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边缘:宋代江湖士人的文化

宋代以隐士、居士、游士为代表的江湖士人,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常规存在形态。他们普遍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或经学研究和诗文创作并茂,或博览群书、博学多闻,或为不容忽视的藏书家,或为成就突出、影响诗坛的著名诗人并曾在音乐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音乐家。其主要文化特点,即特立独行、淡泊名利、追求自然。这种士人本真的存在方式,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充分表达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不仕的高尚使之占据了道德高地,作为独立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是独立思考,其创造的智慧弥足珍贵。宋代江湖士人比前代大为增多,是一个难以估量的巨大数字。宋代江湖士人自我边缘化即田园化、民间化,虽身处民间,却神居云端,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他们代表着民间文化和民间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于官场有无用之用,为传统文化增添了一股别样的精气神。     

南宋祠禄官制与地域诗人群体: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

祠禄官制对宋代社会文化特别是南宋士人阶层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南宋士人的居乡提供了有效的制度通道,从而促成了南宋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繁荣。从方信孺为核心的福建莆田诗人群体形成过程中,可以窥见作为祠官的核心文学家凭借一定经济基础和身份认同感,在地域诗人群体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奉祠状态相关的文学创作可称作"祠官文学",它承载了南宋士人阶层的集体经验与文化记忆,折射出地域诗人群体的复杂心态,影响了南宋文学独特风貌的塑成。     

宋代士人阶层向下流动原因考论

宋代社会阶层流动异常活跃，尤值得注意的是士人阶层向下流动。究其原因，核心在于多方的机会结构驱使下导致向上流动的难度提升这一客观事实。此外，宋代科举制度的两面性虽然存在，但不影响统治阶层将其作为调节资源、缓和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当仕宦家族的地位仍需依靠科举考试来维持时，宋代社会的性质已然有所改变。     

"违志开道":洛学与永嘉元丰九先生

永嘉学派是以"永嘉"(今温州)这一地域性名词命名的学术派别.宋代以前永嘉的学术传统、地域声望毫不起眼,学术上的荒芜与地理位置的偏僻近乎正比.宋代伊始,借助于科举制度的革新,部分永嘉士人开始跨越地理障碍,去学习后来成为永嘉思想来源的洛学,并在求学的过程中,以"永嘉学子"这一集体性称谓获得了学界的重视;同时,洛学或洛学者身份还成为永嘉士人社群集聚或凝聚的媒介,既确立了相互之间的认同关系,又拥有了对本土和群体本身共同的情感.这一基础为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相互关系及对学脉延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平台,也为洛学在各地传承的社会图景提供了缩影.     

《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评介

宋代士大夫在中国古代士人生活中颇具典型性，其文化品格、价值取向、思想意识等方面对后世都有较大影响。长期以来，学术界虽然不时有人对其进行专题或个案研究，但很少进行整体性探讨。郭学信同志所著《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５月版）一...     

宋代词科中选者考论

宋代词科是朝廷选拔代王言之词臣的科目,中选者绝大多数皆为进士出身,不过以任子身份中选者在仕途上的升擢更为突出。这些士人在中词科后,一部分人通过入馆阁、进词臣、拜宰辅的方式成为对朝廷政事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那些文学博异之士更是以学识渊博享誉当世,并以他们的成就和影响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商儒相济：清代扬州盐商的文化角色

明清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显著发展的时期,在繁荣商业市场的推动下,以传统四民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松动,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程度的抬升,甚至有超越士之地位的趋向,这一现象在扬州尤然。通过考察明清扬州盐商与士人之间的身份互动,盐商对文人群体的礼遇资助,以及盐商在扬州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可见盐商群体扮演的“左贾而右儒”的儒商角色,以及宋代迄清中国古典社会结构和儒家价值体系嬗变的一般趋势。     

略论北宋士风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北宋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形成了三个主要的士风特征。混战的结束和统治者对士人的尊宠,使士人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选官制度上的公平竞争原则,使入位成为广大士人终身追求的目标,而考核内容的变革又造成了士人独具特色的文化风格。它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使士人能够关心政事,有所作为,客观上起到了安定社会、巩固统治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宋代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掉字法”的历史梳理与审美内涵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莫忧世事兼身事,且著人间比梦间”“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等诗句,都使用了“掉字法”.这一诗法是在宋代被总结命名,或为“一句内二字相叠”,或为“当句对”,清人翁方纲又名其为“连珠体”.但以清人冒春荣在《葚园诗说》名其为“掉字法”最有见地.其诗法主要特征为复音词或词组在隔字叠的过程中掉换了一个字.它具有形式上的对称美、声音上的呼应美、记忆上的印证美与意义上的强化美.     

