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以学易”与“五十而知天命”

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论语·为政》)。又云:“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这两段话中的“五十而知天命”和“五十以学易”,前人很少注意到其间的内在联系,甚至连朱熹也不例外。朱熹注《述而》篇“五十以学易”说:“此章之言,《史记》作‘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加正作假,而     

释“信宿”

“公归无所,于女信处”、“公归不复,于女信宿”,《传》曰“再宿曰信”,信宿即连宿两夜。《周颂·有客》“有客信信”,《传》亦曰“再宿曰信”。典籍注释训信宿为再宿者,不胜枚举,其义无可置疑甚明。然再宿何以得曰信宿?未有说者。今案信为申之同音假借。《邶风·击鼓》“不我信矣”,《释文》曰“信即古伸字也”。《考工记·轮人》“信其程围”,疏曰:“信,古之申字”。《谷梁传》隐公元年“信道而不邪”,注曰:“信,申字,古今所共用”。皆其例证。申字训重训再,如《荀子·王霸》“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注曰“申亦重也”;《苟子·仲尼》“疾力以申重之”,注曰“申重犹再三也”;《尔雅·释诂》曰:“申,重也”;《大雅·旱麓》序“申以百福干禄焉”,疏曰“申者重也”。申字既有重、再之训,故再     

孔子天命观新论

<正> “知天命”是构成孔子的理想人格——君子人格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下文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在叙述自己修养的历程时,也把“知天命”作为一个重要环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孔子关于天命的论述表明,天命观是其人生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应纳入人学体系中进行讨论。     

“束脩”与“志于学”

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又指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束脩”与“志于学”是否存在内在的关联呢?     

略谈儒学的普及与大众化

一,儒学本来是大众文化。《淮南子·真训》高诱注:“儒,孔子之道也。”孔子本是平民出身,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孔子办教育“有教无类”,“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孔门弟子中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颜渊,有父亲为“贱人”出身的冉雍,有“卞之野人”出身、“性鄙好勇力”的子路,有家贫处“穷阎”以后又亡在草泽中的原宪(参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教学的内容主要是普通平民生活、学习、处事的伦理规范与基本原则。《论语·述而》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去卫…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解

《论语·八佾》第五章 :“子曰 :夷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无也。”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年版 ,第2 4页 )训为 :“文化落后的国家虽然有君主 ,还不如中国没有君主哩。”又引杨树达《论语疏证》 :“夷狄还有贤明之君 ,不像中原诸国却没有。”认为“说亦可通”。但在特定语言环境中 ,言语形式所传达的内容是惟一的 ,不能有两可的意义。如果换一个角度 ,依据文言语法及其语境 ,问题似可迎刃而解。笔者不揣浅陋 ,以就正于方家。杨树达先生的训释源于朱熹《四书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第 6 2页 )引程子之说 ,但《论语》各篇多有…     

“回也,非助我者也”解

<正> 近读《论语·先进》“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看诸家注解似有难解之处。何晏《集解》:孔曰:助,益也。言回闻言即解,无发起增益于己。邢昺亦以助为益。刘宝楠《论语正义》引《说文》:助,左也。此训益者,引申之义。当代学者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译为:孔子说:“颜回不是对我有所帮助的人,他对我的话没有不喜欢的。”译文同前引古人注释一脉相承,不     

“异乎三子者之撰”集讼拾得

《论语·先进》“异乎三子者之撰”中“撰”字的训释,由来各异。郑玄释为“善”;孔安国释为“才具”(王力《古代汉语》同);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撰,述”。这三种有代表性的诠释,皆值得商榷:“善”作为道德观念,在这里不应有“异”可言,且说“不同于……之善”,也不合语法逻辑。故郑说失之。通观前文,“三子者之撰”实指三子之志向(杨伯峻《论语译注》即主此说),并非其才具。所以训“撰”以“才具”颇嫌牵强。朱东润训撰以述,殊不知“撰”单用当“述”讲是用于“属辞纪事”的(先秦尚无此用例),即从手写而非从口说的,所以其解亦难成立。     

"无友不如己者"释义正解

《论语·学而》(1·8)云:“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这是孔子强调君子修德进业的千古名句之一。然而,对其中“无友不如己者”之释义,却历来众说纷纭。概而言之,约有三端:其一,理解为“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朱熹《论语集注》、皇侃《论语义疏》、杨伯峻《论语译注》、赵杏根《论语通译》等皆持此说。)其二,理解为“不要与不同类的人交朋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唐满先《论语直解》、来可泓《论语直解》、杨润根《发现论语》、钱逊《儒学圣典〈论语〉》、安作璋主编《论语…     

漫谈讀史

一读书、学习、思考我国古代的伟大学者孔子,是十分强调读书的。记载他的言论的《论语》,开卷头一句便是“学而时习之”。唐代的陆德明在《经典释文》里说:“以学为首者,明入必须学也。”宋代的朱熹在《尽心堂记》里说:“昔子路曰:‘有民入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而夫子恶之①。然则仕本于学,而学必读书,固孔门之遗法也”     

王夫之一多二重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     

《论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章“攻”字义补释

《论语·为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章,一般将“攻”释为“治”或“攻击”,但是这种解释与《论语》文义有矛盾。所以,前有范氏、戴望以义理解经,训“攻”为“专治”“执”,后有钱穆承范氏之学,训“攻”为“专攻”。训“攻”为“专治”“执”“专攻”,虽较训“攻”为“治”或“攻击”合理,但是加一“专”字解释,却缺乏训诂学根据。结合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功乎异端”与《诗经》中“敦弓既坚”“我车既攻”与《毛传郑笺》中“盬,不攻致也”“攻,坚”以及《荀子·议兵》中“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等证据,可证“攻”确实可以训“坚”,“坚”有“坚执”义,则《论语》此句可释为“坚执异端而不改变,这就有害了呀”。     

