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论《儒林外史》的结构主线

<正> 关于《儒林外史》的长篇艺术结构,“五四”以来,我国的研究者鲜有比较充分的肯定,甚至有胡适那种“没有结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全盘否定的看法流行一时.对此,美国学者林顺夫《<儒林外史>的礼及其叙事结构》一文(《文献》第十二辑),从中西哲学和文学思想的比较,指出胡适等人的偏见乃是“由于西方思想的框框和西方小说完整的情节结构的影响”,忽略了“在《儒林外史》中发现的那样特殊的结构典型”。认为(《儒林外史》结构的“条理性和完整性,决不比非常出色的西方小说作者逊色。”这是     

艺术生产与消费中的“无我”与“有我”

19世纪,在东方,中国的王国维(1877~1927)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①的主张。在西方,瑞士的布洛(1880~1934),在他的美学著作《作为一个艺术中的因素与美学原理的“心理距离”》中说:“当人与艺术接触,或者仅仅作为欣赏者或者作为创作的艺术家,而对艺术发生一种无我的但又如此有我的关系时,心理距离在审美欣赏和艺术创作上就代表着此种关系所固有的一种特质。”②“无我”,就是主体同客体无心理距离,合二为一,也就是…     

朱光潜对中西诗美学的继承和综合

朱光潜和艾青是中国现代诗美学的两位奠基者。意大利汉学院院长沙巴提尼教授认为朱光潜的美学“是移西方文化之花接中国文化传统之木”,这个见解是符合实际的。 朱光潜在他的《诗论》和其它论著中,宣称他的诗美学是融贯中西的意象——意境说,他采撷了西方的意大利克罗齐《美学原理》的“艺术即直觉”(“直觉”的“意象”)说和中国的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意境”(“境界”)说,把二者沟通起来,作为他的诗美学的基     

第三届中国国际易道论坛综述SSCI

《易经》被称为“六经之首”、“三玄之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道即哲学,易道即易学哲学。从孔子以柬的中国先哲,都认为《易经》是讲“阴阳”哲学的,是一部讲运动变化的“变”经,蕴含着高深的哲理、无穷的智慧。《易经》哲学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巨大作用,19世级西方传教士将《易经》翻译成西方文字,传播到西方世界,受到西方科学家、思想家的高度重视。     

戏曲中的“旦”

“旦”在戏曲中指女性角色,其义众说纷纭:明人徐渭认为,宋时妓女以乐器置篮中担之以出,日“花旦”,后因省担为旦(见《南词叙录》);胡应麟则认为戏曲角色之命名皆系反语,“妇宜夜而命以旦也”(见《少室山房笔丛》);清杨恩寿则有“所谓旦者,乃司乐之总名”“以优之少者假扮为女”之说(见《词余丛话》)。戏剧史家周贻自认为,“旦”系“姐”字演变而来。顺序是先有“姐”,由“姐”讹为“妲”(宋杂剧有《老孤遣妲》、《双卖妲》、《槛哮店休妲》,“妲”皆“姐”之讹),再由“妲”简笔为“旦”(金元院本有《旦判孤》、《酸孤旦》,《老孤遣旦》)。(见周贻白《中国戏曲论集》)。笔者近来翻阅资料,却发现戏曲中的“旦”,乃渊自古代西域少数民族之艺术结晶,系古代胡语之译音。     

古典和谐美的理想与中国古代艺术的模式

一古典主义的美学和艺术,总是把再现和表现朴素和谐地结合起来,在表现艺术中有丰富的再现、摹拟、写实的因素,在再现艺术中有浓重的主观、表情、写意的成分,再现和表现如胶似漆地纠缠在一起,不象近代艺术和美学那样,把二者分化出比较纯粹的表现艺术(如音乐)和比较纯粹的再现艺术(如绘画)。这是由古典艺术和美学共同的和谐美的本质所决定的。苏东坡曾说过:“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志林》)。其实不止王维如此,应该说整个中国古典的艺术和美学的基本特点也是如此。正如张舜民所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画墁集·跋百之诗画》):叶燮说:“画者,天地无声之诗;诗者,天地无色之画”(《己畦文集》)。诗和画本来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     

《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简评

由延边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是潘颂德同志在写作《中国现代诗论四十家》(此书即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同时,为给当代诗歌创作提供历史的借鉴而撰写的一部富有特色的著作.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历史进入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当代诗苑也广泛引进了西方诗论诗作,许多诗人从西方诗作中汲取了有益的艺术养料,从而开创了当代诗坛的新生面.但是由于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当代诗坛上出现了“全盘西化”倾向.一部分诗人与诗论家盲目崇拜西方现代派诗歌与诗论.他们轻视乃至蔑视我国民族诗歌传统与“五四”以来进步的革命的诗歌传统,主张诗与政治绝缘,要求诗淡化生活,一味地追求“自我表现”.这样,近几年来我国当代诗坛从理论到创作,都出现了倾斜.     

