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李滉哲学之比较

朱熹和李滉二人堪称是中国和朝鲜理学的代表者。二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李滉继承了朱熹的思想,但在辩证法、知行观等方面与朱熹有所不同。对他们二人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辨其同异,追其根源,索其影响,这对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哲学和朝鲜哲学的血脉联系及其不同的特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李滉对朱熹理学的继承和发展

李滉(退溪)对朱熹理学的传承主要体现在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论和工夫论等四个方面。李氏对朱子思想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创立了一个以理气二物说、四端七情理气互发说、格物说和敬学为核心内容,以主理为特征的性理学思想体系。     

朱熹与朝鲜李Huang之汉诗创作联烟关系考

朱熹与李滉的诗歌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大多流露在各自的以武夷山和陶山为背景的山水诗和以梅竹为对象的咏 物诗中,两人的很多诗以说理为主,但理趣和谐,达到了相互交融的境界。     

太极动静问题比较研究——从朱熹到李滉

太极动静问题是自周敦颐"太极动而生阳"思想提出以来,宋明儒家讨论较多的话题之一。朱熹视太极为至高本体,然而在其广大精微的思想体系中,太极动静问题存在双面性。这也给后儒,尤其是曹端、薛瑄等人造成了理论诠释上的诸多困扰,为此,他们二人提出了"活理"思想,认为理自身可以动静,从而提升了太极或理的能动性。韩国学者李滉提出了"理自会动静"的理动论,在解决了朱熹太极动静思想双面性问题困扰的同时,也为自己"四端""七情"的性理学体系建造了通畅的诠释路径。     

略论朱熹与白鹿洞书院之关系

自朱熹讲学 ,白鹿洞书院之精神始有以特立世间、垂宪后世 ,而朱熹穷于仕途 ,志不得伸 ,亦欲藉鹿洞讲席宣示其政治主张     

略论李侗与朱熹所探讨之《论语》疑案

对于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论语》,朱子对其用意的探讨是非常小心谨慎的。首先,对于《论语》中所提到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朱熹虽然不十分同意,但还是迁就其表面意义小心提出自己的观点。对此李侗提示朱熹应更加深入理解孔子的微言大义。其后,在对“父母唯其疾之忧”、“亦足以发”及“子张学干禄”等含义的探讨中,朱熹更加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想法,经过李侗的点拨,朱熹的思维逐渐开启,从此开始综合各家文化之精髓,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     

朱熹理学心性观与太极阴阳说之关系探微

从理学角度讨论了"性即理"命题,分析了易学之"太极即理"说,探讨了心性论与太极阴阳的关系,认为"太极即性,阴阳即气"反映出朱熹理学心性论与易学太极阴阳范畴之间是贯通的。     

“理之尊严”与“理之无能”——论朱熹哲学的理气关系说

朱熹的理气关系说，虽然有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倾向，但由于朱熹看到了“理”这一精神本体的既“尊严”又“无能”的二重性，因而在解决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时所阐述的理气关系学说，无论从理论和方法、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对传统儒学的丰富、发展和更新，也是对人类认识的深化。     

宋儒认知和处理佛教及佛、儒关系之情状——朱熹的检讨和超越

从对杂于佛教情形之分辨、对理解佛教情状之完善、对争辩佛、儒异同观点之总结、对宋儒取胜佛教策略的提升4个方面,展示了朱熹对宋儒关于佛教、佛教与儒学关系的认识和主张检讨之情形;认为朱熹在这些方面既有所继承,亦有所超越.     

朱熹《中庸章句》“诚”论——与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之比较

［摘要］《中庸》讲“诚”,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把“诚”释为“信”;宋朱熹《中庸章句》则把“诚”界定为“真实无妄”,并对“诚”与“信”作了区分,尤其是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层面讲“诚”,而与《礼记正义·中庸》不尽相同。然而,它们都把“诚”看作“成己”“成物”的必要基础,而为后世所阐发。对朱熹《中庸章句》与《礼记正义·中庸》在“诚”论上的异同做出比较和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前者对于后者的思想变化和发展,而且对于深入发掘“诚”的内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朱熹诗文的文道一本论

朱熹崇正、重统、尚雅、尊古的文化心态代表了近古时代正统文人的文化心理.朱熹把理一分殊的思想贯穿到文学的领域中,引申出文道一本论.同时,又将传道之文和抒情之诗加以区别,肯定诗歌的价值多重性,提倡一种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的体验诗学.而心性义理不同程度的渗透,则形成了朱熹诗歌的丰富层次和各类文本的独特性.文从道出的观念,又使朱熹的文风趋向平易自然,使其文章呈现出以立意为本而不尚词采的风貌.     

