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度与游士社会--钱穆史学观初探

文章对钱穆史学思想的价值目标、基本内涵、治学方法作了客观的描述,指出,钱穆的史学研究,反对以西方历史规律剪裁中国历史,主张以中国自身的问题为切入点,方能真切地认识本民族历史真相,进而从中找到救国强国途径,其中的关键,在于找到本国历史发展的个性特征,强调正是这种特征开启了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与西方历史文化的本质差异.文章还对钱穆史学观的当代价值和启示作出了评价.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论历史时间：中西史学比较视角

历史时间观反映了人类对既往历史、当下境遇与未来命运的态度。西方学术界努力超越线性历史时间观念,以话语分析方法探索多元历史时间观的可能性。这既涉及对现代化、全球化历程时间表现的思考,也是在探索一种能够解释当代世界变局的历史时间体制。人类世成为这一探索的当代语境。结合不同时代背景与史学语境,可以历时性地区分出六种历史时间类型：原型时间、循环时间、线性时间、近代史学时间、全球史学时间、人类世史学时间。基于当代学术界关注的议题,有必要从中西史学比较的视角出发,历时性地整合、共时性地比较中西有关历史时间问题的认知与思考,阐释其中的共性与差异,辨明其史学价值与历史意义。     

“明清史学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笔谈弁言

正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是否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对此问题,自民国以来的学者一直争论不休。其实,传统史学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换为近代史学。像中国这种文化悠久的国度,其传统史学是近代史学不可绕过的坎,也是不可舍弃的资源。今日通行的史学概念,都是中国传统词汇经由日本与西方概念对接的结果。以明清为例,许多史书和史学观念,在受西方史学影响下的近代     

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

史学思想的比较 ,必须置于文化传统中方能进行 ,而中西文化的传统 ,并不是单种和一线的 ,而是多元和开放的 ,无法将之“同质化”处理。中国传统中从儒学到理学的演变和西方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所显出的不同特征 ,都是为人所熟详的例子。因此 ,我们在探讨史学思想不同的时候 ,不应用目的论的眼光 ,用现代史学的特征来概括以往的时代。但若从大处着眼 ,中西史学思想还是表现出三大不同。首先是宗教观念对史学思想的影响有所不同。与儒家思想相较 ,西方基督教和犹太教强调来世 ,于是有一种历史有目的进步的观念。其次 ,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西方史学比中国史学显得更为多元化和具有批判性 ,而中国史学与官僚体制的关系比较紧密。复次 ,西方史学在早期受到系统逻辑思维的影响而在现代则又强调理性思维 ,而中国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只是到了近代才有比较充分的表现。     

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西方话语冲击下的中国史学理论

在古代中国,出于对官修史学种种弊端的不满,一些以私人身份撰史的历史学家提出了成为良史的标准,并对历史撰述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修辞与真实的关系、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价值中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进而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历史观念。近代以来,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中国历史学家开始大量引入西方历史理论,以创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但同时也使中国史学处于与西方理论的紧张关系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理论指导地位的形成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理论选择的多样化,并没有减轻中国历史学家面对西方理论时的焦虑感,即在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撰写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有时并不能纳入到西方理论的普遍性框架中。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既不必将中国当前的理论状况看作西方理论的延伸,也不必因为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经验而将西方理论搁置一旁。理论的混杂性、与生俱来的旅行特征及其在穿越不同历史文化语境时所表现出的可变性和适应性,为中国历史学家吸收、借鉴西方理论,进而创建自己的史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章太炎与中国史学的现代性转换

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实现现代性转换,其潮流大势在破旧立新。章太炎亦是中国史学现代性转换的重要推动者,他以中国历史为据,持旧而又出新,力主在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史学的现代性转换,表现出"依自不依他"的自信和自觉。他提出"夷六艺于古史",从启蒙的角度看,有助于祛除经的神圣性,推动经史之学的现代性转换,但他主张的"六经皆史"又并非时贤所说的"六经皆史料",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史学不能脱离民族历史传统,经书不可化约为有待整理的史料,取其躯壳而剔除精神。针对欧化和疑古风气,他在"经者古史"的基础上提出"史者新经"的说法,强调历史的权威性,阐发"历史民族之义",与梁启超等运用西理抨击古史的做法相比,有效地避免了认同危机。章太炎高扬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代表了中国史学现代性转换的另一种思路,发人深省。     

"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由古代西方历史理论说开去

古代西方历史理论是一份珍贵的史学遗产,于西方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寻求黑格尔所说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的哲学意蕴,应从古代西方历史理论出发,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比较考察中,具体探讨古代西方历史理论与后世西方历史理论之联结、与古代中国历史理论之区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关联,进而显示中外史学这多彩多姿的一角。     

