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及其对策

在人口发展的过程中,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泉州市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人口过程的因素,也有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因素。由于传统文化、现实生产力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性,因此,只有采取行政的、法制的手段,加大对非法胎儿性别鉴定、非法终止妊娠行为的打击力度,才可能在短时期内降低泉州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现状。     

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特征、原因及对策分析

本文利用对中国人口有代表性的、最新资料,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特征、原因进行分析,指出男孩偏好、B超的普及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是造成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主要原因,并据此提出解决对策.鉴于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各政府部门必须携起手来,齐抓共管,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对滥用B超等技术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要严厉打击,以期使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早日恢复正常.     

关于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问题的综述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 ,是近 2 0年国内外人口问题研究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本文从人口性别比的概念及其值域、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状况、出生性别比异常的原因、出生性别比异常带来的难题、平衡出生性别比异常的对策等方面 ,综述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中国出生性别比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中国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并具有明显时空差异。出生性别比先增后降,具有阶段性差异,空间上具有明显的东、中、西部差异与城乡差异。为验证人口生育政策、城镇化、经济增长、城乡差距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包括总和生育率、城镇化率、人均GDP、城乡收入水平比等变量的出生性别比多元回归模型,并利用1985—2016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提高总和生育率能降低出生性别比,城镇化率与出生性别比成倒U型关系,人均GDP与出生性别比关系不确定,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促使出生性别比失衡。据此可知,单纯发展经济不能使出生性别比趋衡,只有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能使出生性别比再次趋衡。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特征与态势

自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出生性别比偏高以来,我国已经历近30年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且持续攀升过程,表现出失衡的地域和人群范围逐步扩大;乡村高于城镇;随孩次递增而上升等显著特点.”六普”数据更进一步展现了我国出生性别比的新特征和新态势:出生性别比升高势头有所减缓;镇的出生性别比开始高于乡村;一孩出生性别比开始偏高;出生性别比偏高地区蔓延到全国各地.这说明,我国出生性别比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寻源及对策研究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5,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92,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45,远高于国际警界线。国家扶持和增加女孩教育投入,提高女性智力、工作技能、经济地位和政治参与水平,推广女系姓氏,是从根本上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较好途径。     

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00％数据及有关数据,对我国不同人口变量、社会经济以及民族特征妇女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做了具体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有随母亲年龄的增长而略微下降的趋势。一孩率的上升、生育年龄的变动和“开放女儿户”并不是使出生性别比高于正常水平的影响因素。由于妇女申报的出生婴儿中女婴漏报多于男婴的现象在城乡和不同民族中普遍存在,从而使得根据妇女报告的分孩次、生育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民族的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总体水平偏高。加上统计的女婴漏报的影响,二者可以解释出生性别比高于正常水平的大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妇女、科技人员以及镇妇女申报的相对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则表明,选择性生育已成为我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不可忽视的第二位因素。生育率下降过程中出现的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现象与偏好男性传统文化影响下的选择性申报和利用科学技术进行选择性生育有关。而目前我国生育水平最低的地区的出生性别比至今仍保持正常,表明了发展经济、普及教育以及提高城市化水平对转变人们生育观念的重大影响。     

贵州省出生性别比变化态势及其因素探源

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整体上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各省出生性别比也呈现新的变化特征.本文利用贵州1%人口抽样数据,分析了贵州出生性别比变化态势及其成因,指出作为欠发达省份,贵州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危害可能对贵州社会经济影响更大,为此必须调整现有治理思路.     

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常及其思考

本文就中国人口领域的一个主要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失常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与探讨,涉及人口性别比的主要统计特征,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的严重性等,认为出生性别比不是一时一地现象,有普遍性和全局性,已发展到具有巨大社会影响、事关人口全局的大问题.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探析

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简单的人口比例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将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不仅在时间上,而且是区域上也表现得很明显。本文将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这一现象进行描述,阐述这一问题的原因,并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相关的对策,这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生育行为中的性别选择与公共政策回应

生育行为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男孩偏好符合这种理性。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们有强烈的动机通过性别选择来实现男孩偏好,而现代医学技术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别选择导致了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可能引起婚姻拥挤,危害身心健康。为改变这一现状,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以降低男孩偏好、禁止性别选择。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女性成员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已经持续了20余年,其直接后果将会引发或加剧一系列负面的社会问题。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保护女性合法权益,提高女性社会地位。鉴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在农村的严重程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女性成员的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保护的立法以及相关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就有着特殊的意义。     

