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深刻地理解邓小平“精髓论”的独特创造性（上）——邓小平对“解放思想”范畴的创造性

非常熟悉的范畴,并不一定是教读懂了的范畴.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更深刻理解邓小平对"精髓论"的独特创造性,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精髓论",首先系统地界定了"解放思想"范畴,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双重蕴涵包括肯定性和否定怀两个方面;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在微观方面是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中观方面是确定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方针和措施,宏观方面是正确地改革中国现实社会中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思想的行为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改革开放的人民群众;解放思想的精神状态所要达到的是"不要怕"的特有境界.     

邓小平挑战“两个凡是”的当代启示

30年前,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否定"两个凡是"错误主张并开启的"真理标准"全国大讨论,它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大解放,使人们从迷信盛行、思想僵化的状态下解脱了出来,使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并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成果。在这条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党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这两大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战略决策,从此,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在否定"两个凡是"历史过程中,邓小平所表现出的大智大勇及非凡的斗争艺术,至今仍铭记在全国人民心中,在新一轮的解放思想讨论中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思想及其践履

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把"实事"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的范畴。这为我们党在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在实践上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认识前提和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身体力行,将实事求是思想完全彻底地贯彻到了他的实际行动之中。在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卓见是: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当代诠释

邓小平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与"实事求是"并列,这里的"实际"、"实事"要理解为"事实",并且事实具有直接性和可靠性,由此"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是"实事求是"的出发点。事实包括客体事实和价值事实,价值事实在"实事求是"中更为重要。从价值事实中求"是",这个"是"就集中体现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事求是"的最终标准。人民利益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的最高标准。由此人民利益标准就成为"实事求是"的最高标准中的核心。人民利益标准既是"实事求是"的最高标准,又是"党的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因而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高标准的核心。只有坚持人民利益标准,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求实与创新:邓小平的理论品格

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品格是求实与创新。邓小平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把解放思想引入实事求是的科学范畴,并揭示了二者的内在本质联系,从而使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在认识论的高度达到了辩证统一。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也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     

继承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学习《邓小平文选》

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邓小平文选》出版发行了。《邓小平文选》收集了邓小平同志在1975年至1982年9月这段时间的重要讲话、谈话。邓小平同志这些论著,内容丰富,意义深邃。恢复、坚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贯串《邓小平文选》中的重要内容和根本观点。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掌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及实质,了解我们党在三中全会以来,如何在恢复、坚持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斗争中,一步一步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的;有助于了解我们党又是怎样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地阐述从实践中提出来的许多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问题,从而对于全面开创社会主     

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法律依据

邓小平同志指出：“一国两制”,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对大陆十二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及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构想,在解决港、澳问题上的成功运用,不仅使中国人民在和平统一祖国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而且还为国家之间解决历史争端提供了新经验,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开拓了道路。因为,这一构想是遵循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提出的解决港、澳、台问题的重大方针政策,并且香港回归祖国一年多的事实也充分证明这是一项英明正确的重大决策,它不仅有国家法律为根据,而且也有国际法为…     

与时俱进的典范：邓小平对“两种主义”的思考和回答

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一直是困扰我们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主义"的理论,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典范.     

邓小平挑战“两个凡是”的当代启示

30年前,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否定＂两个凡是＂错误主张并开启的＂真理标准＂全国大讨论,它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大解放,使人们从迷信盛行、思想僵化的状态下解脱了出来,使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并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成果。在这条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党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这两大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战略决策,从此,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在否定＂两个凡是＂历史过程中,邓小平所表现出的大智大勇及非凡的斗争艺术,至今仍铭记在全国人民心中,在新一轮的解放思想讨论中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邓小平创造性思维探析

邓小平同志提出并付诸实践了许多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影响的理论 ,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 ,是从实际出发打破了常规思维范式的超逻辑思维 ,它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实事求是。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