论梁启超前期史学的时代特色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奠基人,其前期史学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第一,表现为强烈的经世性,与中国人民两大历史任务交相辉映,是爱国的政治史学和改革的政治史学;第二,表现为它的创新性。梁启超是中国运用西方新学理创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体系的第一人。但梁氏史学理论的建构,是依据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加以融铸使之中国化,并在实践运用中加以创造性地阐释和发挥;第三,表现为它的开拓性。梁氏是中国近代广泛论述中西方历史的第一人,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口述史学与当代中国史研究

口述史学的引入,推动了当代中国史研究视角的转换,丰富了国史研究的史料来源,突出了其学术性特征,带动了其他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并使当代中国史研究更趋于社会化、民主化。但是,口述史学方法存在的弊端也严重影响了其在当代中国史中的运用与发展。因此,研究者应积极采用口述史学研究方法,同时又要认真研究,努力避免口述史学自身所存在的弊端,促进口述史学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推广。     

希罗多德的alter egos:《历史》叙事中的“第二自我”与《历史》叙述

希罗多德《历史》叙事中的“第二自我”(alter egos)从不同层面揭示出这位“历史之父”的多重身份,并不同程度地推进了《历史》的叙事与叙述主题的多角度展现.希罗多德通过建构文本中的“第二自我”试图树立自身的权威,并向雅典的受叙者(narratee)传递影响超越文本局限的“永恒真理”.伴随着叙事情节发展与希罗多德史学思想传递的需要,《历史》叙事中的“第二自我”产生转变,并表现出二元特征,叙事中的“第二自我”和受叙者与希罗多德和雅典听众间存在着多重的互应关系.     

杨椿与《明史》、《明纪纲目》的纂修

杨椿作为《明史》和《明纪纲目》纂修官，在二书纂修过程中，提出了鲜明的史学考椐主张，当时却未被清廷和史馆总裁所采纳。然而，在《明史》刊刻成书40年之后，清廷对《明史》和《明纪纲目》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订改修，其内容却是与杨椿当年提出的主张如出一辙，这说明杨椿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史识。杨椿在清朝官方明史学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史学思想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三国史记》夫余史料解析

朝鲜史书《三国史记》涉及的26条夫余史料,对夫余历史研究的价值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利用这些史料研究相关的夫余王,如大致推测带素的在位时间、夫台与尉仇台的关系等;二是《三国史记》采自朝鲜古籍的相关史料,可与中国正史中的一些史料互为补充,它对夫余王系研究具有一定价值;三是这些史料对夫余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傅斯年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很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他创办了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亲自主持工作。在傅斯年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学术宗旨指导下,史语所分为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四个组,很快选定了研究课题,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学大师与《台湾通史》

爱国志士连横发愤著《台湾通史》,讴歌先民开拓台湾,传承台湾历史与台湾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于不坠,以笔为剑,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国学大师张继、章太炎、徐炳昶等人阅读《台湾通史》,对连横的史才、史学、史识颇为推崇,撰写文字,大力揄扬《台湾通史》.经过连震东的多方奔走,商务版《台湾通史》面世,使这部史学名著为中国大陆学术界所知晓.     

宗教:叙事文体的构成要素——《心灵史》文体研究

张承志的《心灵史》以“非小说”的姿态,融历史、文学、宗教于一体,显示出区别于一般小说的文体特点。《心灵史》的文本构成,历史是其骨骼,张承志深入西北进行实地调研,并采用了多种历史资料,使《心灵史》达到“信史”的效果;文学是其血肉,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张承志饱含着对哲合忍耶的深情,向读者讲述了他炽热的宗教情感;宗教是《心灵史》的灵魂,正是为了确认哲合忍耶的信仰合理性,张承志调动了众多史料,并以文学手法加以铺陈,在最大限度上宣扬了哲合忍耶的教义。作为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张承志的写作难免流露出宣传教义的可疑,但也蕴含了文本创新与精神上扬的巨大空间。     

论范文澜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地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努力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历史的特点,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阶段,范文澜即是其中出色的代表。他以25年心血成功地撰成的通史著作,当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里程碑。所著《中国近代史》,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进入了科学的阶段。他所揭示的中国近代史的基表线索,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当教条化和“左”的倾向盛行之际,他坚决予以抵制,表现出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的勇气。     

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基本理论的思考

史学史是一门具有反思性质的学科 ,是历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一方面揭示史学的发展过程和规律 ,促进史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论述史学与其它学科、史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促进社会历史的进步。它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统一的     

中国农战史专题的形成与发展——在领袖、政权及史学家的三重作用下

农战史专题是现代中国历史学中最为特殊的一项专题。它与研究和著述中外农民战争史的一般农战史有明显的不同,其目的主要是贯彻和阐释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理论。1939年,毛泽东提出系统的农民战争理论。但是在其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没有产生在毛泽东理论指导下的农战史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在新政权的干预下,农战史专题才正式形成。此后,在领袖、政权和史家三重因素作用下,农战史专题盛极一时,成为中国的显学。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史学家主体意识的提高,对农战史专题的反思及对传统农民战争理论的批评与日俱增,中国历史学逐渐摆脱了领袖言论的束缚,最终得出史学家自己的自觉和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