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行道地经》卷一校勘记

《修行道地经》是晋代竺法护翻译的小乘教佛经，现存版本众多，校勘工作应当予以重视，本文从《大正新修大藏经》所收《修行道地经》第一卷中选取七例对照校勘，力图呈现其原貌。     

郑文焯词律研究成就及其词学史意义

郑文焯于词律研究成就颇为突出。他于词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打破乐律与文字格律之间的隔阂,通过"校议结合"融通了词律批评与词调声情、创作风格之间的关系,郑氏对律校法的承扬,使"入声字例"成为一种有效且成熟的词籍校勘方法。郑氏还校勘了《词源》,校正了词乐乐调的住字,于词乐方面取得了许多突破。     

《高丽大藏经》的刊刻及其价值

《高丽大藏经》以内容丰富、版本优秀、历史悠久而被世人瞩目,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国内研究并不多。本文阐述了汉文大藏经形成与东传、《高丽大藏经》产生的时代背景、刊刻雕造、经板移安的过程,同时分析了《高丽大藏经》对后世的影响及其独有的文献价值;对其研究领域中代表性的不同论点做了阐述,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中华大藏经》的文化背景溯源

本文概述了《中华大藏经》 (藏文 )的重要价值和重要意义以及《中华大藏经》的编印历程 ,并讲述了藏传佛教在藏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的关键和决定性作用。     

《晋书斠注》校勘管窥

《晋书斠注》是吴士鉴为唐修《晋书》所做的一部集注体校注，是目前《晋书》注本中最为完备者。其效仿裴松之《三国志注》,吸收诸家晋史及历代载籍，兼取清代以来学者校勘考订成果，形成自己的校勘特点。其校勘成绩突出，涉及唐修《晋书》之脱讹衍倒之校订，不少成果为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所吸收。但其校勘亦有自身局限性，存在当校未校、校勘不精、据讹校讹等现象。     

敦煌写本《四分律》及其校勘价值

利用敦煌遗书,校对《中华大藏经》中收录的《四分律》,断定其中的“果”是“男”的讹误,“方人”是“力人”的讹误,“家”为“冢”的讹误,“减”为“灭”的讹误,“勉”为“免”俗写、“不勉”当为“不免”,“调愧”当作“掉悔”。     

《根有律》中的口语词

唐代文献流传至今的大多是书面语,具有明显口语色彩的佛经文献却保留了大量当时的口语材料。相对来说,经、律、论三藏中,律典(特别是广律)的口语化较为明显。《根有律》也同样有这个特点,值得研究者高度重视。     

藏文《大藏经》版本简介

被喻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明珠的藏文《大藏经》,是一部大型古典丛书。随着宗教文化的发展,藏区各地在元、明、清各代出现了各种雕版印刷的不同版本《大藏经》,它对于继承和发扬藏族古代文化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藏文《大藏经》的内容和卷帙 以德格版本为例,共326部,4,569种。该丛书由《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甘珠尔》,又称“正藏”,计有书籍1,108种,系噶举派僧人贡噶多杰在十四世纪时     

房山石经中的律典

[提要]北京房山云居寺的石经，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经典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石刻大藏经。所收经藏中，律典很少，只有8种，主要刻于隋唐时期。从这些经文可以推测，当时云居寺一带的僧团主要宗奉《四分律》。从各种记载来看，这反映了隋唐时期僧人所尊奉的戒律的一个变化，是一个普遍现象的缩影。此外，房山石经的律典还说明了房山的僧人完全依大乘佛教的规矩奉持“菩萨戒”的经典，以中国通行的大乘经典——中国僧人称之为“大乘律”——为律仪的根据。     

虞山二冯诗歌评点略论

明末清初的虞山二冯是清代诗学走向学术化和专门化的开风气者,清代诗学研究者对二冯诗学的渊源及宗尚虽已有一些研究,但二冯诗学的学术特征,即从文本的校勘、辑佚、考订入手,由文本研究推广到诗史研究,通过诗史研究和选本评点来表达自己的诗歌观念的方式,尚未被触及。本文从二冯批点的《才调集》《玉台新咏》《西昆酬唱集》《瀛奎律髓》等选本入手,论述了二冯在校勘、整理古代诗歌文献方面的贡献,同时分析了二冯诗歌批点的特征,对二冯诗学的学术特点及其对清代诗学的影响做了初步的揭示。     

凉州藏朱砂版《藏文大藏经》初探

甘肃凉州所藏朱砂版《藏文大藏经》是弥足珍贵的民族历史文物,是凉州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典籍。文章论述了凉州版《藏文大藏经》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分析了该版本存在的可能性和基本条件,阐述了其重大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梁《律》《令》的修订及其历史地位

梁《律》、《令》的修订在南齐立法的基础上完成,实为齐、梁两代的立法成果.梁《律》、《令》以晋《律》、《令》为蓝本制成,但在篇目上有一些改制,有关内容也较晋《律》、《令》完备.梁《律》、《令》对陈、北周、隋、唐《律》、《令》都有重要影响,是隋、唐《律》、《令》的重要渊源,其中梁《令》是隋、唐《令》的主要渊源.梁《律》、《令》是汉、魏、晋《律》、《令》向隋、唐《律》、《令》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敦煌《汉书》唐写本的校勘价值?

