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转注、假借的再认识

“六书”是作为六种造字法被总结出来的,秦汉至唐都无甚异议。《汉书·艺文志》说:“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颜师古注:“文字之义,总归六书,故曰立字之本也。”可是到了南唐,徐锴就隐约地提出假借是用字之法。他在《说文系传》中说:“假借则一字数用,转注则一义数文。”清代学者戴震除了肯定假借是用字之法外,还提出转注也是用字之法。他的《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说:“四者(指事、象形、谐声、会意),书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印、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伸,依     

宋代通判论略

通判的创立是宋代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论官秩虽仅七品,但却被视为“州郡最要之任”。若把它置于宋代集权政治中考察,通判正是“分化事权、互相牵制”集权原则的体现。一、通判之设关于通判创设的原因,马氏《文献通考》概括为“宋艺祖惩五代之弊,乾德初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所谓惩弊,自然是惩唐末五代以来君弱臣强、方镇专擅自肆之弊。对此弊端,清人王鸣盛评论说:“节度益多,列衔往往称某军节度、某处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则权尽归于一家,而守土之臣,几无复有分其任矣。”这些集地方权力于一身的节度使,“始各专其地以自世,既则迫于利害之谋,故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则     

“享”“饗”考

“享”和“饗”是古书中常见的两个字。清代小学家对这两个字的训释意见分歧,例如段玉裁说:“小戴记用字之例,凡祭言,饗燕字皆作饗,无作(?)者;左传则皆(?),无作饗者;毛诗之例,则献于神曰(?),神食其(?)曰饗……各经用字,自各有例。”阮元则说:“有同字义别而相因者,如献神为享,神食其所献亦为享是也。此等在训诂中盖未可枚举,后儒曲为分别,乃以献之作享,神食所献作饗。”他的结论是享、饗本为一字,“断非有二形也。”马瑞辰也说,献神及神食所献通作享。     

意不在醉——评任艳明雕塑新作《醉酒》系列

“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说有三。其一曰：仪狄始作酒,与禹同时。又曰尧酒千钟。则酒始作于尧,非禹之世也。其二曰：《神农百草》著酒之性味,《黄帝内经》亦言酒之致病,则非始于仪狄也。其三曰：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与天地并矣”。     

20世纪辨析陶渊明“忠愤”说述评

自从沈约在《宋书·隐逸传》中提出陶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 ,耻复屈身后代 ,自高祖王业渐隆 ,不复肯仕 ,所著文章 ,皆题其年月 ,义熙以前 ,则书晋氏年号 ,自永初以来 ,唯云甲子而已”之后 ,再经唐开元间参加《文选》注的五臣之一刘良在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题下云 :“渊明诗晋所作者皆题年号 ;入宋所作 ,但题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 ,故以异之”的推波助澜 ,“年号甲子”说和“耻事二姓”说就应者峰起。北宋治平 (10 6 4——— 10 6 7)中 ,僧思悦虽曾勇敢而大胆地提出“渊明诗有题甲子者 ,始庚子距丙辰 ,凡十七年间 ,只…     

“自”字的训祜

“自”字在古今汉语中使用非常广,它兼跨几个词类和几种义训。 (1)名词,训“鼻”。许慎《说文》:“自鼻也,象鼻形。凡自之属皆从自。自古文自。”段玉裁注:“此以鼻训自,而又曰象鼻形。王部曰‘自读若鼻。今俗以作始生子为鼻子是。’然则许谓自与鼻义同音同,     

秦汉复除制述论

复除,简称“复”,指依据法律规定或国君的临时诏令,免除人民应纳的租税和应服的徭役。它是伴随赋役制度而产生的,对赋役制度起一种补充和调节作用。复除最初称“施舍”或“舍”,《周礼》载:“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郑司农注云:“舍者,谓有复除不收役事也。”南宋徐天麟在《东汉会要》卷29中说:“汉之有复除,犹《周官》之有施舍,皆除其赋役之谓也。”春秋战国时,出现了有关复除的明确记载。如魏国考选武卒,“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离骚》释词二十六则

一、肇“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王逸注:“肇,始也,言父伯庸观我始生年时,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锡我以美善之名也。”(《楚辞章句》)后来注家多承其说,释“肇”为“始”义。又近人闻一多、陈直据刘向《九叹·离世篇》:“兆出名曰正则兮,卦发字曰灵均”语,谓“正则”、“灵均”之名字因卜兆而得,兆、肇音同通用,《离骚》之“肇”即《九叹》之“兆”(闻说详参《离骚解诂》,陈说详参《楚辞拾遗》)。     

从沈括《梦溪笔谈》关于陕北石油的记载谈如何科学地对待科学史资料

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所写的《梦溪笔谈》卷二十四,记载了陕北延安地区出产和利用石油的情况。原文说: “鄜延境内有石油,……出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之,颇似淳漆。燃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幄幕皆黑。予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炱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余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今     

论西周春秋之际贵族的政治批判诗

《诗经》自其结集成书以后,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被奉为儒家经典之一。自毛、郑之学始,《诗》遂有所谓“正经”和“变风”、“变雅”之分。《毛诗序》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诗谱序》说:“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烹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     

晏几道和秦观的比较研究

北宋著名词人秦观、晏几道,古今都有人拿他们做过比较研究。如清代冯煦曾说:“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①又清代刘熙载说“少游词有小晏之妍,其幽趣则过之。”②今人薛砺若在将晏几道和他父亲晏殊作了比较后说:“不过叔原的词,比较更觉风流妩媚些,更轻     

