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山东的行政沿革与社会经济

<正> 唐朝末年,山东地区群雄竞起,相互兼并,朱温战胜朱瑄、朱瑾,降伏王师范,笼络罗绍威,击走刘守光,将山东全境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从907年朱梁代唐到960年北宋代周,山东历经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这一时期山东的历史演变,迄今尚无专文论及.为此,本文拟就此作一探讨,抛砖引玉,以期有助于山东历史的研究.     

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地主封建制发展较为曲折的阶段。它呈现出复杂的历史图景,具有多样性的历史特点。一是宗法性,无论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劳动者的严格人身依附关系、以及社会权力分配的门阀制度,都深深地打下了它的印迹,地主世家和豪族就是这一特性的阶级体现。二是民族性,表现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有矛盾、斗争和融合。三是宗教性,由于佛教兴盛,出现了地主经济和地主阶级另一翼,即寺院经济和寺院地主。宗法性和民族性的历史特点,史学界多有论述;对于宗教性所产生的影响,则论述不多。本文拟作探索,以求教正。     

南北朝时期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的比较研究

寺院地主经济的研究,是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三至六世纪尤其如此.一是由于它成为封建地主经济的重要成分,构成地主经济的另一翼;二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以及城市工商业经济构成三种私有经济成分.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之间有着不少共性,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同样受着封建地主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和影响.但在另一方面,寺院地主经济毕竟是整个地主经济中具有自身特点的经济成分,因而又有别于世俗地主经济.近年来,寺院地主经济的研究,日益为史学界所重视,一些学者把宗教史与经济史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探索.然而,系统地将南北朝的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加以比较,进而揭示寺院地主经济的独特个性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曾在《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初探》一文中,阐述了我们的看法.现再作此文,拟从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二者产生的社会条件、形成和发展的具体途径、以及各自在发展中所体现出的特点等方面,作一些比较分析.     

南北朝时期的地主

南北朝时期的地主,既指占有或追求大量田地者,也指占有或追求大量钱财者,土地是地主首要的追逐目标,钱财也是其重要的追逐对象。南北朝时期的地主,分为“皇权地主”和“吏民地主”两类,前者由皇帝、皇室地主和官僚地主三者构成,其中皇帝乃是全国最高、最大的地主;后者主要是指“吏民”中占有较多土地或财富的相对富裕者。“皇权地主”是依靠皇权的培育、扶植而形成发展起来的,皇权通过封爵、仕宦等制度性措施和赏赐、聚敛等随意性手段,培育扶植起“皇权地主”群体,因而“皇权地主”是由政治原因所决定的政治性地主;“吏民地主”却得不到皇权的助长和扶植,主要通过扩张田地、增加劳动力、经营管理、利用水利工程等经济手段发展起来,因而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经济性地主。“皇权地主”作为皇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统治者;“吏民地主”同其他普通吏民一样,属于被统治者。皇权与吏民的矛盾是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皇权地主”与“吏民”的矛盾包含在这个主要矛盾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文化素质与民族大融合──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心理探析之三

民族文化素质与民族融合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文化落后的民族可以征服文化处于高位的民族。但是，历史证明了，最后的结果都是征服者被同化，被高位文化所“征服”，实现民族大融合。这是个重要的启示：民族的生存、聚合、再生、融汇等等能力，归根结底都是以文化素质作为基本点的。我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文化相对于汉族来说处于低位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但最后还是被融合到汉族之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素质的高低情况。高位文化最终反过来将处于低位文化的征服者加以“征服”，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族大融合。因而，每一个民族的上述各种能力，其关键所在还是文化素质，使得该民族可以凝聚本民族，可以融合其他民族，长存长盛而不衰不竭。     

明清时期中甸民族迁徙与融合初探

明清时期随着木氏土司在滇西北统治地位的确立及其扩张,纳西、白、彝、汉、傈僳等少数民族开始移入中甸,使生存环境较恶劣的中甸藏区的民族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各民族在生存及开发中甸的过程中,相互经历了民族间的融合和独立发展的历程,不同时期发生的纳西化、藏化、汉化等的融合趋势及各民族相互交融、共同促进、同中存异的发展趋势,奠定了中甸近现代民族分布的格局。     

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汉字规范

北魏江式的《古今文字》和南梁顾野王的《玉篇》,在语言文字统一规范的过程中曾发挥超越时空的“无言之师”的作用。南北朝隋唐期间,颜氏家族对社会语言文字现象给予了密切关注,作了大量是正文字的工作,对汉字规范化作出了贡献。字样之学起始于隋,兴盛于唐,确立了楷书系统的正体地位,并垂范后世。     

