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伯希和的学术交往述论

在中法近代学术史上,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陈寅恪(1890～1969)的交往十分重要,是不容忽视的.两位学者在治学方法、研究领域上有较多的一致之处,并在敦煌学、藏学、蒙元史及中亚史、突厥学等学术领域的研究互有影响,其结果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型,加深了法中两国学者的了解.     

序跋：理解陈寅恪学术理路的一种向度

史学巨擘陈寅恪对于其自身治学历程与学术理路,生命感慨与世事洞察的不少自述,均散见于为他人著述所做的的序言,以及略征旧籍参证的跋文、“书后”当中。这些文字既是在对原作者“了解之同情”基础上对其作品意义的深入阐发和推许,也是陈寅恪夫子自道以告慰友朋的一种途径。从而成为理解陈氏学术路径、治学精神与人生价值的重要资料。藉此也可更深入地理解陈寅恪的史学方法与史学精神,并呈现另一种可能近乎陈寅恪其人及其学说的解释模式。     

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论陈寅恪的学术追求

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往往重考;他走的实际上是一条"讲宋学,做汉学"的路子:透发出一种重义理、重文化大义的"宋学精神",在现代科学理性的烛照下,闪烁着一种人文主义的光芒,呈显出一种在史料中寻史识的"新汉学"的研究思路--陈氏尝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正显示出他本人通过史料考辨"重建信史"的学术自信.基于此,陈氏自觉地将乾嘉诸老与西学的科学方法融会贯通,卓尔自运,建树惊人.陈氏的学术成就,足可视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界标.循此而向上穷波讨源、追溯本根,可爬梳出晚清、民初之际学术思想、学术流派、学术格局的变革脉络;向下推源及流,支离漫衍,可透析出晚近以迄于今的学术风气、学术范式、学术路向的分合离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氏确为20世纪中国最具人文品格与学术魅力的杰出学者,是20世纪中国人文社科界罕见的足可与世界学术水平对话并取得领先地位的史学大师.正是陈氏,使中国史学跃上同情式考述的历史新高.     

以王观陈：重审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双重解释

陈寅恪就王国维之死提出"殉文化"说与"殉真理"说,通过"以王观陈"的方法来重审二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陈寅恪赋予"纲纪"以制度与理想的双重维度,以之定义中国文化,切中王国维的关怀与认识,且抓住其与辛亥前后学界主流观点的关键区别;陈寅恪笔下的王国维与王国维笔下的苏格拉底存在多重呼应,二者都是在古典文明衰落、城邦道德堕落背景下知德合一的"理想人物",关乎共通的学术理想;二说主题的转换还对应王国维的治学转向,隐含王、陈共所担忧的西方哲学与华夏固有道德政治学"不相化合"的问题,也暗示知识人在这其中的困境与使命。可见,陈寅恪由"死亡"这一根本问题,带出关乎"生存"的深切思考,所追问的乃是民族盛衰之由、学术兴废之途及知识人进退之道。     

杨联陞的学术转向及论学旨趣述论

杨联陞是继伯希和之后享誉国际汉学界的学术警察,不仅亲历了20世纪汉学界从欧洲向美国的转向,而且为战后崛起的美国汉学（中国学）研究把关。有意思的是,他个人的学术之途恰与大趋势逆向,从社会科学转向中国文史之学,再转向欧洲汉学的立场,教洋人读书,以学术批评引导和纠正国际汉学研究的趋向与弊病。其论学主张“深入中国文献的内部而尽其曲折”,强调解读本事与寻绎本意。这对于迫切渴望在国际学术界谋得一席之地的中国文史之学而言,不无启迪。     

Hymes对Chomsky语言理论学术批评的理据、要旨及反响

Hymes提出并分析了对Chomsky语言理论的学术批评,其学术批评的理据一方面基于"乔姆斯基的工作"存在的理论缺陷,语言研究途径与方法存在不合理性;另一方面Hymes关于"社会建构语言学"的思想主张与Chomsky的"常规语言理论"形成极度反差,二者难以弥合而产生冲突动力,学术批评由此产生。Hymes对Chomsky的学术批评以《句法结构》和《句法理论要略》为范围,聚焦Chomsky的"语言理论"及其核心概念"语言能力"。由之,对Hymes学术批评的社会语言学立场和人类文化语言学立论作出解释和再评论,对Hymes在批评Chomsky语言理论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交际能力"概念以及后结构主义对这一概念的运用进行再考察,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