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朝鲜对清朝政策的演变(1863—1905)

国家是外交决策的主体,朝鲜的外交近代化并不纯粹是一个"刺激—反应"的被动过程;朝鲜对清朝关系的亲近抑或疏远,始终服从于朝鲜内政的现实需要。从"藩臣无外交"到"以夷制华"、"脱清独立",朝鲜对清朝的政策延续了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其变化过程反映了朝鲜政治的风云变化,也体现了朝鲜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权观念的增强,是"开港"之后朝鲜主动适应近代条约体制、积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结果。然而,一个缺乏统合性的政权,其外交政策难以保证连续性和有效性;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力,它在国际社会上也不会拥有真正的外交权力。当朝鲜统治层还在为权力而争斗、朝鲜上下还在为"脱清、自主"而纠结的时候,朝鲜已经无法扭转日渐沦亡的命运。     

光绪朝中朝关系研究

受近代东亚国际形势和外交秩序影响,光绪朝清廷开始对中朝传统宗藩关系进行改造。时人为增强这一关系提出了诸多建议,清廷也开始用近代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去加以强化。此等努力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关系,但终难逃失败命运。甲午战争,中国挫败,不仅导致这一关系彻底终结,而且导致日本开始奴役中国和朝鲜。历史显示：中国富强发达不会给朝鲜带来威胁,相反,中国软弱却不利于中国和朝鲜的安全与安定。     

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李鸿章与朝鲜

李鸿章的洋务外交活动中,对朝鲜外交是一项重要内容,留下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李鸿章十分重视与朝鲜的外交。在坚持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李鸿章积极帮助朝鲜抵御列强的侵略;敦促朝鲜政府,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内政,开放对外贸易。中国被迫卷入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清廷顾及维护朝鲜的权益。这反应了李鸿章洋务外交的若干特点。     

李鸿章与“球案”

1871年,台湾牡丹社人错杀漂至台湾的琉球人,引起中日争端,日本趁机派员驻琉球代办一切外交事项,并于1874年大举进攻台湾,迫使清廷缔结中日《北京专条》,造成清廷在中日交涉中处于被动地位。1875年6月,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前往琉球宣告琉球改制,强迫琉球改奉日本年号,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臣属关系。此举引起中国朝野轰动,史称“球案”。“球案”发生后,清政府根据琉球国王的求援,基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琉球的保护义务,同日本进行多次交涉。与此同时,清廷朝野各抒己见,出谋划策,围绕“球案”与诸国对华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以寻求解决方案。在“球案”的整个处理过程中,手握清廷通商、外交、海防等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柳成龙《惩毖录》的史料价值——兼论柳成龙关于明朝江南人沈惟敬的评价

柳成龙在壬辰、丁酉之役中作为朝鲜的领议政,掌管朝鲜军政大政,为恢复朝鲜兵制、改善筑城技术和训练朝鲜士卒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作为朝鲜的首相,其负责接待明朝将领,并协调与明军联合作战,督运粮草,在协调明军与朝鲜军队作战的战略战术中体现了高超的外交手段。其晚年撰写的关于壬辰、丁酉倭乱的《惩毖录》,虽体例非一,但据本人亲历事迹秉笔直书,堪称实录,留下了研究壬辰倭乱时期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尤其是对明朝派去主持议和活动、长期为学术界定性为"市井无赖"的浙江人沈惟敬辩诬,值得后人重视和进一步研究。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对华观的矛盾现象——以日本对清朝的军事情报活动为中心

江户幕府时期的日本,其对华观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贱视清朝,视清朝为"夷狄",坚持拒绝与清朝通交的立场;另一方面,却又特别重视清朝,视清朝为日本主要的威胁。日本江户幕府虽然与清朝没有官方交往,但却利用其周邻外交和唐船贸易的信息渠道,在搜集清朝"三藩之乱"、乾隆帝南巡等政治情报的同时,尤其重视搜集舆地、军政、武备技术等清朝军事方面的情报。贱视清朝,主要是从文化心态层面出发的,江户幕府主政官员深受儒家"华夷观"的影响;重视清朝,则是从现实层面出发的,毕竟当时的日本国力较弱,并不具备与清朝抗衡的军事实力。如此看似矛盾的对华观,也正是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涉华行为的特征。     

