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期限结构研究述评

对目前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状况进行一个评述性的研究,从5个方面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外有关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这5个方面包括:利率期限结构形成假设;利率期限结构静态估计;利率期限结构自身形态的微观分析;利率期限结构动态模型;利率期限结构动态模型的实证检验.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还对利率期限结构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与信用利差

基于开放经济框架构建了包含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信用利差变化的内生动态系统,从理论层面阐述了三者的微观联动机理.理论分析表明,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信用利差变化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内生联动效应.为刻画这一效应,本文选取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SV-TVP-SVAR)模型对2010年～2018年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信用利差变化的非线性联动效应具有较强的时变特征;央行外汇干预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作用在下降;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变动分别与不同期限、不同评级债券信用利差变化之间的联动效应具有不对称性.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汇率与信用利差之间关系的理解,为债券市场各方参与者防范风险提供理论支撑,也对人民币汇率调控具有一定启示.     

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与信用利差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开放经济框架构建了包含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信用利差变化的内生动态系统,从理论层面阐述了三者的微观联动机理,理论分析表明,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信用利差变化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内生联动效应,为刻画这一效应,本文选取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SV-TVP-SVAR)模型对2010年〜2018年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信用利差变化的非线性联动效应具有较强的时变特征;央行外汇干预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作用在下降;央行外汇干预、人民币汇率变动分别与不同期限、不同评级债券信用利差变化之间的联动效应具有不对称性.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汇率与信用利差之间关系的理解,为债券市场各方参与者防范风险提供理论支撑,也对人民币汇率调控具有一定启示.     

中国银行间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检验

分析和概括了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并运用回归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这两种方法对中国银行间国债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进行预期理论检验.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对于短期利率期限结构还是中长期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都无法被拒绝.     

基于凸度的套期保值模型及分析

传统的债券久期和凸度的套期保值是非最优的,通过考虑国债期货和其最便宜交割债券之间定价关系推导了其正确的套期比率.套期比率方程明确表示了每种套期工具对对冲即期和远期利率风险的贡献,数值分析表明传统的套期方法存在过度套期.当(1)套期期限越长;(2)利率期限结构形状越陡峭;或(3)最便宜交割债券的息票率越高时,对高息票债券的过度套期程度越大.此结论对不同到期期限的债券和最便宜交割债券具有鲁棒性.     

利率期限结构指数样条模型实证研究

利率期限结构问题是金融领域的一个基本问题,尤其在中国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研究利率期限结构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利用中国国债市场的数据对指数样条函数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并与其他模型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指数样条函数模型能较好地降低国债定价误差,并能预测国债市场隐含的起息日为未来无限远时的远期利率,通过图形进一步验证了指数样条法更适合作为中国利率期限结构的拟合方法;利用该模型构建中国国债市场1999年～2006年具有代表意义的6条利率曲线,表明中国短期利率变化幅度大于长期利率变化幅度,中国国债长期即期利率偏低,2000年以后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曲线移动幅度比较小且几乎持平.     

中国企业债券零波动率利差研究

企业债券利差的零波动率计算方法有三个步骤,即先构建一条无风险利率期限结构曲线,利用该曲线求远期利率,再计算某债券零率利益.通过该方法对中国上交所交易的企业12只债券的利差进行估计,并提出短期无风险利率基准采用国债回购利率,长期无风险利率基准采用互换收益率,以降低估计中的误差.     

县域中小企业贷款违约行为与信用风险实证分析

利用实地调查资料,采用logit模型对我国县域中小企业贷款违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务状况特别是资本结构、资产周转状况、股权状况对有显著的影响;企业家个人特征特别是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持股对企业信用风险有较大影响;企业所在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信用风险也有一定影响作用,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企业贷款的信用风险越小。基于logit模型估计结果,利用一个小样本数据分析了贷款合同的有关条款对中小企业违约的影响,结果显示:贷款利率、期限、贷款金额和担保品数额与我国县域中小企业目前违约率之间的关系不太明显。     

中国债券市场债券风险溢酬的宏观因素影响分析

研究了从1997年8月至2005年12月,中国债券市场利率和债券的超额回报率与货币政策变量、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发现市场利率综合反映了官方利率、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实际消费的增长率.根据金融理论,它们的不确定性变化可能影响到债券的预期超额回报率.实证分析发现它们可以显著解释债券的超额回报率.市场短期利率或官方利率越大,债券的超额回报率越大;通货膨胀率越高,债券的超额回报率也越大;实际消费增长率越大,债券的超额回报率越小;货币供给量增加越快,债券的超额回报率越小.由于各个债券超额回报率的样本区间不同,还基于MCMC方法提出一种合适的参数估计方法.     

以1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为状态变量的跳跃型广义Vasicek模型

1年期储蓄存款利率被认为是中国利率体系的基准利率,可将其作为影响市场利率期限结构的状态变量.市场利率不同于官方利率,它们还受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这些其他经济变量对市场利率的影响用1年期市场利率与1年期储蓄存款利率的差别来反映,把它作为影响市场利率的另外一个状态变量.分别用跳跃过程和均值回复过程描述这两个状态变量的变化.在仿射模型的框架下,它们决定了市场利率期限结构.本文给出了该模型下市场利率期限结构的分析表达式,并利用MCMC方法对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表明该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市场利率期限结构样本观测值的统计特征.实证分析还发现,债券的超额回报率显著受官方利率调整风险和市场利率随机波动风险的影响.     

