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公共权力非公共运行的路径分析——以公共选择理论为视角

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分析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行为特征,为揭示我国公共权力非公共运行的原因及其解决途径提供了一种理论范式。我国应该从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体制建设、建立公共权力运行的社会制约机制、完善公共权力运行的法制约束机制、加强公共权力运行的伦理规范这四方面对公共权力的运行范围和运行过程实施强有力的制约与监控,最终实现控制公共权力非公共运行的目的。     

政治权力运动的法治化与对腐败的治理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艰巨的反腐败任务。治理和反腐败，从归根结根的意义上说，是通过控制掌权者对权力的行使达到权力公共运行的目的。控制和制约权力不是依靠人治而是要找到控制权力非公共运行和机制和模式，这就是依法治国、政治权力运行的法治化。     

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公共组织路径研究

公共权力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基础,而公共权力的运行又是依托于公共组织。但是,公共组织的内在张力阻碍了公共权力的运行公开化和公共利益追求,如公共权力公共性与组织效率的张力、组织层级制与民主参与的张力以及公共权力的公共责任与组织碎片化的张力等。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公共组织路径主要包括回归公共组织的公共性原则、推进公共组织的结构性变革以及重塑公共组织的责任性机制。     

村民自治中“指导权”与“领导权”问题初探

村级公共权力是村级民主政治系统的核心要素,其稳定运行和有效行使对村级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村级民主政治系统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可以从村级公共权力角度进行解释,制约村级公共权力运行的因素势必也是制约村级民主政治系统运行的因素。当前,“指导权”和“领导权”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成为制约村级公共权力运行的首要原因。     

被放逐的利维坦——文化视角中公共权力的失约与回归

政治领域从"神义论"到"人义论"的转向,奠定了现代国家公共权力合法性的价值基础,确立了人民主权的思想。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的失约,也就是现实的人主体性的缺席,其本质就是现实的人自身的异化。公共权力的失约有着深厚的制度文化背景,要使公共权力回归,就必须提高监督制约公共权力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广泛汲取人类文化遗产的丰富营养,确立一套全方位的以人为本的制度安排,并积极改善公共权力运行的软环境,加强相关文化建设。     

浅谈公共权力的异化——以中国社会为例

公共权力来源于社会各个成员,授权给公共权力代理者以管理社会,服务社会,解决社会利益纷争矛盾和维持社会运行。然而,公共权力的诱惑性和腐蚀性冲破了制度的约束和道德的防御,导致以权谋私和权力越位。制约公共权力的异化,要从道德制约、权力制衡等方面对症下药,也要提升公民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激活社会自我调节的＂白血球＂。     

论权力伦理基本精神的建构

权力的运行应该受到权力伦理的引导,权力伦理的基本精神应当涵盖权力伦理核心价值的坚守、公共节操的培育和强化、权力边界的制度规约等三个方面.应当倡导权力伦理的核心价值,确保权力对权利的忠诚,保障公共价值的实现;高扬公共节操,培育权力主体的公共德性,让权力主体形成健康、高尚的道德人格;设置权力边界,强化制度对权力的伦理约束功能,使民众尽享权力之利而免受权力之害.     

试析孙中山"权能分别学理"对欧美宪法学说的"规抚"理路

孙中山“权能分别学理”的首要学理渊源是近代欧美的宪法学说。循着公共权力的来源、配置、运行以及政府职能演进的逻辑 ,本文从公共权力的来源与归属原理、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行原理、政党政治理论和近代宪法向现代宪法演进趋势四个层面 ,探索和分析了孙中山规扶欧美宪法学说的理路     

预期、不确定性与政治变迁——以西欧封建革命到民主革命为例

由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影响,使人们在实现预期利益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不确定性风险。为了消除预期利益实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需要公共权力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以确保预期利益的实现。但是,公共权力的不规范运行,又会导致新的不确定性风险。随着经济结构的变迁和不确定性风险性状的改变,一方面需要分解过于集中的公共权力,另一方面,需要对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     

论公共权力与公共责任的构建

权力的授予必然伴随着责任的规定 ,权力无法脱离责任而单独存在。作为公共权力的载体 ,公共部门亦必须承担与公共权力相应的公共责任 ,以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公共责任的构建要求掌握公共权力的公共部门必须建立起维护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和信念 (主观责任 ) ,积极地承担起维护公共利益的义务 (客观责任 ) ,否则 ,将承受消极的后果 (消极责任 )。“公属”和“私掌”之间的矛盾 ,决定了公共权力既有“行善”又有“作恶”的可能 ,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极有可能偏离其公共性 ,转而去追求行使主体自身的特殊利益。因此 ,必须对公共权力进行限制与约束 ,这样才能确保公共责任的实现     

