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庆典中的认同建构与国家的“在场”——以河南蒙古族的“那达慕”为例

在青海省黄河南部有一部分特殊的蒙古族群体,在与周围藏族长达700多年的互动往来中,因逐渐丧失本民族的文化特质,而常常被外界误识为"藏民"。80年代以来,在国家民族政策的影响下,这一族群尝试通过复振蒙古民族的文化传统,重塑民族特色和形象。本文以其中较为典型的文化复振活动--那达慕为例,通过对河南蒙古族恢复那达慕的过程的叙述,旨在探讨该族群如何借助这一仪式活动,来建构和强化身份认同意识,并进一步揭示了该仪式中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     

丹巴百年来政治、经济及习俗演变——以章谷屯的设立与发展为例

在平定＂大小金川之乱＂后,清政府在章谷建立屯兵制度。章谷屯兵制度的设立和发展推动了炉霍屯的建立,其后,清政府又利用章谷屯与炉霍屯的合力,趁势废除了革什咱土司等。因此,清代章谷屯的设立对于丹巴地区最终设立县制具有重要意义。与章谷屯的设立与发展相伴随的是丹巴地区在宗教、经济、文化方面的融合与发展。宗教方面,墨尔多神山升格为国家神灵,同时,文昌阁、关帝庙、观音庙等汉地传统神祗传入丹巴;物产方面,玉米、土豆等传入,玉米饼、酸菜汤、老腊肉成为丹巴地区的特色食品;农业方面,章谷屯建立后,农业耕作转向精耕细作,耕作工具大为丰富和发展;建筑方面,传统的防卫型碉楼与宜居型的碉房相得益彰,形成独具特色的丹巴民居画卷。     

“投毒”与唐代吐蕃政治——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包含了许多关于“投毒”的信息,贯穿了整个吐蕃王朝历史.依据这些记载可以透视吐蕃政治生活中的赞普与外戚、大臣之间的权利争斗,而这些争斗中隐含着吐蕃社会生活中的佛苯之间矛盾.另外,通过投毒手段、制毒过程等信息,可以看到“投毒”是唐代吐蕃政治生活的惯用手段以及吐蕃时代的一种民俗,这种方式可以迅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甚至影响到吐蕃内部政局稳定或者外部归附势力的安定程度.     

“民族国家”理想与多民族现实的冲突与调和——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中心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首先选择了分的思维,深受西方排他性民族主义的影响,以他为首的革命党人起初希望在中国建立排满的汉族国家;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分裂的危机,孙中山单一民族建国的理想向现实妥协,提出带有和的色彩的民族统一、五族一家,不分种族的思想理路,进而最终选择了合的思维,中华民族的概念成为主导,实现了民族国家理想和多民族现实矛盾的调和,为中国式民族国家的建构找到了自己的发展之路。从单一民族国家到多民族国家构建的思想变化也反映了中国人在与西方人交往过程中的模式转变,以及从西方化到中国化的历程。必须明确的是:在本土化过程中,既要善于吸收并借鉴西方的历史经验,但绝不能照搬,否则,就会铸成大错。     

话语的交错与“经验”的同构——以海峡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为中心

海峡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虽经由不同的政治文化生态而表现出"经验"与抒张的差异,但是,作为同是中华民族文化版图上的少数族群,在全球化态势快速趋向的当下,则共同面临着无尽的尴尬和不可逃避的困难。将其并置而加以考察和辩证,可以从一个侧面探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形态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及其意义。     

论民族、民族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以中国本土学术话语中的“民族”为中心

中国本土学术话语中的“民族”概念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古代“族”的概念以及“族类”观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群体分类体系.近代“民族”的使用始于西方术语翻译和汉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明显受到西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长期在我国民族理论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围绕民族译名及民族形成问题出现过几次论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民族概念的讨论日益朝解构和多元反思的方向发展.综而观之,中国本土民族概念的传统导源于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强大的包容性使其逐渐形成了内涵丰富、外延宽泛、使用灵活的独特话语体系.目前学界对民族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使用不够规范,建议把民族国家作为特指性概念专门指称西欧早期民族国家,而把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泛指性概念,用来指称所有时期和类型的民族国家.     