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与违约风险

在资产风险水平、负债比率等因素一定的情况下,短期债务比例与违约概率呈类U形关系,基于风险规避角度的最优债务期限结构是存在的,并且这一最优短期债务比例与资产风险水平正相关,与负债比率负相关.我国上市公司短期债务比例普遍较高,根据理论预测和实证检验得出,进一步提高短期债务比例将会使公司违约风险继续扩大,进而危及我国的信用体系和金融秩序.     

高管团队人口统计特征对纺织和信息技术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

运用中国纺织业和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本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组成特征比CEO个人特征解释更多的企业绩效变异。本研究还发现,公司短期绩效的正相关因素有团队规模和平均任期,公司长期绩效的正相关因素是平均教育水平,公司长期绩效的负相关因素是团队规模。在信息技术公司,高管团队的平均任期与公司的长期绩效负相关,任期异质性与公司的长期业绩正相关,高管团队平均年龄与企业当期绩效显著负相关。     

基于或有可转换证券的投资和融资决策

通过引入新的融资工具或有可转换证券（CCS）,应用最优控制和最优停时理论、分析基于实物期权视角下的公司最优投融资决策问题,计算了公司各证券价值、有限期破产概率及公司最优资本结构,获得代理成本为零的一个充分条件。数值仿真及静态比较分析表明：CCS作为融资工具能够降低投资项目破产风险和普通债券的收益率差价,能够显著增加实物期权的价值,促使管理者提前投资,且显著降低代理成本。     

跳过程下的公司证券定价和最优资本结构

由于几何布朗运动不能反映复杂经济背景下的资产价值动态,本文以双指数跳扩散过程作为资产价值过程来研究公司证券定价和最优资本结构问题。本文主要结果是：运用均衡定价的方法给出了公司证券的定价并获得了公司资本价值的解析解。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揭示了跳风险对企业资本价值、最优资本结构、收益率差价等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与几何布朗运动相比,跳风险降低了公司价值和债券价值以及公司最优杠杆率,同时增加了债券的收益率差价和股权价值。     

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股权结构和高层梯队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分析了股权结构和高层梯队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进行了实证研究。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结果显示,流通股对公司绩效有显著负面影响,而法人股则与之呈弱的正相关关系。在国有股权控股的企业中,股权一定程度上的集中对公司是有利的,且政府直接控股比间接控股更有利于企业的整体价值。在论证高层梯队与公司绩效关系上,从团队的传记性特征方面作了实证分析,初步得出了公司绩效与高层梯队平均年龄和平均受教育状况正相关,而与年龄和教育背景的差异性呈负相关关系这一结论。此外,在不同股权结构下,高层梯队对公司绩效影响具有差异性。     

资本结构治理效应: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资本结构影响公司治理的结果最终会体现在公司绩效的变化上。本文通过对1992-2004年间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发现:资产主营业务净利润率、经营费用率和资产利用率三个指标比股票价值能更好地解释资本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国家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负向影响越来越不显著;法人股比例和负债融资比例对公司绩效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等。这些结论表明,完善资本结构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从而提高公司绩效的重要途径之一。     

股权制衡与公司价值创造能力“倒U型”假说检验——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

现代公司治理理论认为股权制衡与股权控制对公司价值创造能力能够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就影响范式、影响效果等问题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基于部分线性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本文对此进行了再研究,讨论了股权制衡度对公司价值创造能力的不同影响范式：线性与非线性,并给出优选方案。最后,对我国A股214家上市公司2000年-2011年共6674个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制衡度对公司价值创造能力呈现非线性影响模式,表现出“倒U型”变动规律,并且其他因素的影响会改变最优的股权制衡度,这为进一步寻找最优股权制衡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施有效的公司治理提供了决策参考。     

基于交通量风险的PPP交通项目再融资产品设计

交通PPP项目的投资大、风险高。政府作为发起方,需要为项目提供担保以吸引社会资本方的参与,但过度依赖政府担保意味着：一旦发生数额较大的债务违约将会给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因此有必要谋求适宜的市场化融资渠道。为了协调PPP项目相关者的利益,本文在项目收益债的基础上嵌入了与项目未来收益挂钩的或有条款,并运用结构化方法中的Merton模型在风险中性情景下对融资产品进行了定价。最后,以某PPP交通项目为例,进行了具体的融资产品设计,计算了相应的产品价格和风险价差,并对某些关键条款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该产品能够在有效减轻政府担保的基础上降低融资成本。     

Unintended agency: Impression management support as a trigger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is paper we describe an emergent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which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are unintentional contributors to the change process. Our theory suggests how change in the predominant institutional logic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t public U.S. companies resulted not from deliberate attempts by corporate leaders to change the criteria by which governance is evaluated, but from the cumulative efforts of top executives to provide “impression management support” (IM support) for individual leaders of other firms. We first discuss how IM support has spread among corporate leaders through generalized social exchange. Then we suggest how individual leaders, in seeking to persuade journalists about the quality of corporate leadership at particular other firms, tend to invoke evaluative criteria that deviate from the prevailing institutional logic of governance. We further suggest how the rhetoric of IM support instigated a cascading social influence process that has contributed to changing perceptions about corporate governance among a broad range of other corporate stakeholders. We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our model for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corporate elite. Finally, we consider how the occasional negative commentary by corporate leaders about their peers, in combination with IM support, helps to sustain the credibility of the social system in which leaders, journalists, and other information intermediaries ope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