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门与王门之间的“良知良能之辩”

明代中后期的“良知良能之辩”,首先发生在王阳明与黄佐之间,王阳明去世后又在张文海与何廷仁之间继起,而以湛若水与欧阳德之间的论辩收场。辩论的内容涉及良知与良能、知与行、良知良能与知能、良知良能与知行诸关系。湛门主张良知良能并重,批评王门舍良能而言良知;王门主张良知内含良能,为圣不在才能。直至明末清初,仍有学者在指责王学“只言良知,不言良能”的过错。故湛门与王门的“良知良能之辩”,值得学界去探讨与反思。     

批朱与述王：季本解经的两重进路及其思想意义——以《大学私存》为例

明代中后期，王学内部讲学之风盛行，但阳明后学季本却不喜讲学，以重读书、擅解经著称，呈现出异于王门诸子的特质。其所著《大学私存》,既对朱子“格物”“新民”等思想展开批判，又借由对《大学》的新诠，为阳明的“格物”解确立经典依据，透显出从“批朱”与“述王”两重进路解经的鲜明特色。此对王学而言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一方面，继承阳明展开对朱子的批判，通过辨朱学之“非”明王学之“是”,在讲学之外拓展了宣扬王学的形式，推动了阳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绾合经学文本与义理而为一，弥合阳明“以心解经”之不足，纠正了过分依赖讲学、轻视经典所导致的空疏之弊。     

牟宗三对刘宗周思想的衡定——以“归显于密”为中心的检讨

当代新儒家的牟宗三以“归显于密”衡定明儒刘宗周（1578-1645）的思想。这里检讨其说,认为第一步归显于密之“摄知归意”或可引生意知回环互说以致显密混淆的问题。吾人或可补充之以“从已发归于未发”之说,使其意义得以确定。至于第二步归显于密,牟宗三以“以心著性”来规定之。吾人则认为“以心著性”可有歧义。“以心著性”实可有“尽心成性”及“尽心即性”之二解。刘宗周之所谓心形著性,应该是在把性体之外在客观义和形式义简别开之前提下去理解,方得还原其心性论之真实。在此意义下,刘宗周的思想便应是一“尽心即性”而非“尽心成性”之系统,而可以归属广义的王学。     

后心学时代的朱陆之辩——以整庵与南野关于“性”“良知”之辩为中心

罗整庵和欧阳南野关于“良知”是否是“性”的论辩，是明代理学和心学的一场重要交锋。整庵在《困知记》中批评姚江之学的“良知说”,欧阳南野致书反驳。二先生围绕“性”“良知”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一场由认识论、工夫论为基础，上达于本体论的论辩。在认识论层面，整庵认为“良知”不是“性”;南野则强调“良知”即是“本然之善”,因此“良知”是“性”。在工夫论层面，整庵认为要“穷究物理，博通典训”最后豁然贯通；南野则认为应当易简工夫，发明良知。二先生之辩论最终上升为本体之争，整庵以“圣人本天”为原则，强调天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南野则试图消解物我、心理、体用之间的对立，确立良知作为本体的合法性。这场论辩是后心学时代朱陆之辩的延续与推进，不仅进一步阐明了理、性、心、良知、知觉、格物等概念的内涵，还凸显了理学、心学理论体系中各自存在的弊端，揭示了明代理学向气学发展的倾向。     

道德理性精神的重建——论顾宪成对王学的修正

顾宪成是明末清初王学修正运动的重要代表，对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批驳修正主要有三方面：反对一味言“心”，突出“性”、“理”；驳斥王门“无善无恶”说，重中性善论；反对轻视修养，强调修身践德。顾氏企图通过修正以重建道德理性，但揆之王学本身，亦有不尽情理之处。     

论阳明心学中的“未发之中”概念

已发与未发的关系问题是宋明儒学所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派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另一派则以心之静为未发，心之动为已发。但这两种理解在理论上都存在着内在的困难。直到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的提出，以良知即体即用，才把本体与工夫“一齐收摄”，较圆满地解决了未发与已发的关系问题，使心、性与情三者的关系得以安排妥贴。     

从朱子的“已发未发说”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

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提出,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在逻辑上与其多次强调“至善是心之本体”构成了矛盾。实际上,“无善无恶心之体”与儒家传统所讨论的“已发未发”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阳明对“心体”的理解和对心、性、气的理解与朱子“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有着较大的不同,但也有相等同的一面,它凸显了心体与天理的一贯。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和“至善”、“良知”、“天理流行”紧紧相关的,联系的中介即“未发之中”,而“无善无恶心之体”与“有善有恶意之动”则为一体之两面。     

略论《墨辩》之"诺"的功能

研究《墨辩》的辩论止谬原则和论式,有助于理解《墨辩》作为辩论工具的实用价值。文章从分析《墨辨》“诺”的表述含义入手,论证了三类“诺”的辩护特征、功能及作用。     

濠梁之辩的真意——兼论庄子见道与言道的问题

《庄子·秋水》中的”濠梁之辩”从表面上看很象一次运用现代逻辑推理的辩论,其实,庄子是要借辩论知鱼与知我的过程中蕴含我心他人难知的问题,庄子所谓鱼之乐是庄子道心之乐向鱼的投射,惠子难以得知。庄子的道心经过了“心斋”与“坐忘”后的自我经验的超然境界,没有经过自身的修证是无论如何难以感知的。这种道心只可以修证而不能言传于他人。此理既合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的说法,也合乎《庄子·知北游》中“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的说法。所以,惠子想通过逻辑推导的方式证明庄子不知鱼之乐也是可笑的。     