关帝“护法神”形象在藏传佛教中的建构与显化——以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师徒的著述为中心

关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关公信仰则是儒释道合流的重要体现,围绕其展开的文化、宗教实践和影响深入到汉、藏、满、蒙古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大区域。这一信仰在藏传佛教中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师徒则是推动这一信仰得到文本支持并被规范化的关键人物。其中,三世土观呼图克图的著作明显表现出树立传承自龙树师徒之正统的意愿,结合相关人物传记中与外道持续交锋的记载,其对关公信仰修供文本的进一步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宣扬教法正统性的辅助措施;而这也是藏传佛教中国化在历史上的一个代表性体现。对于“关公/关帝”这一重要而复杂的文化母题,研究并理解其形象在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中的显化与内涵,以及这种建构所扎根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是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长期过程和灿烂成果的有力切入点,也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支撑。     

青海东部“家西番”的机缘与形成——以清代牌楼沟碑刻为中心

西宁浅山地区的牌楼沟村是一个汉、番混居的村落,在清中后期经历了从陈氏“汉行番俗”到马氏“番汉二礼两相并行”的变化.作为“番”、“汉”家族所具有的族群意识,是在不同的语境中,针对不同的对象,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借以地城变迁为背景,通过对牌楼沟村汉、番两个家族的考察,再现他们因应国家的边疆政策及其开发、社会环境的改变,调适自身的族群意识与身份认同的过程,揭示省藩中间地带国家、地方/族群精英与乡村社会形成和变迁的互动关系.“番”的身份标签被利用来参与乡村社会权力与资源的竞争.“家西番”的形成既受国家治边理念与实践的影响,也取决于当地以“寺族”为主的社会结构.此外,内部双方的竞争及其外在公共认知的变化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中华民族伦理认同框架的规范内核与制度预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的重要伦理要旨,对于型构中华民族伦理的认同框架具有引领效能,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中华民族伦理具有承接历史的知识框架、指向当下的共识框架、面向未来的实践框架,形成了“知”“信”“行”结合的整全伦理体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中华民族伦理在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层面上具有规范性要求,就其规范内核来看,在国家层面上坚持集体主义的能动思维,在社会层面上具有制度理性的治理秩序,在个人层面上具有向往共同良善的道德方向。为了保障这一伦理的实效,应当在制度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持依法治国的根本方略,促进社会治理的稳定有序格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实现人民教育,促进个人修养的逐步提升,最终实现横亘历史、当下、未来,贯穿国家、社会、个人的整全的中华民族伦理认同框架。     

试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历史基础——以明清广西瑶壮族群从“生蛮”到民户演变为中心的探讨

在明清不断加强对内在边疆治理的背景下,广西很多瑶壮族群被纳入王朝的户籍系统,通过编户入籍,瑶壮族群由“生蛮”转变为熟瑶、熟壮,并在赋役制度方面逐步与民户趋于一致。又因文教普及政策的推行,瑶壮族群风俗、习性随之改变;加之瑶壮族群中通过就学、应试,走传统中国社会通过科举晋升道路而被授予精英地位的人不断涌现,因而这些编入户籍、赋役与民趋同,且接受文教熏陶的瑶壮族群逐渐被视为“与民无异”。最后,通过人口统计和汇总制度,那些被官方视为“向化”的瑶壮族群被统计和汇总为民户的人口数据,由此实现了官方对瑶壮族群由“熟户”向“民户”转变的制度确认。概言之,瑶壮族群从“生蛮”到“民户”的演变过程就是瑶壮族群逐步与民户一体化的过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实践。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以“五族共和”为中心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的重要阶段,其基本情态就是"五族共和"。它是一个历史建构过程,包括思想文化领域与政治实践领域的双重认同与整合,同时也表明了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历史转折。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五族共和"在理论认识和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严重的现实困境和诸多问题,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仍然面临严重的危机和挑战。     