唐代关中士人的分布与构成简

士人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见之于史乘的各种人士,士大夫是士人中分化出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官吏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其融知识、身份、道义于一身,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体,官僚不过是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之一”。唐代关中士人分布的空间结构及其成分结构有其鲜明的特征,精神风貌呈现多样化。唐代关中知识分子士的作为和精神面貌反映并影响着唐朝全国知识群体的众多方面,乃至反映和影响唐朝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多方面的情态。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成因再探

宋元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十分盛行,如前所述,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     

宋初武臣子弟应举入仕论略

宋太祖、太宗汲取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兵变频仍的历史教训,大力推行"兴文教、抑武事"政策,通过科举考试延揽文人学士入仕为官,促成了两宋时期"尚文"之社会风俗。在此大背景下,宋初不少武臣子弟也纷纷弃武从文,应举入仕,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宋朝"崇文"的社会风气。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的成因初探

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词是宋元易代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反映,是特殊文化形态下民族心灵历程的记录,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的产物。所以,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诗酒唱和而带有亡国遗民隐逸生活实践的性质,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改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     

《清明上河图》与广告传播

宋代杰出画家张择端的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景象宏伟 ,人物众多。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更为历来的学者所关注 ,同时也是我们对宋代广告传播研究和探讨的珍贵的形象的史料。     

论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人群之组成及群体关系

宋祥兴二年 ,陆秀夫负宋幼帝赵曰丙 蹈海而亡 ,赵宋 32 0年的皇脉断绝 ,同时也揭开了大批宋文人遗民生涯的序幕。身为遗民 ,“立功”一途受阻 ,他们更自觉地担当起“立德”、“立言”之任 ,在文字著述中寄寓他们的亡国哀痛和存续传统的苦心。而“诗词末技 ,存江山以不朽” ,于是宋元之际乱离易代的环境 ,既磨砺了一代封建士人的节操 ,又成就了一期遗民文学。宋遗民词即以其深刻的悲剧意蕴和文化内涵成为词在宋代发展的一个光耀而悲壮的终结。在宋末元初的遗民词坛 ,江西遗民词人虽没有如江西诗派成员一样的自觉的流派认同意识及共同尊奉的创作宗旨和词坛盟主 ,但他们因地缘关系、政治倾向、创作风格等方面的相近或相同 ,彼此间不仅有着密切的社会交往 ,同时也有着频繁的诗、词、文的酬赠活动 ,构成了一个以文天祥为轴心的相对独立的地域词人群体。     

浅谈明代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的接受情况进入明代,基本思路仍沿袭着宋人的推尊。明代文人对陶渊明的喜爱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明人的美学追求和人格追求是分不开的,他们对陶渊明的接受是多方面的。     

论清代中叶浙派诗人群体的叙事策略——以《南宋杂事诗》唱和为核心

浙派诗群发展到清代中期，其所面对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与清代初年已有很大不同。这一时期，政治高压更为严重，文字狱案盛行，清代几次大的文字狱案几乎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士人动辄以文字得祸。面对这样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士人创作和治学时“斑斑显言”无疑要冒巨大的风险。但是，以不求仕进且与王朝持“离立”心态的浙派诗人，心中幽绪总得抒发，故国深衷还需排遣，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其创作、治学的关注点投射向两宋尤其是南宋时代，曲折、隐晦地表达其胸臆，形成一种“隔代同声”的叙事策略。在诸多涉宋创作与撰著中，《南宋杂事诗》在这类撰著中具有示范效应和典型意义。     

宋代女子离婚、再嫁与社会地位

宋代社会作为传统宗法社会的成熟期,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广受学人关注,论者多从宋代女子离婚、再嫁及贞节观问题切入,认为社会地位的高低与贞节观的宽紧、再嫁的数量成正比.本文认为这是一种表浅的看法,宋代社会女子再嫁往往与其私有权缺失相关,无论是贞还是淫,都体现了父权意识形态的要求,从女子再嫁的具体原因分析她们的处境无疑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苏轼笔下的酒名

酒名,凝结了中国的文化创造,作为北宋饮酒名人,苏轼笔下有众多饶有趣味的酒名。本文通过全面梳理苏轼作品中所涉及到的酒名,以期对宋代酿酒业本身、宋代乃至中国酒文化有所了解,特别是由此彰显苏轼的酒观念和饮酒背景,从而更为深入地理解这位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巨匠。     

《宋代登科总录》与创新的宋代精英数据库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