关于公共权力异化问题的一点思考

随着各类腐败案件的频频曝光 ,时下无论是学界还是公众都把抑制腐败的目光放在推进民主方面。但民主政治并非抑制腐败的唯一选择。从公共权力异化的视角来分析 ,腐败是公共权力异化的外部行为的表现形式。公共权力异化主要是由于公共权力和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异化而引起的。当代中国的公共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第二层次 ,即公职人员的以权谋私。遏制公共权力异化 ,主要是建立一个高效运作的公共权力制度系统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在廉政制度设计中引入道德规范体系的思考

制度反腐的重要性勿庸置疑。但制度拘于其自身的性质和特色,对某些领域腐败的治理亦存在一定程度的限制。历史经验表明,道德在预防腐败行为滋生和蔓延以及惩治腐败上都起着重要作用。对道德予以规范化是当今世界不少国家加强官员道德规范的举措。因此,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在廉政制度设计中引进公职人员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并为行政道德发挥作用提供环境支持,充分发挥道德的调节和约束作用,形成反腐防腐的内在动力,把道德的功能同法律的权威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促进权力运行机制的健康发展。     

廉政建设必须强化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

公共权利的非公共利用 ,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政府权力腐败现象。抑制腐败 ,实现廉政建设 ,必须建立和强化科学、具体、操作性强的权力制约机制。     

试析廉政概念

廉政主体,包括所有的个人和组织.廉政客体则专指行使公共权力的个人和组织.反腐败不是要把社会上的一切腐败现象都纳入反腐败的范围,主要是反公共权力的腐败.廉政概念的含义为廉政是所有个人和组织对公共权力行使活动的监督,并通过这种监督保证公共组织和公职人员廉洁从政,最终达到政治的清明廉洁.     

执政党软权力建构探析

软权力理论不仅适用于国际政治领域,而且还可运用于国内政治治理。目前,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面临着腐败、社会不公正、官民缺乏政治互信等问题,因此通过提升执政党的执政价值观的认同性,有效治理腐败,解决发展后问题等途径和对策,加强执政党的软权力建设,以更好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社会稳定就显得尤其必要。     

西方政党政治中的利益集团、政党腐败及其治理

政党政治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成果。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削弱,导致了西方政治过程中利益集团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强势崛起,并通过政治献金、游说向执政党施加压力,以期将集团的利益诉求通过执政党和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合法化。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媾和促成了权力与利益的互换,政党腐败滋生,腐蚀和瓦解着当前政治体制,耗竭政党的社会基础与执政资源,威胁政党政治的生命。为此,只有完善政党与利益集团自身的组织规范,实现对政党权力的约束;改变单一的政党经费筹集方式,增强竞选经费使用的透明度;建立开放与多元竞争的公共政策制定机制,实现公共政策的利益均衡,构筑明确的权力与利益边界,才能重构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消减政党与利益集团的不正当交易,遏制腐败的发生。     

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对于控制腐败的有效性——韩国反腐败的经验与启示

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既被认为是抑制腐败的有效手段,也被认为是滋生腐败的新来源。韩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民营化与反腐败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利用公共资源市场化手段治理腐败的经验与教训。回顾韩国利用公共资源市场化治理腐败的历程,不难看出,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是一柄双刃剑,既有可能遏制腐败,也有可能为腐败带来更多的滋生空间。而其中的要义在于,唯有真正的市场化,即通过市场化改革,以公开、平等和自由的竞争方式配置公共资源,才能成为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利器。     

建立公共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思考和建议

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既是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防止腐败,做到标本兼治,正确运用行政权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当前在行政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权力运行配置,健全权力运行规则,完善权力运行制度和加强权力运行监督。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党的十六大以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取得了许多成绩,只有不断完善权力监督制度,主要围绕重点领域、重点部门的监督,建立健全科学的权力运行监督机制,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强化舆论监督的抑制腐败作用等四个方面进行建设,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惩治与预防腐败的效力,对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进行综合治理,标本兼治,达到反腐倡廉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