朱查诗歌比较论

清初浙西诗坛最负盛名的两大家朱彝尊和查慎行既为乡侪,又有中表兄弟关系,但二人在诗体选择、表现方式、诗学宗派上均体现出了比较大的差异。本文对这种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并从生平、诗学背景、审美意识三方面探讨了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

在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经典文本与解经者的哲学建构之间,存在着既不能分割,而又互为紧张的关系。两者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首先是哲学史家,他们经由古圣先贤及其经典的召唤,而浸润在古典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回顾性地”为经典作注解,正是他们“展望性的”哲学建构工作的起点。但是,经典文本与解经者之间,又有其紧张性,因为中国哲学家(如本文所研究的朱子)常常抱着他们自己的哲学问题进入经典,以自己的思想叩撞经典作者的心灵,因此,某种“解释的张力”终难以避免。我们可以从孟子学汲取化解两者间张力的方法论灵感:一是尚友古人,与古人对话,进入古人的心魂,这是“对话的”经典诠释法;二是进入古人的时空情境,在古人的脉络中温故而知新,这是“历史的”解释方法。两者交互应用,庶几在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间获致动态的平衡。     

朱熹论两汉诗赋——兼与晁补之比较

朱熹在《楚辞集注》与《楚辞后语》中,因研究《楚辞》的需要而选录、注释、评论了一些汉代诗歌和辞赋。其编选旨趣颇受晁补之的影响,青睐抒情写怀及思想雅正之篇什,所作注释简明扼要,瑕瑜并见,而影响甚大。朱熹在品评两汉诗赋时,崇尚古朴自然,反对靡丽夸张,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鉴赏力;而其对司马相如、扬雄、蔡琰等人的人格评判,显然有以道德批评代替文学研究的倾向,表现出理学家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咏物:朱彝尊与乾隆词坛——从《茶烟阁体物集》到《和茶烟阁体物词》

朱彝尊的《茶烟阁体物集》对乾隆词坛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茹敦和的《和茶烟阁体物词》主要着眼于朱集延续《乐府补题》唱和、追求创作难度、追随特定的写艳风气三个方面,是清词走向学人词的重要表现之一。茹敦和对朱彝尊咏物词追求传形、展露才学以及比兴寄托等特点都深有领会,但其学习或模仿并非亦步亦趋,而是努力表现出自己的个人特色。同时,乾隆年间朱彝尊的地位更加明确、稳定,茹敦和的和作不仅顺应了这一趋势,也促使朱词更加深入人心。在中国文学史上,唱和往往是引导探索深入、促进风格形成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乾隆词坛的唱和活动,在当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茹敦和的这卷和作,也就具有了多重含义。     

反史倡史,一体两面——朱熹史学态度辨惑

朱熹既有不少排斥、反对史学之说,同时亦有许多赞同、提倡史学之论,这就令人对其史学态度生出困惑。从根本上而言,朱熹并不反对史学,他反对的只是将史学凌驾于、优先于理学之上,这是从辨本末之学来考虑的;另一方面,他反对作为权谋功利之说的史学,这是从义利之辨的角度着眼的。朱熹提倡史学乃是其格物穷理、经世致用思想的应有之义。     

朱彝尊"宗南宋""尚清雅"新论

朱彝尊填词受到曹溶的影响,其宗南宋的词学主张是对曹溶思想的发扬,同时也顺应了当时很多怀有故国之思却又无以言表的汉族士人心理,而张炎所提倡的"清空"说正中他的下怀,传达了他之心中所想,于是张炎的"清空"美学便进入了他的审美视域,他所倡导的"清空"之美恰恰在于"可望而不可即"的思念与想象。     

从《偶论四名家诗》看李宪乔的诗学观——从其对朱彝尊的评价考察

李宪乔是高密诗派代表人物,选辑清初诗坛四大家诗辑成《偶论四名家诗》,以辨明诗道。李宪乔强调诗歌以独造为本,以真挚见情,情兴自然,精神感通。反对媚俗,强调风雅、气骨。认为朱彝尊以经史为诗,追求温柔敦厚的诗风,长于学识,短于独造和真情,指出其僵化、程式和流俗之处。     

试析朱光潜和钱锺书对于莱辛“诗画异质说”的比较

莱辛的《拉奥孔》专论“诗画异质”,成为西方近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开端。朱光潜和钱锺书都以莱辛《拉奥孔》“诗画异质论”为契机,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从比较学上看,莱辛《拉奥孔》对于“诗”和“画”之间的跨学科研究本身属于比较性质,而由《拉奥孔》引发的朱光潜的《诗论》和钱锺书的《读〈拉奥孔〉》则堪称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典范。本文从比较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展开朱光潜和钱锺书对于莱辛“诗画异质说”的比较分析,并就其中涉及的理论话题提出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