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山汉简用字与《说文解字》义证

《说文解字》中部分字的释义有很多不见于后世文献,或者在文献中的用例非常少。出土于张家山的西汉竹简,为《说文解字》的某些释义提供了新的文献用例,对于了解汉字的发展变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的司法程序词语研究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为我们更好地了解西汉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其诉讼制度提供了可能。对《奏谳书》中的审判术语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知道这些术语在西汉法律中的意义,也可在语言研究方面纠正历代训诂和现代字典辞书中的缺漏甚至错误。     

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命籍》与《田租籍》

根据走马楼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命籍》或许应定名为《田命令籍》。之所以被称为《田命籍》,很可能是《户律》的抄本漏抄了令字。《田命籍》是登记对某些特殊人群豁免田租的籍簿。综合文献记载,汉初被免征田租的,有卿以上高爵、中高级官吏、乐人邮人和优秀工匠等。《田租籍》的主要功能,是记录纳税民户耕种了多少舆田(垦田)和必须按舆田(垦田)缴纳多少田租,也具有分户统计耕种田亩总数和缴纳田租总数的作用。它的券书格式,就是北大秦简《算书》记载的舆田亩数、税田亩数、产量租率和应交多少田租的文书格式。之所以会出现误券和更改券书的现象,是因为算术知识的普遍缺失和县、乡有简、详两个券书版本。     

由张家山汉简《史律》考司马迁事迹一则

关于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20岁时游历天下一事的身份、条件、目的,因《史记·太史公自序》未曾言明,故后世学者存有多说。由近年公布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的《史律》有关条文来看,司马迁当是以低级史职人员的身份,奉命搜集史迹而去的。     

张家山汉简律所见汉代父权

张家山汉简为我们认识汉代父权提供了新的资料,比对张家山《二年律令》简,对于父母有卖子权、杀子权、财产管理权等汉代父权之传统研究论断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继承制度初论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等表明,西汉已建立系统的继承法。继承方式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两种。继承内容既有身份继承也有财产继承。身份继承包括二十级爵位和一般户主的身份在内,二十级爵位除彻侯和关内侯的爵位世袭罔替之外,其余均降级不均等继承;一般意义的财产继承原则是诸子均分。继承人及继承顺序按血缘亲等确定而兼顾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未婚女子有一定的继承权。西汉的继承制度对爵位降级继承的规定,使军功地主的后代逐渐失去爵位;他们由于大量继承财产和凭借父祖的政治权势,成为西汉前期严重影响乡里社会的豪民地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释张家山汉简《历谱》错简——兼说“新降为汉”

《张家山汉墓竹简.历谱》一、二号简为整理者所编之错简,同时整理者亦未能认出二号简乃是独立的年份月朔简即高祖四年月朔简,因之建立在错简基础上的一切结论都是错误的。如南郡地区之归汉,并不是如有的学者所说在高祖五年四月,而是在高祖四年之八月;《历谱》"新降为汉"的记录,并非如有的学者之所谓标志着"王朝交替",而是墓主个人的重大政治历史关节,具有特殊的政治寓意。此《历谱》并非单纯的历谱,而是个人的政治历史人事档。将国事与家事合一,这是当时书写私家历史的普遍的民间版本。     

从张家山汉简看楚汉法统关系

张家山汉简为研究楚汉法统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历谱“新降为汉”之“汉”是指刘邦刚刚建立的汉王朝 ,而非公元前 2 0 6—前 2 0 2年间的汉王国 ;《奏谳书》“楚时去亡 ,降为汉”之“楚” ,不应仅限于“楚汉战争之楚” ,还应包括陈胜“张楚”之楚、楚怀王“义帝”之楚 ;“楚时去亡 ,降为汉”反映了汉王朝建立之初官方和民间对汉王朝法统的看法 ,并对西汉文景至武帝时期汉人对楚汉法统关系的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张家山汉简看汉初家产等级继承制

汉初军功爵制对权利待遇与土地占有具有限制的功能,身份爵级不同,其拥有的权利与义务就不同,其占有土地的标准(限额)就不同。汉初家庭诸子爵位主要通过继承、傅籍和赏赐而得,同一家庭中诸子的爵位存在不平等的现象。汉初家产继承受制于诸子的身份等级,当诸子的爵位不平等时,其继承的田宅往往也是不平等的,只有在诸子爵位平等或诸子均无爵的情况下,才有实行诸子均分的可能。因此,汉初的家产继承制是等级继承制。     

竹简秦汉律与唐律

通过对竹简秦汉律与唐律的比较,尤其是篇目体例与有关诉讼方面一些具体法律条文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虽然在从秦汉时期到隋唐时期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从一些具体法律条文到整个律典的篇章体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法律制度所体现的法律精神则是高度一致的。     

西汉"禁马出关"令辨析

西汉景帝中元四年发布"禁马出关"令。此禁令禁止体高1.36米以上,13岁以下的马匹出关;汉代马匹身高测量方法与现代相同,即耆甲到地面的垂直距离;由史书记载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可知,该禁令针对对象是境内关东诸侯国,而不是境外敌对少数民族;该禁令出台时间最早可追溯到高祖初年,文帝时期有所松动,景帝"七国之乱"后再度严厉执行,昭帝由于形势的缓和而废止;该禁令作用效果有限。     

读《周易》札记

易学早已成为一门学问 ,《周易》所包含的丰富、深远的哲学智慧对于现代人有着不可忽略的启迪作用。“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鞭策我们提高修养 ,努力奋斗 ;“君子终日乾乾 ,夕惕若 ,厉无咎”教诲人们以忠信为本 ,小心地做人、处世 ,唯如此 ,才能避凶就吉 ,遇难成呈。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之"司寇"、"城旦舂"名分析

通过对历史文献中有关司寇、城旦舂等刑徒的记载进行梳理,并结合睡虎地秦简有关记载,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涉及到的司寇与城旦舂的使用进行的细致分析.可以看出,司寇的用法在性别上还不十分明晰;而城旦舂的使用不是严格以男子为城旦、以女子为舂,而是互有交叉.     

再论秦汉律中的"三环"问题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都出现了"三环"一词,关于其含义,目前学术界存在争议.实际上,"三环"是对司法机关的要求,即年龄70岁以,上的老人告其子不孝,司法机关必须反复调查案情,然后再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目的是为了预防高龄父母告子不孝时,可能会出现的"告不审"等问题.     

《后汉书》韵例研究

《后汉书》中包含有非常丰富的韵语材料,这对于研究东汉以及南朝时期的语音,是极其可贵的。而且只有弄清韵例,才能更好地分析《后汉书》的韵部系统。可以充分利用《后汉书》的韵语作为研究对象,阐释散文韵例的特点。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简论安大简《诗经》抄本中的讹误等问题

安大简《诗经》的发现,让我们有幸看到了战国时代《诗经》传抄的一个选本的原本面貌,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献价值,但安大简《诗经》的抄写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同篇同字的异体、抄写篇目和文字的遗漏、随意的误书、因声因形的讹写等。这说明它只是有幸传承下来的战国时代众多《诗经》抄本中的一种,我们在研究和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要采取比较客观冷静的态度,不要为其中的问题所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