关于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思考

在为什么需要适时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上,应恰如其分地认识它对减缓未来人口老龄化和老年抚养比严重程度、增强未来家庭养老功能、促进未来广大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和抑制未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的作用;在何时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上,从多方面考虑以2015年后较为合适;在如何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上,最好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双轨制"。     

论五四时期的“性伦”文化

“五四”知识分子否定和批判了性伦偏向、性伦本能、性伦禁忌、性伦杀人等方面的封建性伦文化 ,提倡和主张高尚合理的两性状态、新式道德观和贞操观、进行性教育和生育节制教育等新式性伦文化 ,并开始了初步的实践活动。尽管五四时期性伦文化的变革还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尤其在婚俗变革过程中呈现出曲折性与复杂性 ,但它仍是开启现代文明性伦生活的先导 ,促进了社会解放、思想解放和文化转型。     

刍议明中叶南赣畲民的去“蛮”化“新”——以王阳明治“南赣之乱”为中心

畲族乃南迁武陵蛮与闽粤赣交界处的土著及部分逃入溪峒的汉人经过长期融合,于南宋末年形成的单一民族。历史上,闽粤赣边区是畲族先民早期的聚居区,元时畲民开始陆续北迁,闽浙赣三省交界地渐成为畲族先民新的聚居地。究其主要居地变化,畲人抗元失败,闽西畲民大批北迁是一原因,而南赣畲族先民"销声匿迹"则与明中叶王阳明的军事剿抚、保甲监督和乡约教化密切相关。正是上述"举措",南赣畲民得以去蛮化,由早期的"梗化"、"顽民"渐渐向化一新,族性潜隐,直至民族识别。然而,以往对明中叶南赣之乱的研究学人多从客家视角进行解读,缺乏一个从輋(畲)民主位视角的观瞻。     

动画创作中对福建本土文化的挖掘与创新研究

主要研究动画创作中对福建本土文化挖掘与创新，通过对深层次福建本土文化的挖掘，分析了动画创作挖掘福建本土文化的必要性，以及把握动画创作上对福建本土文化的创新，解决动画创作上对福建本土文化创新途径，创造出社会和市场所认可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动画作品。     

新中国初期基层政府灾害应对机制研究——以1959年登陆福建台风灾害为例

1959年为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福建台风较为严重的一年,如何应对灾害是对新中国政府执政能力和应对水准的一次严峻考验。基层政府对灾害的应对机制发生了明显变化,应对机制的成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动员机制、信息沟通机制、灾后重建机制,对其进行考察,可为现阶段我国灾害应急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借鉴。     

Family environments and the relationship context of first adolescent sex: Correlates of first sex in a casual versus steady relationship

Limited research has examined how family environment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context of first sex,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reproductive health risk. We use data from the 1997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to asses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family environment - parent-parent relationships,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and family structure - and relationship context of first heterosexual sexual intercourse,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transition to first sex in serious and casual relationships. Twenty-five percent of females and 43% of males who had sex by age 18 did so in a casual relationship. All dimensions of the family environment were linked to the relationship context of first sex. Notably, higher parental monitoring was associated with a reduced risk of transitioning to first sex in a casual relationship versus no sex, and greater family routines were associated with a reduced risk of transitioning to sex in a steady relationship versus having no sex, for males and females. A strong maternal-adolescent relationship was associated with a reduced risk of first sex in a casual relationship but only for males. Additionally, in two-parent families, a strong father-adolescent relationship wa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risk of transitioning to casual sex, but only for females. Pregnancy and STI prevention programs should work with parents to foster positive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to become aware of their adolescents’ activities and to recognize that parents are important models for adolescent relationship behaviors.     

论侵华日军在福建的贩毒活动

早在十九世纪末,日本就开始在福建从事贩毒活动。抗战时期,日军在以武力手段屠戮福建人民、掠夺资源的同时,更是在福州、厦门等地废除中国政府的各项禁毒法令,公开推行毒化政策。“以台制华”、“以毒养战”。与其他沦陷区相比,日本在福建的贩毒活动有其特点。巨额毒资不仅助长了日军的侵华气焰,同时也使福建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