释“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

<正> 孔子高徒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何晏于《集解》谓:“小道,谓异端”。清人焦循《论语补疏》说:“圣人一贯,则其道大;异端执一,则其道小。故小道为异端。”《论语·为政》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子夏却不同寻常,欣赏这些“小道”,认为有“可观”之处。子夏有这样的见解,却又自相矛盾地说:“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令人顿觉圆     

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三则商榷

《论语.为政》“父母唯其疾之忧”之“其”历来有指父母和指儿女两种说法,该文认为,“其”指父母,符合原意,而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的翻译“其”指儿女;《论语.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解为责求,于义为长,而《论语译注》把“求”解释为“要求”,有不准确之嫌;《论语.八佾》:“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之“易”与“奢”对文义近,是“盛”(盛大)的意思,而《论语译注》解为“仪文周到”,既缺乏根据,又不妥当。     

《周易参同契》解题

《周易参同契》为中国文化要籍,被称为“万古丹经王”(《悟真篇》)、“万古丹经之祖”(《周易参同契发挥·阮序》)。《周易参同契》书名解释,前人似未认真涉及。本文试作多层次划分,以历史与逻辑之统一观点,阐释《周易参同契》书名之由来及其历史积累之意义。《周易参同契》书题的解释可分八个层次。第一层次,《周易参同契》以《周易》为总的指导思想。《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周易参同契》有:“上察河图文,下序地形流,中稽于人情,参合考三才。”亦即《参同契》遵循《周易》,前者运用后者的基本哲学思想于天、地、人。《契》原文十余家注本均作“参合”,唯朱熹注本和其后储华谷注本正文则作“参同”,更强调了《契》与《易》的关系;但亦有意改正文,提高训释层次之嫌。     

《论语》“畏”字正解

《论语·子罕》:“子畏于匡”,邢昺疏:“记者以众情言之,故云畏于匡,其实孔子无所畏也”,将“畏”字理解为“畏惧”,其误显然。杨伯峻《论语译注》解“畏”为“拘”,译为“孔子被匡地的群众所拘禁”,意义理解虽前进了一大步,但释“畏”为“拘”,仍未属达诂。其实,“畏”应破读为“围”。“畏”属影母未韵,“围”属喻母微韵,二字音近相通。《韩非子·难言》:“仲尼善说而匡围之”,《淮南子·主术训》:“孔子……围于匡,颜色不变”,《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引《孔子家语》:“匡人简子以甲士围     

评裴传永的《论语外编》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以汉书·艺文志》）但是，孔子聚徒讲学数十年，“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性记乳子世家》），而忧语》全书不过一万五千言，显然不是他“应答弟子、时人”的全部言论。检诸历代要籍，确有不少孔子之语而为《论语》所未载者。于是，南北朝以降，历代多有纂辑散见于各要籍中的孔子言论的有识之士。有所成就者，如梁武帝萧衍之《孔子正言》、唐王勃之《次论语》，来杨简之铁圣大训》、薛据之《孔子集语》，明李武之《论语外编》、潘土达之《增订论语外编…     

“君子无所争”再解——兼论儒家“尊让”问题

《八佾》篇“君子无所争”章，在儒家君子人格的修养中有着重要意义。前人疏释，有将“争”字泛化的倾向。《论语》一书中，“争”字凡三见，除此章外，另见同篇“君子矜而不争”章。三“争”字均非泛指，而是有特定的指向，即指争以力，这是与夫子不语“怪、力、乱、神”等对力的贬斥相一致的。将“争”字泛化，既不符合孔子的立身行世，亦不合于《论语》之思想，还会导致儒家君子人格的贬退。与“尊让”一样，“无所争”“不争”亦有其界限，在仁与不仁、善恶之际、是非之间，君子则当充分运用其智识、言语、技艺等等据理而争。     

从“三境”说看金圣叹美学思想之渊源

金圣叹评点《水浒》,在序言中首标“三境”之说.联系金氏的《西厢》评、唐诗评、古文评,可以看出,“三境”说的观点贯穿于金氏一生的文学批评之中,成为富有美学意义的基本指导思想.剖析“三境”说,有助于我们认识金圣叹美学思想“杂糅三教,一以贯之”的特点.一 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一》中,以庄周、屈平、司马迁、杜甫、施耐庵、董解元(后又改为王实甫)为文学史上的“六才子”,并概括其创作特色道:此其人,……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办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     

“寝衣”解

<正> 《论语·乡党》篇中“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句,杨伯峻今译为“睡觉一定有小被,长度合本人身长的一又二分之一。”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寝衣”是衣还是被?(二)“寝衣”究竟有多长? 关于“寝衣”,郑玄注“今小卧被是也。”(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十引)孔安国亦注“今之被也。”(邢昺《论语注疏》卷十引)杨伯峻似即据此而释为“小被”,其实不然。同为郑玄,其注《周礼·玉府》的“掌王之燕衣服”句云:“燕衣服者,巾、絮、寝衣、袍(?)之属。”刘宝楠谓:“郑解‘燕衣服’为近身之衣。巾、絮、袍(?),昼所服;寝衣,夜所服。”(《论语正义》卷十)可见,郑玄还是把“寝衣”视为衣属的。而孔注又本之于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