南北朝皇朝递嬗与社会主要矛盾

皇朝递嬗是社会诸矛盾总爆发的结果,最能凸显的社会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在中国古代皇朝递嬗的三种方式中,被“吏民”起义直接推翻者乃因皇权与“吏民”矛盾所致容易看清,而“禅让”和被强邻并吞这两种方式表面上看似乎是统治者之间矛盾所致,但实质上仍然是由皇权与“吏民”之间矛盾所决定的。南北朝时期,后两种方式尤为集中,无论北周并吞北齐还是南朝宋、齐、梁、陈的“禅让”,其根本原因皆然。北齐由强而弱、北周由弱而强并终于灭齐,源于两者对待“吏民”的态度和政策差异：北齐中后期统治者过度征敛“吏民”,激化了皇权与“吏民”的矛盾,从而削弱动摇了其统治基础和力量,而北周则注意调整、缓和皇权与“吏民”的矛盾,从而强化了其统治基础和力量。南朝宋、齐、梁、陈的“禅让”,均根源于皇朝中后期统治者对“吏民”的过度压迫剥削,从而打破了皇权与“吏民”矛盾统一体的平衡和稳定,旧皇朝内部新起的权势者则采取措施缓和与“吏民”矛盾而赢得“民心”并夺权上位。皇朝递嬗所凸显的南北朝社会的主要矛盾乃是皇权与“吏民”之间的矛盾。     

南北朝至隋的经学交流与融合

儒学自孔子之后,即有门户之别,但经学的大分立却是因南北朝之际的政治文化对立而成。南北经学学风有异,流行义疏不同,然后由于士人学有兼通,且南北士人因往来之际,交流论辩,经学在辩难中求同存异。至隋代统一,以占据上风的南学为基础的经学统一已成历史必然。     

南北朝时期河南省的姓氏分布与世家大族

在河南地区的发展史上,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当时的姓氏分布与世家大族,真实反映了南北朝特有的社会状况。     

论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的相互渗透

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逐渐形成了互补共存之格局。经学对佛教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佛徒讲习并注疏儒家经典、佛教论难以儒家经典为指导、佛徒认同并遵从儒家伦理等方面。佛教对经学的渗透则表现在该时期经学家的思想,儒经注疏的内容、语言,儒家讲经、注经的形式、原则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之浸染。就二者相互渗透的程度来看,经学对佛教的渗透远远超过了佛教对经学的影响,即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不平衡的。     

南北朝时期项羽神信仰的文化内涵

南北朝时期项羽神信仰已存在,就文献来说,多分布在史书和志怪小说等古籍中。由于南北朝特殊的社会环境、民众对项羽崇拜、同情和恐惧心理以及封建统治者皇权意识等因素的影响,项羽神信仰呈现出区域性的特征,以及民间信仰和官方信仰并存的状态。     

近代城镇经纪业与广西民族经济融合

经纪业又称牙行、平码行,是商品交换的产物。近代广西经纪业在城镇市场获得深入发展后迅速引起市场商品结构、交易方式等系列变化,加速了广西农业商品化进程,促进商品流通和市场扩大,并推动专业圩市日益繁荣,因而开启了广西民族经济走向大融合的历史进程。     

东晋南北朝时期印度来华僧人与汉地佛教

东晋至南北朝时期 ,佛教得到了深入的发展 ,社会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对新的佛学理论的接纳、吸收也变得迫切。同时 ,在纷乱的社会状态下 ,南北分裂 ,政权林立 ,为各种佛教学说的四处传播提供了众多的发展可能和机遇。此外 ,中西交通中的南海道也渐渐变得重要起来。这时印度僧人来华进程高涨且颇具活力 ,形成了“二秦 (长安 )”、“南朝 (建业 )”和“北朝 (洛阳、邺都、长安 )”三个印度僧人活跃的中心时期。印僧一方面集中传译佛经 ,宣弘佛理 ,另一方面又从此三中心而辐射全国 ,影响北及突厥、南涉交州的几乎整个中国地区。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与山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山东省是资源性缺水地区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兴建南水北调工程对山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巨大的工程效益、生态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 ,将保障山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社会的特点

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社会具有如下特点:王权强大,成为建立民族国家的领导者;阶级结构发生变化,民族经济得到发展;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增强。这推动了英国最早实现工业化,步入近代民族国家。     

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正统之争与正统再造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政权“各言应历数,人谓迁图新”,正统与僭伪之争成为当时鲜明的时代特征。入主中原的夷族“假中国礼乐文章”,接过传统文化的旗帜,在汉族地主的导引下,再造中华正统,使中国文化以几千年从未间断的形式发展下来。中华正统之争与再造的积极意义,即在于此。     

社会主义社会既是民族繁荣时期,又是民族融合时期

<正>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既是民族的繁荣时期,又是民族的融合时期,笔者有一个认识过程。过去,我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只是民族繁荣的时期,民族融合只是共产主义时期的事情。但     

《职贡图》与南北朝时期的西域

南京博物馆珍藏的《职贡图》,画有各国使者的人像十二个,这十二人依次是滑国、波斯国、百济国、龟兹国、倭国、狼牙修国、邓至国、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密丹国、白题国、末国的使者。在每一个使者的画像之后,附有关于该国情况的题记,是一份极为宝贵的、图文并茂的遗物。在十二则使者画像和题记中,有八则为西域的国家,因此,《职贡图》对研究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国时期会稽郡的人口与社会经济

三国时的会稽郡,其辖区虽比秦汉时期要小,但由于中原战乱不断,人口南迁,使该地区的劳动力日益增多,加上自然条件优越,社会生产不断进步,从而成了孙吴政权经济上的主要支柱之一.孙吴时期会稽郡的进步,为以后东晋、南朝时期该地区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