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规民约在构建乡村“三治”格局中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治,乡治需要村规民约。村规民约向来是观察和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嬗变的重要参照,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工具之一。由于社会环境的支持与集体认同心理的支撑、自治传统的发扬与治村能人的推动、国家法律的确认与村规民约的变革调适,内生化的村规民约具有保障基层民主与管理公共事务、促进团结互助与推进移风易俗、维护乡村治安与调节民间纠纷等积极作用。然而,就村规民约的现实而言,还存在着被夸大的民主与规范的表象、被忽略的权威性弱化的困境、被异质化的主体——村民的流失等问题。加强新时代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需要加强引导创新,开创乡村"自治"村约;坚持党建引领和在法治框架下创制"法治"村约;强化道德激励与约束机制构建"德治"村约,全面发挥村规民约在促成乡村"三治"格局中的作用,推进我国乡村地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促进基层善治。     

农村产权改革制度安排、社会联结与乡村振兴——基于山东省东平县的实证研究

以山东省东平县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农村产权改革的具体现状及农村产权改革制度安排与社会联结和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并将社会联结划分为利益联结与组织联结两个维度。研究发现:农村产权改革制度安排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产权制度基础,即农村产权改革的制度安排越合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产权制度基础就会越牢固;社会联结在农村产权改革的制度安排与乡村振兴二者的正向关系中起着中介调节作用,即农村产权改革的制度安排越合理,利益联结程度就越强,组织联结效度就越高,乡村振兴的基础就越稳。     

法治乡村建设论纲

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建设法治乡村,需要不断完善乡村振兴立法和乡村治理结构,通过推行家庭文明诚信档案制度、促进“三治”有效融合,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生态保护、农民权益保护等四条红线,正确处理自治与他治的关系、公法与私法的融合治理、法律法规授权或课责农村自治组织等问题,不断提高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质量与效力,依法赋予行政机关以附带民事争议的裁决权,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强化乡村法治宣传教育,夯实乡村法治之基,从而助力法治中国建设。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制度供给研究:以重庆S乡农村"三变"改革为例

无论是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积累实践经验和奠定物质基础,还是乡村振兴要解决脱贫攻坚中遗留问题以及产生的新问题,均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出要求.二者有效衔接体现在政策互补、时间交互、内容递进和组织重合四方面,并有个体层面和乡村层面两个层面的科学目标.农村"三变"改革作为当前深化农村改革和实现农村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制度供给,能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重庆市S乡农村"三变"改革过程中,贫困农民前期通过获得租金、工资和财政分红收入,提高收入水平,实现精准脱贫;未来则通过获得租金、务农务工和盈利分红收入,改善投资、就业和收入结构,实现生活富裕.同时依托农村"三变"改革构建现代化微观管理组织、搭建产业平台和挖掘生态、传统文化价值,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结果表明:农村"三变"改革是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制度供给.     

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基于浙江省诸暨市的案例分析

文化振兴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而文化振兴的推动机制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机制是同构的。在浙江省诸暨市的两个村落案例中,我们利用社会学对共同体的解释框架,从人才、组织、活动、空间和价值观念五个维度探讨了乡村文化振兴的结构性要素。我们发现这五个维度的要素彰显了政府与社会、村外与村内在各个方面上的沟通、赋能与合作。在外部资源引导和内部制度设计的支持下,诸暨市的两个案例村庄涵养了各具特色的优质乡村文化,并以文化振兴带动了乡村共同体整体的复兴。诸暨市的案例可以为其他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诸多经验。     

乡村生态振兴的现实问题与实践路径

乡村生态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生态振兴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存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内在耦合逻辑。当前乡村生态振兴面临经济、法治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表现为绿色生产方式较为滞后、环境保护法治亟需健全以及农村生态文化发展比较薄弱等。因此,新时代推进乡村生态振兴,要推进绿色生态农业建设,完善农村生态法治建设,加强农村生态文化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从土地制度找准改革的突破口

文章阐述正确处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重要性,新时期土地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中依然具有重要地位。梳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内在机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性目标,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有力保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关键举措,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四个方面处理好土地问题。     

新时代中国特色乡村振兴战略探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项重大国家战略,是未来“三农”工作的核心和主线。乡村振兴战略是化解新时代主要矛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破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落铁律、深化城乡发展规律、破解城乡二元格局的必然选择。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独特的内在机理,生态文明、四化协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庞大的农村人口和独特的二元体制等基础,决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原则和核心路径。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原则是生态立本、文化传承、创新驱动、改革引领、系统思维,核心路径是实施城镇化协同推进战略、乡村土地改革和乡村治理改革战略以及乡村教育振兴、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战略六位一体。     

乡村振兴之生态振兴:内生逻辑、关键环节与实践向度

乡村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生态振兴不仅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而且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在新发展理念的"绿色"发展中具有重要价值.所以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关系着乡村振兴的总体进程,同时也关系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的总体进度,关系着新发展理念的落实情况.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应当注...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乡村特色优势产业的战略思考

[提要]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是实现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中占据重要地位。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乡村特色优势产业肩负着助推产业振兴、组织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和生态振兴的重大使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要在创新引领、统筹协调、持续发展、扩大开放、共享成果等方面做出及时转变。与此同时,随着战略重心的转移,返贫风险长期存在、相对贫困群体庞大、产业发展短板及风险等成为了发展乡村特色优势产业的现实梗阻。为此,应从统筹协调多方关系、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和帮扶支持力度、营造良好发展氛围等方面探寻转型策略,以便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工作中持续发挥乡村特色优势产业的现实价值。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安徽省小岗村的时代方位及发展路径思考 ——谨以此文纪念农村改革40周年