儒佛心性论与袁宏道的“性灵说”

“性灵说”是晚明文学思潮的核心。在学术渊源方面,受到了儒佛心性论的影响,尤其是王学左派心性论所体现出的灵知活泼、道德色彩淡化的特点以及禅宗心性论的主体特征和《宗镜录》心本论。将“性灵”与本体之“心”联系在一起,深化了“性灵论’的内容。心性论对“性灵论’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过于反观自照,必然限制了作家的视野。     

朱陆“禅学辩”刍议

在“朱陆之争”的诸多论题中,二人关于“禅学”的辩论颇有特色。所谓的“禅学辩”就是朱熹、陆九渊二人围绕着己学与禅学的关系而展开的一场论辩,它既包括二人对佛禅之认识上的争论,更包括二人对对方指责自己的学说为禅学的激烈辩护。表面上来看这一论辩涉及的是儒佛的关系问题,而就其实质来说,则事关儒门的道统问题,是朱陆二人借此辩难来树立己说的儒学之正统地位。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朱陆“禅学辩”实质上不过是二人的门户、道统之辩。     

李渔心学与王学关系考论

李渔的思想观念受到过王学左派思想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那么简单而直接。李渔用＂心＂所表述的不等同于王学＂心＂之概念,与李贽＂童心＂也存有一定距离。李渔之＂心＂所表达的是一种形而下的生活智慧,而非哲学思辨内容。李渔并不是阳明心学亦步亦趋的思想传承者,在精神上也与王学左派相差甚远。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和律论”之辩答──对蔡、牛二君之相关“文本”

“和律论”之辩答──对蔡、牛二君之相关“文本”李曙明蔡仲德君与牛龙菲君十多年来，对“和律论”（“音心对映论”）提出诸多话难、质疑。现就“比音而乐（ｌｅ）”，“乐者乐（ｌｅ）也”两个命题试辩答如下：“比音而乐（ｌｅ）”之辩答《乐记、乐本》云：凡音之起，...     

王夫之“珍生务义”的价值审视

王夫之“珍生务义”的价值观是对理学道德本位价值观和王学“左派”情欲价值观的反思，也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理论总结。王夫之从人是“植立之兽”的视角，突出人的生命价值，突出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能力，具体表现为相天、循理、造命、胜天的活动和过程。在这些活动中，突显了“自我”和自我的价值。王夫之的自我价值的核心是突出自我的独立人格和社会责任，并把个人的社会责任同当时的“经世之学”结合起来，融入具体的政治、经济措施之中。同时，王夫之的“自我”是生命个我，这种生命个我是理性与感性、天理与人欲的统一体，它既修正了理学超越的道德本体论，又纠偏了王学“左派”的纵欲情感论。     

中国近代心学被定格为“形而中学”之理路

近代以降,王学再度复兴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中,其意志主义倾向严重损毁了心学传统的理性向度。在西学强势的持续冲击下,现代新儒家之主流力图以会通中西的方式重建心学传统的形上学体系。徐复观从中西哲学之不同路径出发．以“形而中者谓之心”的命题消解了心学传统近代衍化中的本体论致思方向。     

从先秦文化特点看《墨辩》的“故、理、类”

我国先秦时期后期墨家建立了辩学,“故、理、类”是墨家辩学的重要范畴。它们是为谈说论辩服务的,有别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理论的三段论的前提,有其独特的内涵。这是先秦文化特点决定的,东西文化的差异,决定着“故、理、类”仅仅是立“辞”的准则、依据,立“辞”是为辩论服务的,辩的作用在于为社会政治服务,在于辩论取胜。     

"新学"与"王学"探析--兼与徐规、杨天保两先生商榷

从发生学的角度,《走出“荆公新学”》较早地对学界“新学”、“王学”互指现象提出质疑,但也存在偏重官学形式而将两者割裂的问题。实际上,从王学官学化、“新学”概念的由来、内涵及宋人态度等看来,王学与新学在历史上分别与两种“新学”概念相联系:一是见于史料、立于学宫、主要包括《三经新义》、《字说》的与“王学”存在差异的“新学”;一是由新经义、新字学、新学风、新学学派等四个构成,有官学、新经学、学派三种含义与“王学”完全等同的“新学”。虽然这两种“新学”概念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最终被合一,但在具体的思想研究当中还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龙”与“Dragon”之辩：一个跨文化交流的典型案例

回顾了“改龙”之说引发的辩论，分析了中国的“龙”和西方的“dragon”概念。对于是否“改龙”这一学术命题的结论是：这两个概念虽非对等。但并不妨碍大多数西方人对于中国龙的认知，“龙”的英译“dragon”毋须更改；修正乃至废弃龙的形象则更属削足适履之举，指出跨文化交流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必要的跨文化知识积累和开放、宽容、理性的态度。     

刘宗周“一齐俱到”的心性内涵及理论意义

“一齐俱到”,是由刘宗周解释《周易》而独创的思想,是刘宗周理学的核心思想和范畴,也是后人理解刘宗周理学思想的一把钥匙。所谓“一齐俱到”,就是指天地生生之道不是一个前后生成的过程,而是一个共时性的生生关系,而人能够以心统易,呈现出天地人“相蕴而生”的圆融境界。这就意味着,喜怒哀乐之已发未发并无前后之分,而只有表里之别。心体无动静,却有寂感;性体无间断,而能流行。“一齐俱到”实现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融通,也使儒学中的心、性、气等范畴统而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