略论中国文化对死亡的超越

<正> 作为人生道路之终点的死亡,是最容易激发人生无常感的根源之一,也是追求永恒和不朽的宗教、哲学最感兴趣的主题之一。罗素说:“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乃是引人研究哲学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西方哲学史》上,页74,中译本,1982,北京)的确,死对于每一个执着于大地和肉体生命的人,都是绝大悲哀的事。敏感的诗人曾哀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念怒娇·赤壁怀古》),连所谓“天子”也感叹“少壮几时奈老何!”(刘     

西方理论建构中国古典诗学模式的困境——论苏源熙《诗序》研究的局限性

苏源熙的《诗序》研究以大胆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方法,在西方理论背景下探寻了《诗序》对《诗经》的讽寓性阅读模式,以及《诗序》构建中国历史的诗学化方式,拓展了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的视野,在予人启发的同时,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局限性：将“讽寓”“规范性阅读”等西方概念运用于中国古典语境中,与“比兴”“美刺说”相对应,显而易见地造成了术语的混淆与理论的龃龉,不仅损耗了原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中的丰富含义,也掩盖了中国的修辞语言、文学内涵乃至哲学理念的独特性,使之在翻译的转换后,读者更难以触碰语词文化沉积下的原貌,并且未足够彻底地建立一个比较的系统以发掘和表达中西文学的同构性和可译性,而是简单化了中国《诗经》的接受史,论述中也缺少中国文化史与古典哲学的维度,导致其解构阐释呈现出牵强之处。同时,苏源熙仍然使用了他所想要规避的主题化和预设目的的论述方法,没有超越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陷入了新批评与解构主义的自我矛盾。     

论闻一多新诗的艺术风格

闻一多是著名的浪漫派唯美主义的爱国诗人;他在艺术上有所继承,也有所借鉴。他说:“我们主张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者定不能不崇拜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慈了。”(《闻一多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三、庚.P27)闻一多之所以服膺义山、济慈,是有其艺术观点相通之处,并非尽受其影响。或偶然的巧合。李义山诗以清词丽句著称,但又多用典故、寄托、寓意。往往隐晦难解。济慈与拜     

论林语堂小说人物与文化

30年代，林语堂以小品在国内博得“幽默大师”的名号。出国以后，又以小说在西方“红透半边天”。其小说创作成就虽不如散文小品，但影响却远在散文小品之上。小说代表作《京华烟云》（《瞬息京华》），是作者献给西方的“福音书”，曾畅销欧美，是作者引以“自豪”，认为可以“传世”的杰作。但是，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在西方与在国内却大不相同。西方人认为“《京华烟云》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之经典之作”，“是现代的《红楼梦》”①；在国内，则认为它缺乏真实性而并不欣赏。林语堂小说同他的文化论著《生活的艺术》一样，意在向西方传扬…     

《诗经》赋、比、兴本义辨——与张震泽同志商榷

关于《诗经》的赋、比、兴本义问题,张震泽同志近中撰《〈诗经〉赋、比、兴本义新探》(下边简称《新探》)一文(《文学遗产》1983年3期),对此三者的“传统说法”提出否定。文章的要点是:一,自汉至宋如郑众、孔颖达、朱熹等人,乃至当今理论界,大都视赋、比、兴为写作方法(或表现方法)的观点,是一种后起的新义,不符合《周礼》、《诗序》之原义,故用以解释《诗经》,就必然处处难通、治丝益棼。二,《周礼·大师》所云之赋、比、兴,乃春秋公卿赋(指朗读方式)诗言志之“用”法,应以郑玄之注解(“赋之言铺,直     

“关关”新解

《诗经》《关睢》开篇首句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句中的“关关”,传统的看法都认为是“水鸟的鸣叫声”,象朱熹释作“雌雄相应之和声也”(见《诗经集传》),余寇英先生释作“雎鸠鸣声”(见《诗经选》),高亨先生释作“鸟鸣声”(见《诗经今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我以为以上说法似有不妥。     

与《汉字拼音化指谬》商榷

近读王文元先生下文简作“王君”)在《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2期发表的《汉字拼音化指谬——兼及东西方文字之优劣》下文简称《指谬》),心中有许多疑惑与不解,现列出数条下面小标题引语和正文仅注页码的话均见于《指谬》一文)与先生商榷。在讨论正文以前,首先要指出王文文题后半段“兼及东西方文字之优劣”)的说法很不实事求是。东方和西方都有很多种文字,各有各的特点,笼统地比较东西方文字的优点和缺点不能说哪种文字劣,见下文),王文根本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何况将东西方文字对立,这本身就很不科学。一、“‘文字学’不完全算科学”…     

