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治理：后疫情时代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常态化治理路径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各国应对方式主要表现为“强国家,弱社会”式刚性治理和“弱国家,强社会”式柔性治理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采取自下而上的柔性治理造成风险应对失效,而我国采取自上而下的刚性治理模式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然而,“流动性”与“精准性”的风险社会治理内在矛盾使刚性治理存在治理风险。为了应对疫情常态化治理的要求,在柔性治理和刚性治理之间存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韧性治理机制。通过韧性治理自发性、自适性、主动性的动态治理模式,进行政府韧性、社会韧性、公民韧性和环境韧性建构,可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流动性、随机性、复杂性和不可控性。     

论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与文化立场

从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创作中的文化动因出发,从文学与文化的层面,探讨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所形成的新的世界主义,可以发现纳博科夫的创作目的在于寻求一种人类理想化的存在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其创作的文化立场和世界主义倾向。多元文化背景使纳博科夫能够结合自身流亡经历,更好地展现后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错位问题与身份认同危机,从而具备了世界性的文学视野和民族文化站位中的超然立场。因此,将世界主义视角引入纳博科夫研究,将有助于理解跨民族、跨文化文学交往过程中的“他性”和“差异”。     

论世界主义及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资鉴意义

世界主义者在反思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一种全球共同体的观念。全球共同体既是世界主义确证全球正义等规范原则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其理想目标。建构全球共同体包括三个方面:全球正义是道德基础,世界主义民主是制度保证,培养世界公民则是其文化条件。世界主义的全球共同体观念在批判霸权主义、促进世界正义等方面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一致性;但是两者在对民族国家的作用、世界正义的主体以及价值的普遍性和共同性的理解上存在本质区别。我们既要避免世界主义的内在缺陷,又要借鉴其积极因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提供理论资鉴。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及其核心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地包含着某种全球正义意蕴,全球正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构成要素和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本身也要遵守全球正义的基本原则。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高度契合性,因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正义意蕴的诠释进路应当是世界主义的,而非社群主义的。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制度是建设较高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回避的问题,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则是引导和调节全球基本结构与全球基本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全球制度的首要美德,而不仅仅是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民族国家在相互交往时应当遵守的国际交往规则。作为全球制度伦理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包含三个核心理念——规范个体主义、伦理普遍主义、平等主义的全球分配正义,为评估和评判全球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准则。倡导世界主义全球正义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缩小各国在价值观层面的分歧,也有助于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全球本土化”:世界风险社会与全球治理危机之出路

“全球本土化”是在世界风险社会背景下解决全球治理危机的新出路。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脱钩趋势,似乎在埋葬全球化,各国“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反映了全球治理的不足与缺位,世界风险社会正呼唤新的治理秩序。“全球本土化”作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新模式,意味着在全球治理缺位和全球性挑战蔓延的双重背景下,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可以结合本土化治理体系,进行全球治理危机的应对。在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中国有望率先通过乡村的全面振兴、发挥乡村本土化优势,开创出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全球本土化新实践,以“有组织地负起责任”,为各国应对全球治理危机开拓出新的治理模式。     

超越民族国家范式，回归“大同”理念

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西方政治学界用来定义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概念。民族国家范式引发一系列的世界性问题，如世界安全问题，帝国主义问题，民族排外问题等等。与西方学者试图解构民族国家范式的努力相比较，大同理念实现了对民族国家范式的超越。康有为的大同理念指出了世界走向大同的必要性、可能性与步骤，梁启超指出应建设世界主义的国家。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必须要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大同理念。     

论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文学的策略应对

“全球化”是世界性的潮流和必然趋势,回避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全球化”决不是无原则的要求民族国家全盘吸收外来文化,也不是导致民族国家消弭自身的民族文化特征。在全球化语境中,我们应该引起重视的是民族国家如何进行民族文化的策略应对。     

民族国家是否已经过时——对全球正义的一种批判性考察

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文化多元主义思潮对现有的民族国家体系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很多研究全球正义的学者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了。但是,构成全球正义观念基础的世界主义理念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世界主义的最终落脚点是抽象的个人概念,而不管这些人是属于哪一个种族、文化社团、宗教群体或者民族国家,实际上,我们都是作为特定的社会身份的承担者而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真正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民族国家就是保障和实施个人政治经济权利的最重要的政治舞台。虽然民族国家对本国公民承担着特殊的义务,但是在解决诸如经济不平等等许多全球性问题的时候,民族国家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和角色作用