词条叙事：文学人类学的新对象与新可能——以“折毛”的“罗斯宇宙”为例

“折毛”创作古罗斯地方史的事件引发了公众的持续关注。一贯提倡消解学科边界的文学人类学在聚焦此事件的同时也在尝试拓展自身的对象域和问题域。本文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关注“折毛”创作“罗斯宇宙”的个案,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词条体小说。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下进行词条叙事的新文体探索,重新探讨“虚构事实”之间的关系。结合人类学独特的方法审视“折毛”写作词条体小说的实践过程,分析在进行地方性知识写作实践时所依托的共享文化符号池,以期为文学人类学的发展开辟新的可能。     

双重周边地带的宗教共存现象及其演变——以舟曲县藏传佛教与地方神“婆婆”的关系为例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存在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经过"3·14"事件可以看出,该县藏传佛教与地方神"婆婆"的和平相处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地方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应该继续加强该地区的宗教交流,消除不利影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教育、政策与文化：指向“常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以广西L县民族干部成长为中心的质性研究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之纲指明我党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内涵。鉴于以往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中,缺乏对实践经验的深刻认识,逐渐与新时代民族工作新要求相脱节,因而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常人学研究方法,以民族干部为研究对象,深入解剖民族干部的日常活动,从行动的权宜性、场景性、索引性和反身性及可说明性出发,说明民族干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发作用,以此分析我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规律,并在“一般”和“特殊”的双向理解中,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方式。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话语的构建历程及其逻辑--以《人民日报》文本为中心的考察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萌芽和20世纪90年代的孕育,中国共产党在2005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话语。随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念和理论的变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话语的内涵也日趋丰富和完善,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后成熟定型。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大众传媒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话语转化成大众喜闻乐见的生活话语,从而塑造大众的中华民族观念,有利于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话语的构建遵循话语生产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逻辑、话语传播从学术到政治再到大众的延展逻辑、话语内涵从单一到复合的发展逻辑。     

传承、更新与借助：对藏族“戎亢”的解读——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麻当乡为例

甘南藏族自治州霍尔藏部落普遍存在一种特有的民间社区制度"戎亢"。它是当地藏族群众开展日常宗教活动的辅助地点,也是节日庆典娱乐的场所,更是解决社区纠纷的中心。本文通过对"戎亢"运作模式的透视,分析其性质和功能,探讨这一少数民族民间社区制度所承载的现实意义及其发展趋势。     

“以心换心”：费孝通及中央民族访问团在贵州访问的经历与意义

20世纪50年代费孝通及中央民族访问团在贵州的访问经历,在贵州省乃至中国民族工作史及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中,都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对费孝通而言,访问团经历是其学术思想的转折点。对贵州而言,访问团在贵州参与的民族工作及其后果,本身就是一项长达70余年民族平等关系政策的省级实验,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经验,当下更可成为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省级样板。     

跨越“对称”边界：礼物与礼数的交换——以临夏八坊社会的礼品流动为例

学界关于礼物交换的研究多遵循莫斯的经典理论路径,讲求送礼与回礼的对称,注重探究礼物的神圣性,追寻“礼物之灵”的内核所在,但八坊社会日常的礼物流动在表面看来却并未完全遵循对称互惠的往来规则。在当地,送礼者着意物品样式与种类的搭配,受礼者关注其蕴含情谊和心意的表达,前者不甚期待回礼,后者不太强调多寡,故以所谓的传统礼物互动来刻画赠予者与收受者的关系似乎并不完美。深究即可发现,表象之下,八坊人实际想借助礼物流动构建的是送礼者与群体伦理间的交换脉络,由社会勾勒出的“礼数”将最终完成回礼并展现出一定的对称特征。由此出发,对礼物互惠的进一步讨论,在交换主体及社会因素上的拓展似乎成为一种必然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