中国作家王小波的“西方资源”

作家王小波(1952-1997)其人其文在中国当代文坛似属“异类”。所以成为“异类”,因素诸多,但拥有丰富的“西方资源”(以欧美文学为主兼及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等在内的西方文化)并广泛汲纳乃一重要原因。从其经历可以发现:王小波分别从“家庭”、“学校教育”、自修式的“阅读”三途径接获了这一资源,而广泛的个人阅读对作家身份的王小波影响最大也最为重要。丰富的“西方资源”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王小波,使王小波有了科学的思维方式、相应的思想观念、“文理兼修”的知识结构和个人化的“文学观”———“小说家(应)是知识分子”、“文学是永恒的事业”、“做艺术上的完美主义者”、“小说应深得虚构之美”。检视其“文学观”,我们可以发现其以欧美现当代文学为主、以欧美现当代小说为要的西方文学“来路”:从杜拉斯处,他汲纳了小说艺术应“感性化”与“完美化”的艺术追求;从卡尔维诺处,他汲纳了“小说有无限的可能性”的乐观精神,释放了“想象”的双翅,高翔于虚构世界,将经典小说沉重的文体羽化为“轻”;从马克·吐温与萧伯纳处,他汲纳了入世、问世、讥世的精神与幽默、讽刺的艺术个性,成就了黑色幽默的个人风格;从奥威尔与昆德拉处,他汲纳了知识分子作家清醒自觉的社会批判意识与高度的责任感,对中国当代社会人之生存状况给予了深度关注与尖锐揭示。“西方资源”的拥有与博取,使王小波成为今日之王小波。     

“释之”

之,原是会意字,是“出”、“往”、“到”的意思,动词,文言中常见,如:“驱而之薛。”(《战国策、齐策》)“之”就是这个意思。代词、助词“之”是动词“之”的假借字。一、代词“之”最早作指示代词,后作人称代词,甲骨文中的代词“之”都是近指指示代词,相当于“这”,如:“于之夕又(有)大雨”。(《十辞通纂》582),下面分述代     

从踵事增华到虚实相生——中国古典小说与史传文学艺术渊源探微

<正> 章学诚《诗教》(上)认为中国文学“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这话不无道理。追源溯流,各种文体,无不与战国以前的“经”、“史”密不可分。中国古典文学之“典”,大都与战国以前的文学有关。一树千枝,一源万派,这是源与流的关系;千枝一树,万派宗源,这又是流与源的关系。《诗经》中的比兴,成为诗家的正宗,魏晋以后浮艳之什,终不能动摇它的统治地位。《左传》、《国语》一直被后世史家作为叙事、记言、写人的楷模。后世之传记、笔记、传奇,无不取法于此。文体虽异,而手法相通。试以古典小说而言,究其艺术渊源,与“经”、“史”就有亲缘关系。从史籍看,不论是史诗,还是史书,都不一定是实录,而是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虚饰”。《诗经·大雅·生民》篇,对姜嫄生后稷的记     

论荀子的礼法观

荀子在阐发礼的起源时,注意到了礼所包含的相应于法的规范功能,从而异于孔盂对其道德教化功能、对其与血缘关系相联的那样一种脉脉温情的强调。他认为礼的社会功能涵盖了人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荣辱》)所以“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议兵》)。这种意义上的礼与法密不可分。荀子称礼义为“治之始”(《王制》),而法为“治之端”(《君道》),“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这些强调的都是礼与法的一致性,他并由此提出了“礼法”的范畴:“故学也者,礼法也”(《修身》),“礼法之大分也”,“礼法之枢要也。”(《王霸》)     

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又名光汉,号左(今酉皿),江苏仪征人。他生活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二十岁(1903年),他与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结识,卷入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至1908年,他的政治思想几经变化,向西方学习,他写成《中国民约精义》一书,有“东亚卢骚”之称;继而又与邓实等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与章太炎并称“二叔”,却成了国粹学派“巨子”;1907年和1908年,先后创办《天义报》、《衡报》,倡“废除人治”,在     

中国古典诗歌的末路英雄——陈三立诗坛地位的重新评价

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陈三立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李之鼎说陈三立“天下久震矜其诗,以为足绍西江诗派”(《宜秋馆诗话》),杨声昭说“光宣诗坛,首称陈(三立)、郑(孝胥)”(《读散原诗漫记》),而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则以“都头领天魁星及时雨宋江”当之,可见陈三立显赫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