上,突出体现着限制王权的特点和宪政统治的中世纪起源。     

法律与王权：中世纪英国法治观念的嬗变及其内在逻辑——以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布拉克顿和约翰·福蒂斯丘为中心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中世纪英国法治兼容并包,融日耳曼法、教会法、罗马法和普通法之思想精髓于一体。日耳曼的习惯法使“王在法下”观念深入人心。罗马法和教会法的传播和影响推动英国法治理性化,但带有浓厚的神权政治色彩。在普通法的影响下,英国法治思想日趋制度化。中世纪英国法治思想的演变体现了法律至上和政治民主的双重逻辑。法律至上体现了法与权的关系,规定了王权的法律边界;政治民主体现了官与民的关系,强调民主制度对王权的控制。在观念与制度的交融下,法治观念以制度为载体,制度以法治观念为灵魂,并且形成了“以司法制约权力”、“君民共治”的制度文化。这种独特的法治传统推动英国政制向议会主权和混合政体的方向演进。     

论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史学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解读“上帝”的历史观

在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史学——“上帝”历史观在史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但这并不完全意味着历史学的全面倒退,相反,它带来了全新的历史观念的变革;它不仅培育了日后历史学的世界主义史观和世界整体史观,埋下了历史学对世界历史规律的信仰和探索的种子,而且向人们灌输了历史是进步的历史观。     

黑暗中的曙光——中世纪基督教对西方宪政的主要贡献

基督教传统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早期基督教从古典政治文化中汲取了丰富营养,到了“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人们会把基督教与黑暗统治联系到一起,但是基督教传统中的“罪感”文化、法律观念及植根于基督教信仰的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的作用,在中世纪出现了宪政思想萌芽并获得初步的发展,尤其中世纪后期,宗教改革运动、新教思想对宪政产生起到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中世纪基督教对宪政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黑暗中的曙光——中世纪基督教对西方宪政的主要贡献

基督教传统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早期基督教从古典政治文化中汲取了丰富营养,到了"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人们会把基督教与黑暗统治联系到一起,但是基督教传统中的"罪感"文化、法律观念及植根于基督教信仰的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的作用,在中世纪出现了宪政思想萌芽并获得初步的发展,尤其中世纪后期,宗教改革运动、新教思想对宪政产生起到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中世纪基督教对宪政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欧洲中世纪史诗的历史文化阐释

欧洲中世纪史诗是日耳曼氏族文化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产物,是蛮族文化中的英雄意识转化为欧洲中世纪英雄观念的范本,也是中世纪文明特有的基督教观念影响下产生的文本.欧洲中世纪史诗塑造了人性更为复杂的英雄主人公,显示了对人的自身认识所达到的新的高度.同时,基督教的历史观和基督教文化中的"自省"精神对也是中世纪史诗文化的价值所在.     

论但丁思想矛盾的关联性

但丁根据基督教经院哲学推理方式,其作品既推崇上帝在人的精神救赎中的关键作用和人在精神上对上帝的皈依,又抨击基督教会的腐败和堕落;既描写未来人类社会的美好,又评判处于中世纪晚期的西欧和意大利的现实社会;既预言未来大一统的世界帝国,又强调意大利民族的整体性。其思想中既有旧时代的深刻烙印,又显现出新时代的最初萌芽,这是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变化的产物,其思想矛盾中的各因素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自然灾难、基督教与中世纪艺术

对于中世纪艺术的形成,人们往往从北方蛮族那里寻找依据,简单地把中世纪艺术贴上倒退的标签,而相对忽视自然灾难对于中世纪艺术的重要意义。在自然灾难的作用下,基督教最终征服了罗马人、北方蛮族,并创造了不同于古典艺术的一种新型的艺术样式。在基督教那里自然灾难不仅演变成为上帝惩罚人类贪婪的刑具,而且是对上帝存在的确认。这就意味着：中世纪以上帝为中心的艺术必然在内容、形式、功能等方面体现出自然灾难的影响作用。     

解读厄普代克小说《圣洁百合》的精神意蕴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小说《圣洁百合》主要描写了美国 2 0世纪克拉伦斯一家四代人的兴衰沉浮 ,揭示了当代美国传统的基督教观念已经被一种世俗的实用主义所取代的思想趋势。传统基督教信仰的崩溃和演变 ,是美国社会的痼疾 ,也是造成每个生命个体精神困境的根本原因。上帝可以满足各种世俗欲望 ;可以带来各种利益 ,在当代 ,人们对上帝并不虔信 ,也不真诚 ,而仅仅只是需要。     

日耳曼法上的要物合同制度及其现代启示

日耳曼法上的某些合同被冠以要物合同的名号。除了法律结构上的一致性,此种要物合同与罗马法上的要物合同有很大不同。此种合同类型所传递出的讯息有二：从本体论的视角看,在探讨要物合同的存废问题时须搞清楚到底什么是要物合同;从非本体论的视角看,在探讨要物合同的存废问题时须考察要物合同是否还有其生存基础。     