明清间松江地区棉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明清时期的棉纺织业,在江南以松江为中心的一些地区,不仅普遍地发展起来,而且已经开始走上商品化的道路,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萌芽。下面我们将就此作一些初步的考察。一、木棉的种植与纺织工具我国开始种植木棉(明清时期的木棉即今之棉花),据历史记载,时在宋元之际。俞正燮《癸已类稿》说:“宋时,中国稍自为之,……元时,则植渐广。”丘浚《大学衍义补》亦谓,木棉“宋元之间,始     

发生学方法与中国哲学史研究——读刘文英先生的两部哲学史专著

发生学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溯源的方法。其主要特点为由流溯源,由源及流,再由源流考察对象的发生发展。发生问题很早就为我国哲人所注意。荀子认为“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老子提出要“能知古始”,“以阅众甫”。(王弼注曰:众甫,物之始也。)先秦古籍中,谈“天地之始”、“万物之始”者甚众,尤其是《庄子》一书,不但对“有始者,有未始有始者”进行了探索,而且还追溯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同时强调要“知其本”,“知其始”,“不忘其所始”等。如果说这些提法多是针对自然界中事物的发生问题而言,那么,后来清代浙东史学派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则更为明确地     

陶诗蠡测(二则)

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中说:“最能引起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经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它弄得迷离惝恍,最显著的便是上文说过的‘悠然见南山’的例子。”的确,用这种摘句方式去理解和赏析诗歌,往往会出现片面性。如王荆公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自诗人以来,无此四句。”苏东坡说:“渊明谈理之诗有三:一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皆有道之言。”(均见《南濠诗话》)王国维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我之境也。”(《人间词话卷上》)洪亮吉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忘机之侣,     

庞籍称始平公考

宋司马光《洓水记闻》杂录宋代旧事,条末皆注明其述说之人,中有许多条文末注“始平公云”,而其卷五有一段话专记始平公事迹云: 始平公自定州归朝,既入见,退诣中书白执政以求致仕。执政曰:“康宁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坚,何也?”始平公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厌弃然后去,乃不得已也,岂得为止足哉!”因退归私第,坚卧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扎子不胜数,朝廷乃许之,     

论甲午战争前后湖南的“新” 与“旧”

在近代湖南历史发展的进程中,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是湖南社会“新”与“旧”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战前,湖南在政治上绝大多数人的观念是守旧的,经济上仍是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文化上依然是封建正统思想占主导地位,军事上湘军的兴起使湖南成为旧制度的“卫道士”。同时,湖南不仅把自己禁锢在传统的守旧氛围中,而且对外来的西方文化进行顽强的反抗和排斥。因此,湖南被认为是全国最保守、风气最不开化的一省,连西方人也把湖南看作是全中国最顽固最保守的地方,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战后,湖南在短短的数年里,政治上“扫千载之秕政弊风”～①,倡西学,开民智,育人才,伸民权;经济上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大办近代工矿企业;文化思想上鞭苔封建旧文化,倡导西学新文化,大办学堂、学会,改革书院,创立报刊,“开四万万人之聪明才智”～②;军事上用西法训练军队,培训军宫,用先进的枪弹装备军队。湖南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正如梁启超所说:“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③。战后湖南一反守旧传统,开风气,大力传播新思想,倡西学,吸收外来文化,由出了名的守旧中心,一跃而变为全国维新变法最先进的一省,使湖南以崭新的面貌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堪舆风行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正> 堪舆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确定阴阳宅布局、朝向、营建,探讨人与自然、人与居葬环境之间关系的一种技巧和术数。其最初萌芽于原始社会,自西周以降,随着阴阳八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开始出现了“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堪舆理论,并渐次成为人们选择最佳居室环境的一门学问。明人谢肇涮云:“自周以后,始有堪舆之说,然皆用之建都邑耳。”并云“周公是第一堪舆家”。至于将其用之于葬地风水,那是秦朝以后的事。“葬之求吉地,则自(秦)樗里子始”。延至晋代,托名郭璞所著的《葬经》,把堪舆学说引入阴宅的选择与建造,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而系统的堪舆理论,推动了堪舆的传播和发展,“自是以来,流传日久,著述日繁”。到了唐宋时期,随着上层统治阶级的提倡和笃信,一大批职业堪舆家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加上宋代程朱理学在理论上的推波助澜,堪舆学说更以一整套完整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盛行于     

古代刑制大赦、曲赦、德音小辨

何谓大赦? 《辞海》谓“迪(?)指国家对所有犯罪者赦免或减轻其刑罚的措施”:《辞源》谓“对已判罪犯免刑或减刑”。二者行文稍别,大旨则一。今按《辞海》之说,犹可说也,而作为古汉语词典的《辞源》则有当别论。窃以为《辞源》之“或减刑”三字实属蛇足。令缕叙数家之说以记之。《唐律疏议》后附元王元亮《释文》:“今之赦也,罪恶之重已下,笞十之轻,率皆原宥,即名为赦。”又云:“赦则罪无轻重,降则减重就轻”。《玉海》卷六七:“大赦者,不以罪大小皆原。”《通鉴》     

韩愈来潮之前“潮人未知学”辨

<正> 一、关于唐代潮州州学兴度问题之探讨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云:“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此语既出,后人遂咸谓潮之有文化乃自韩公始,是以有颂诗“不有韩夫子,人心尽草莱”之句。苏轼碑文显然本自韩愈《请置乡校牒》,但却有逾本意。其实,韩愈在牒文中有一段话至为重要,殊堪注意:     

“交错体句式”索解

宋陈骙《文则》指出:“文有交错之体若缠纠然,主在析理,理尽而已,……《庄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末始也者。’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明祝允明在《罪知录》里说:“文体既立,其状自殊。”他列举了十四种类型。其中,有萦纡缠乱,反复钩连者,指的就是这种交错之体。 这种文字,“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散,彼因自谓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学者何不从大方处求之?” (清刘熙载《艺概:文概》)这种交错之体,《庄子》用得最多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