传世的敦煌《汉书》唐写本有十一件,它们有着较高的辑佚、校勘、文字学、音韵学、版本学等方面的学术价值。敦煌《汉书》唐写本的校勘价值远非吐鲁番《汉书》唐写本所能媲美。利用敦煌《汉书》唐写本,可校中华本《汉书》中存在的讹脱衍倒等问题。     

日本的《文心雕龙》研究

《文心雕龙》传入日本的时间大约在8、9世纪,自那以后,日人对《文心雕龙》断断续续地有过一些零星的研究。日本现代的《文心雕龙》研究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以铃木虎雄的《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1926)、《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1928)的发表为标志。在嗣后的日本《文心雕龙     

《万历野获编》点校献疑

《万历野获编》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明代史料笔记,收入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的点校本存在数量较多的字、词、标点等方面的错误,因此很有对其再进行一番校勘的必要。该文运用陈垣归纳的四种校勘方法,对《万历野获编》因不明语法或不明词义、或不明典库制度,或不明古书文例造成的错误进行了校勘。     

清初扬州著名藏书家——季振宜

季振宜出身于官宦富豪之家 ,于书无所不窥 ,购得善本 ,必手自校勘 ,精心撰写成《季沧苇藏书目》 ,在版本、校勘、目录学方面颇有贡献 ,现今通行的康熙御定《全唐诗》就是在季振宜所编《全唐诗》的基础上纂修而成的。季振宜是一位在我国文化史上有成就的学者。     

《法苑珠林校注》校勘商酌

《法苑珠林》是研究佛教文化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中华书局出版的《法苑珠林校注》是一部上乘的古籍整理著作,但其中的校勘偶有可商之处,文中对该书的二十二处校勘提出商榷和补充。     

黄侃巾箱本《广韵》校勘及其音韵学研究

自清代以来,学者们十分重视《广韵》的校勘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黄侃继承清代传统语言学成就,在《广韵》校勘及其音系研究上开掘甚多。黄侃独特的批校方式,与清儒迥然不同,他把校勘重心放在《广韵》音系的整理上,归纳《广韵》韵类与古韵的关系,梳理《广韵》又音,探寻《广韵》韵字与《说文》的关系,阐释文字孳乳变易过程,努力使《广韵》研究与《说文》《尔雅》结合在一起,使得音韵、文字、训诂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系统。所以,黄侃不仅校勘《广韵》,而且通过校勘《广韵》进行音韵文字的综合研究,以探讨《广韵》当时编撰上的问题。文章循此思路,把研究重点放在黄侃与陈澧《广韵》音系的比较上,并就陈澧《切韵考》中的《广韵》韵类与“增加字”等与黄侃批校之关系做了深入探讨,从而全面展现黄侃音韵学之渊源,总结黄侃校勘中之得失。     

《方言笺疏》校勘评议

本文从校勘方法、校勘中存在的问题和对后世的启示等方面,对清钱绎、钱侗《方言筹疏》的校勘作了评议。文章认为,在校勘方法中,钱氏依据字形、字音、文义,对汉扬雄《方言》的各种传本及后代研究《方言》的著作进行了校理。钱氏在校理过程中,指出了古往的一些特点和古人行文的一些体例,并阐释了一些古代文化词语。但钱氏的校理有时主观武断,有时漏掉了前人的一些精彩之说。尽管如此,钱氏的工作对我们今天研究《方言》及训估学均有一定价值。     

林大椿校勘明代吴讷《百家词》得失平议

林大椿《百家词》校勘本为当今吴讷《百家词》之通行排印本。林氏对《百家词》的主要贡献是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对《百家词》的编者、编辑及抄录时代、体例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考述,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其校勘本身也使错漏百出的原抄本变成一个可以"披卷诵读"的版本。其缺失在于林本并未遵偱传统的词籍校勘法附列校记,在《百家词》校勘中,面对不同版本的异文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改定,并且存在大量的随意变改完全没有其他版本依据的文字,这既违背林氏自己初定的《校勘标准七例》,更大大失却吴讷《百家词》原貌,如用之校勘他本词集,则"殊不足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