当今时代,大国政治博弈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与价值日益凸显。地位和角色的转变赋予了“全球南方”独特的理论价值,其逐渐超越传统以经济属性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念,成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国际政治新概念,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角和路径。全球南方国家均非美西方盟友的核心成员,未处于国际权力体系的中心地位,具有相似的国际境遇、利益诉求、发展任务和政治主张。在国际秩序重构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主张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宗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实现平等共治、合作共赢。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迫切要求,主张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捍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公平贸易,通过改革与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应对挑战,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南南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还能为完善现行国际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党中央在民族工作领域的重大决策部署。这一新论断是对“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等政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根据党的二十大关于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有关部署,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上要融入国家统一的现代经济体系,政治上要全面推进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建设,文化上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社会建设上要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态上民族地区要全面融入生态文明现代化进程。     

罗尔斯＂万民法＂第八条探源

罗尔斯“万民法”原则由最初的七条发展为后来的八条,个中原因值得思考。罗尔斯《正义论》使世界主义者得出了“罗尔斯推论”,作为回应,罗尔斯在1999年版《万民法》中补充了“人民要援助负担不利条件的社会的义务”,但仍然反对“罗尔斯推论”,原因有三个：全球无政府状态、合法性优先于正义、国家自主权优先。     

论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教育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超越了政府间谈判和国际法的范畴,成为全球参与的公共运动。作为“人类共同关切事项”,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正促使全球公民社会发展壮大。当前,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国家层面的法律和政策推动与新时期公民教育战略相结合,鼓励和引导非政府组织作为载体,将激励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教育“公共性”的转型。     

殊途同归：吉登斯与沃勒斯坦的结构主义社会批判

吉登斯与沃勒斯坦虽同为当代英美左翼结构主义思潮之代表,但他们在社会批判的路数上差异明显。吉登斯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认为社会活动重组所产生的、诱发的风险“脱域”是结构的内在主线,以关注日常为内涵的“生活的政治”则是风险中的应有主题。受马克思影响较多的沃勒斯坦则将社会结构阐释为以生产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认为分工塑造了社会活动的重组,分工中的结构失衡则是风险的来源,突破现有体系才是唯一出路。总体看来,吉登斯与沃勒斯坦叙事的起点分别为民族国家与经济生产,主线分别为脱域与分工,主张则分别为生活的政治与体系的突破,而对先验结构概念的执著和由此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产生的疏离,则是二人的共同特点。     

建构“全球化”的三种意识形态及其比较研究

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全球化”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全球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体建构性,客观表象背后往往渗透着不同主体的期待和建构。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全球主义是当今世界建构全球化的主要意识形态,三者对于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关系重建中的地位问题,以及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同利益诉求的关系问题的看法上具有本质区别。“和谐世界”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塑国际主义理念,推动全球化朝着世界各国人民共建共享的方向发展的新理念。     

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全球市场改革和信息技术的巨大推动力使得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这两股方向相反的全球浪潮兴起,并构成了全球社会运动的实际内容。但是,民族国家的自私性,使得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变成为维护最强大国家利益的工具,因而无法实现全球的“善治”。这样,全球“风险社会”就为全球社会运动成为一个全球治理层次而发挥相应的功能提供了可能。但是,全球社会运动毕竟是国际环境中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同时也缺乏必要的强制性权力,因此,全球社会运动的治理功能是非常有限的。     

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由全球化所引发的全球性人类困境问题使传统民族国家政府行为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全球性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由此兴起。西方理论界在多个维度上探讨关于全球治理问题，涉及到民族国家主权、公民社会、世界主义民主模式、文明与文化等诸多方面。同时，各国政府、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以及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等也纷纷转变传统的行为模式，为全球治理的实践发展作出了重要的探索。     

德法共治--解决"社会乏力症"的必由之路

人类社会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 ,世界各国都经过了从“德治—德法共治—人治—法治”的发展轨迹。但随着纯粹法治的推行 ,却带来了“社会乏力症”的弊端 ,并已成为世界性的热点问题 ,而我国却很少有人关注这一问题。本文分析了当代法治国家“社会乏力症”在我国的表现形式及其成因 ,论证了新层次的“德法共治”是解决当代各国“社会乏力症”的有效办法 ,并提出了落实“德法共治”主张的基本思路     

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湖北人”污名的分析

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针对不同群体的污名现象。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湖北人”污名为例,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分析了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研究发现,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表现出突发性、内隐性和单向性等突出特点,社会风险及其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信任危机以及风险意识的形成和传播等因素共同导致了污名的产生和扩散。污名应对的中国经验表明,结合风险社会的特点,通过政府、专家、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有助于提升预防风险和治理风险的能力,合力消除污名,这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也应进行更深入研究。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世界各国应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共同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具有的全球视野和世界主义胸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和平，为人类谋大同的崇高价值追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产生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入思考，     

论五四前后的世界主义

受一战影响,源于西方的世界主义在20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五四前后渐成一种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群,作为活跃于彼时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的三大政治力量,都或隐或现地表现出世界主义思想倾向。于政治观上言之,他们世界主义虽各有所张,然亦显见其相类之处,或谓为原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意识在中国具体情势下之调整,其世界主义背后的深沉国家关怀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