岭南明遗民僧函可"私携逆书"案述析

岭南明遗民僧函可于清顺治四年因“私携逆书”在金陵被逮捕,后被清廷提审并流放沈阳。这是一宗与南方士人的反清复明地下运动相关,并牵涉到时任“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的明降臣洪承畴的大案。论者或认为它是“清代第一宗文字狱”;而本文则通过对当时形势与案情的分析,证明它是一宗反清“谋叛案”。     

清代漠北科布多地区的内地商民贸易及其管理

清代漠北地区内地商民之存在乃清朝强化该地区治理的结果。康熙后清廷在科布多地区屯军，推动内地商民前往经商，导致其商业兴起与买卖城的兴建。为管理这些商民，清廷设置了多重管理机构。内地商民不仅与科布多地方官府间关系密切，商民内部也联系紧密。同治后诸多不利因素导致了该地区商业的日渐衰落。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的存在对清朝西北边疆地区的治理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清廷管理的不足以及商民自身存在的问题反过来又影响到清代对该地区的治理。     

试析乾隆二十九年的盛京会审——兼论盛京会审与凤凰城会审的差异

乾隆二十九年朝鲜人金凤守、金世柱等在越境贸易的过程中误杀凤凰城甲军常德,由于该案被害人为清朝士兵的特殊身份,清朝对该案的审理突破了既有的以凤凰城会审为代表的中朝会审制度,而实行了盛京会审的特例。在既往的研究中,盛京会审与凤凰城会审往往被混为一谈,然而事实上本次盛京会审与凤凰城会审在司法程序、主审部门、审判结果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本次盛京会审本质上反映的是清朝将在中朝会审制度下让渡于朝鲜的司法审判自主权的收回,进一步说明了清鲜封贡关系下朝鲜对越境犯罪案件所拥有的司法审判权附属于清朝的特征,其得与失完全取决于清朝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判断与权衡。     

朝鲜义勇军的活动与中国朝鲜族历史的联系

朝鲜义勇军的前身是朝鲜义勇队,基本队员是东北朝鲜族青年,其主力转移到太行山后,改组为朝鲜义勇军,配合八路军抗战。根据形势发展,在延安组建了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优秀的朝鲜族革命干部承担主要的领导和培养工作。日本投降后,朝鲜义勇军挺进东北,一部去朝鲜,剩下的被编成三个支队,在朝鲜族聚居区进行活动,促进了朝鲜族社会历史的发展。     

乾隆查处新疆贪污大案述评

清朝乾隆后期,清廷接连查处了新疆发生的多起政府官员贪污、走私、受贿等重大案件。其中情节特别严重的案件有三起:一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案发的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私采私贩玉石案;二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案发的哈密通判经方私亏库     

清韩宗藩关系的解体及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从 1 9世纪 80年代开始 ,清政府对朝鲜采取了积极干预、强化清韩宗藩关系的政策。本文论述了这一政策的历史背景、具体做法、失败原因 ,认为这一政策是清朝此间政治、外交上的一个积极举措 ;这一政策的失败 ,是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失败的一个重要环节 ,与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关于嘉庆年间广东海盗的几个问题

清朝中衰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以白莲教为主的农民起义与各种社会动乱交织一体。嘉庆年间浙闽粤沿海大股海盗的出现，加剧了清朝统治的危机。在国内关于嘉庆时期海盗问题的研究中，闽浙方面的蔡牵匪股曾有人作过探讨，①但广东方面郑一、郑一嫂、张保仔等大股海盗的活动却被人...     