我国农村进行改革已经40周年,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2018中央一号文件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五个新”总体布局和“三步走”战略规划,为新时代“三农”改革指明了方向。安徽 省小岗村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应该抓住“乡村振兴战略”的机遇,在新时代的农村改革中应该走在乡村振兴的前列,坚持 做中国击楫中流的农村时代改革先锋。以小岗精神来引领小岗乡村振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现代化的农业发展体 系和乡村治理体系。     

数字经济时代农村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

数字经济驱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语言文字是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的主要载体,乡村语言生活是三农问题发展情况的重要截面,乡村语言服务是三农问题发展过程有力支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法》,将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五个方面,分析乡村语言生活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变化,以及乡村语言服务乡村振兴的相应对策路径。最后从城乡融合和扶持监督的角度,探讨数字经济时代,乡村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和语言服务的新任务。     

基于人性假设的自组织乡村振兴研究：古人智慧借鉴

自组织乡村振兴是乡村振兴局进行的先富帮后富授渔、受渔1+1>2双赢合作,自助实现飞地经济生态位的正向演化。人性假设视角,自组织乡村振兴包括四种方式,即“经济人”与X理论型自组织乡村振兴、“自我实现人”与Y理论型自组织乡村振兴、“社会人”与Z理论型自组织乡村振兴、“复杂人”与超Y理论型自组织乡村振兴方式。战国李冰、北宋范仲淹、明朝徽商等古代基于人性假设的自组织乡村振兴（授、受渔劳动致富）的经验与智慧,对现代自组织乡村振兴的借鉴价值历久弥新。     

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乡村振兴的基础。提升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质量,扎实有序做好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工作,需要重构乡村振兴中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优化社区自组织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构建新型乡村社区“三社联动”机制,构建多层次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格局。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效法“枫桥经验”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地方性治理规范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给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增权赋能。构建乡村治理法治体系的主要路径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凸显基层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民主意识,强化家庭家教家风在乡村治理中的修复功能,重视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乡村发展的历史沿革:基于公共选择视角

利益协调与激励兼容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从公共选择视角,考察近代至今的中国乡村发展建设与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发现:在农业与农村发展中,必须注意政府与农民的良性互动,注意解决二者的利益协调和激励兼容.这一结论意味着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应注意解决公共投入与农村居民的公共需求的匹配问题,应将强化乡村治理的组织资源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并且积极培育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资源.     

民俗传统与乡村振兴

民俗传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民俗传统包含生态、生计、社会、信仰与道德伦理及村落文艺等五大类型。村落民俗传统助力乡村振兴有七大途径:利用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重建乡村精神传统;运用乡规民约之乡村自治传统,实现乡村德治、法治、自治的三治合一;传扬乡贤文化,发挥乡贤与民间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带动和组织作用;以村落节庆、人生仪式传统,增强乡村人际互动,传承与增进乡风文明;以村落口头传统、乡土表演艺术,讲好村落故事;从传统村落与环境协调的生态利用经验中,提炼民俗智慧,为当代村落布局、环境治理等提出对策性的研究意见;发掘村落生计资源,以地方物产、地方特色手艺来助力乡村生产。民俗文化传统助力乡村振兴主要有三大原则:保持和传承乡村民俗文化的品质特性,不能简单地将城市文化移到乡村;对一些乡村的村落传统应该有选择性地传承;要充分重视人、地、物有机复合,强调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产业业态三态并重的整体复兴。     

民贸民品优惠政策助力民族地区 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实践策略

民贸民品优惠政策是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如何与乡村振兴内在契合并发挥作用,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通过分析发现,民贸民品优惠政策在乡村振兴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和生态振兴等五个层面均有其独特作用,并且,在此过程中,利益联结机制、资源、参与、认同均是其内在机理的关键环节。因而,要实现民贸民品优惠政策有效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就必须将外源驱动力与内源驱动力相结合,发挥出内源驱动力的根本性作用。     

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组织动员机制刍议

构建现代化的组织动员机制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保障。面对城乡区域转型中的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城乡利益格局重大调整,西部地区农村现有的组织动员机制面临严峻挑战。基于组织动员机制在不同领域对乡村基层政府、农业产业化企业、民间社会组织和广大农户等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实现集体行动的积极作用,结合国内外乡村振兴组织动员的成功实践,分析比较西部地区乡村振兴中的组织动员构成要素和基本类型,提出在现代化组织动员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的构建完善中,西部地区应通过加快培育基层政府、社会和农村集体、精英贤达等各类动员力量,积极调动城乡社会资源和整合不同社会组织,共同助力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关于金融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调查研究——以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农商行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从“实施”到“全面推进”,不仅是战略上的转变,还表明我国乡村振兴已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离不开金融服务这一重要助力。然而,我国乡村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仍存在较多问题。如何将金融服务与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有效衔接,已然成为更重要的议题。本调研报告以荆州市公安农商行及其助力的埠河镇复兴场村为调研区域,对公安农商行金融服务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案和建议,旨在为金融机构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经验与借鉴,进而提高金融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能力与水平。     

“慢城”何以“快干”:乡村旅游产业振兴的多元共治路径

乡村产业振兴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后劲与潜力,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因地制宜、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路径。在运用案例分析法、访谈法对S镇国际慢城项目展开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市场、社会在乡村旅游产业振兴中协同共治的三维分析框架,指出在组织管理、资源投入和政策指引上以政府为主导的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存在规划滞后和项目先行,政府政绩主导下盲目开发、旅游产业与乡村发展耦合性偏离等问题。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应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构建多元主体的合作机制、多方资金的整合机制以及多重利益的协调机制,共同克服管理程序缺乏严格规范、项目投入缺少市场研判、政策指引不力等问题,共同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