论自由主义普遍主义对基督教普遍主义的替代与超越

近代自由主义的兴起并不是西方普遍主义传统的终结,而只是对基督教普遍主义的替代和超越。它用人性普遍主义代替了基督教的神性普遍主义,用人权普遍主义代替了基督教的神权普遍主义,用规范普遍主义代替了基督教的价值普遍主义。自由主义普遍主义体现着个人主义的基本精神。它为克服基督教普遍主义的弊端提供了一套新的替代方案,但是其本身并没有摆脱普遍主义的内在悖论,它缓和了内部的冲突,却加剧了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经济民俗特性与广州经济民俗

本文从现代民俗学从乡村民俗到都市民俗的发展现状和需求出发 ,探讨作为物质民俗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经济民俗的基本功能 ,并在此基础上 ,从历史的客观规律和现状的演变形态分析了广州经济民俗的特点。本文认为 ,广州特有的经济活动与民俗的互为作用 ,形成了广州的民俗文化 ,其中 ,经济民俗是最具有广州地域特色的 ,是广州民俗文化的主体。原因在于两方面 :一是广州自古就是我国著名的港口城市 ,经济活动频繁 ,形成了重商轻仕的传统 ;二是广州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 ,民俗传承悠久 ,富有强固的生命力 ,足以保存原有的传统意识。民俗文化与经济活动互动 ,形成富于地方特色的一体的文化现象     

我国扶养制度的法律文化解读

中国的法律传统自近代以来逐渐受到西方法律思想及其制度的影响,尤其受到民法传统的法律思想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法律制度的建立是以废除旧法为基础的。但是,废除旧法也并非完全割断了与旧法的联系,中华法律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所谓否定旧法,只是对那些法律政策以及法律中所反映的某些政治思想的否定。而对于那些根植于一般社会生活规律和悠久历史文化基础上的法律思想和道德观念以及具体的道德规范,无论古今中外,都须予以接受。作为婚姻家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扶养制度,同样是这一发展进程中的一环。对扶养制度的法律文化解读,可以从一个相对崭新的视角探究我国婚姻法关于扶养制度的精神内涵。     

论民国时期的民法思想

民国时期的民法思想是中国近现代民法思想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本文对民国时期的民法思想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体现了世界民法社会本位的新思潮;其继承清末变法修律的传统,凸显了西方民法理念与中国传统民事习惯进一步磨合的价值追求。     

制定民法典的指导思想及其体系构想

我国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外成功的立法例 ,为我国制定民法典创造了条件 ,特别是我国法律文化、科技发展及民法自身发展变化趋势 ,奠定了我国民法典制定的指导思想。其表现为从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国情出发 ;从我国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出发 ;反映科技发展对民法的要求 ;符合当代民法发展的总趋势。由此决定我国未来民法典的体系可采用七分法 ,即分为七编 ,分别为总则、人格法、亲属法、物权法、合同法、继承法、侵权法。     

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基因对建设法治政府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文化根基异常深厚,文化自我认同很强烈的国家。以宗法伦理为内核,以小农经济为依托的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如等级伦理、宗法意识、国家本位、礼治主义等观念影响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各个层面和环节,消解着我们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各种努力,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进行法治政府建设,必然会出现“逾淮成枳”的现象,因此在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中必须正视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注重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     

共同体与道德——试析麦金太尔对共同体伦理传统的追求

本尼迪克特创立的本笃会使得希腊罗马文化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伦理传统在罗马帝国末期的社会混乱中得以保留和延续,这让麦金太尔看到了重建道德共同体以回复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可能与希望.麦金太尔认为,若想摆脱现代西方道德领域存在的混乱与无序状态,只能放弃自由个人主义,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传统.从本尼迪克特那里,麦金太尔看到了危机状况下保留和延续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希望,但对于在当今时代回复亚里士多德传统之可能性这一问题,麦金太尔并非持乐观态度;麦金太尔深知自由主义传统在西方社会之根深蒂固,也深知其理论实现之艰难.但麦金太尔从社群主义角度出发对自由主义的修正和批判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价值——以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为中心

经文辩读通常是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典的平行比较,人们在其中发现:神圣的显现可能有不同方式,多元的声音也不会融为任何一种独白。但是,亚伯拉罕传统内部的经文辩读或许忽略了另一种丰富的资源,那就是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经典进行的翻译和注疏。通过理雅各这一翻译个案,特别是《圣经》之道与《道德经》之道的联系、《圣经》之虚己与《道德经》之虚用的联系,我们可以理解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潜在价值。     

复活的身体美学：耶稣基督的丑与美

钉十字架的耶稣完成了赎罪祭,按照古老的传统,祭仪中的主角总是丑陋的,这也正是耶稣在受难中的形象,只不过一般人看到的是喜剧中的“丑角”,而基督徒看到的却是甘当人世丑恶的“圣子”。在基督教语境中,耶稣死而复活,终祛除了丑陋,实现了美的转换。耶稣复活是肉身的复活,从而打破了人神之间的界限,在美学史上第一次肯定了人的身体可以像神一样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