清朝前中期牙行制度的特点及其利弊

牙行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职能也随着商品市场的发展而不断扩大.清朝前中期的牙行除了履行其基本职能外,还被清廷赋予了某些官方职能,也就给市场的运行带来了一些新的因素.本文从多个方面探讨清朝前中期牙行制度的特征与本质,并分析其在商品交换以及市场管理方面的利与弊.     

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清朝中国形象的嬗变及其内因

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清朝形象的感知与描述与其隶属的朝鲜朝社会或朝鲜朝士大夫阶层对清朝的总体想象密不可分。但具体到特定的经验个体,由于其具体身份不同、对异国的观察时间与观察程度不同,因而所得出的结果也必然有所不同。而出自对清朝社会观察时间较长、观察次数较频与观察程度较深的作者之手的＂使华录＂文本,会较少受到朝鲜朝社会对中国总体想象的影响,我们从中也能够更加全面、透彻地观察清朝社会的＂实像＂。     

清鲜关系中清朝礼制的张力——以康熙年间清朝册封朝鲜王世弟为中心

册封是清鲜关系的重要基础。清朝利用册封巩固上国与属国之间的封贡关系,朝鲜受清朝的册封,获得王室的正统性,确保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军事上的安全。康熙六十年,朝鲜在国内激烈的党争中,请封延礽君李昑为世弟,而康熙三十五年,清朝曾据《明会典》中"待王与王妃年五十无嫡,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拒绝过朝鲜请封世子。这次在北京的奏请也是困难重重,经过朝鲜使臣多方面的努力,最终考虑到维持朝鲜国内政治的稳定,康熙帝特准册封,但是也警告"兄弟继及,一时之权道",强调王位继承的礼制问题。从请封到准封的过程表现出,清朝对朝鲜加强礼治,朝鲜对其以"礼的言说"应对,逐步置于以清朝为中心的"礼"之世界秩序。     

冷战后朝鲜内政与外交的重大变化与前景展望

朝鲜是当今世界上由共产党执政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苏东剧变后,朝鲜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内有经济困难,外有美国高压、南朝促变的巨大压力.但是,2200多万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正在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世界之交,朝鲜内政与外交出现新变化.国际上的一些媒体认为,这是朝鲜即将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后尘、推行全面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先兆",有的甚至还列了具体的时间表,近年来朝鲜内政与外交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这些变化是否意味着朝鲜不久将有重大的改革举措?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些回答.     

五四时期反日运动中的《益世报》案

《益世报》案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后引发的反日运动中的一个舆论事件。对《益世报》而言,其面临的是参与中国外交事务以及与《顺天时报》的话语权之争。在美国驻华外交官及舆论界人士看来,这是美国发展在华舆论,获得与日本同等在华舆论权利的有效途径。但是,外交与内政紧密相连,同时也对公众舆论形成影响。此时介入中国舆论界的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通过驻华公使芮恩施、在华外交官以及传教士的力量,为中国反日舆论的高涨提供了支持。但舆论的"幕后"是政治,《益世报》案最终以主编被判刑,报纸脱离美国管控而告终。《益世报》案证明了外交、舆论争夺与政党政治之间存在的紧密关系。     

“名分外交”的困境——以朝鲜仁祖时期“斥和”与“主和”论争为中心

仁祖上台后,一改光海君“两端外交”路线,重竖“对明义理论”的大旗。“丁卯之役”和“丙子之役”给朝鲜带来了空前灾难,也使朝鲜陷入了“名分外交”的困境。从对“缓祸论”的指责到围绕“斥和误国”的争议,朝鲜内部在“斥和”与“主和”问题上进行了长期争论。斥和派与主和派彼此对立,但其政治目标并无本质分歧。在内忧外患面前,朝鲜高举的“对明义理论”更强烈地内化为“救亡图存”的现实要求。通过这场论争,朝鲜进一步肯定了朱子学“名分论”、“义理论”在朝鲜社会历史观和道德观中的重要地位,这就为朝鲜战后尽快恢复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同时,这场论争也使朝鲜统治者在反清问题上的态度更为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