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知识者形象的"个体生命意义焦虑"

在人的生命意义现代发现的时代语境下,现代三十多年小说中出现了一批以探索个人生命意义("创造我的价值观"即"个体生命意义")的知识者形象,他们与那些为"集体"的而非"个人"的启蒙知识者形象、革命知识者形象形成明显对比,但是迹象表明他们也同样表现出显豁的焦虑心理.究其文化层面的原因,一方面他们属于社会转型时代的"边际人",一方面是西方"世纪末"思潮影响.     

人海关系与现代海洋意识建构

人海关系是海洋意识的核心,海洋意识是人们对人海关系的自觉意识,是人在社会活动中涉海行为的自我反映.当前国内外关于人海关系与现代海洋意识的理论建构较少,公众现代海洋意识淡漠.研究对人海关系及对应的海洋意识进行了历史梳理,并在此基础分析了人海关系的几种基本理念,提出新生态伦理学指导下的海洋文明意识观点;最后分析了现代海洋意识建构与海洋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关联,指出海洋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构建现代海洋意识以促成新型人海关系.     

京派小说的现代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

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入手,管窥其与京派小说中现代意识内在的多角度联系和京派小说现代意识独特的深层蕴意。他们的现代意识是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心理学、美学理论,对传统进行重新阐释和运用,从审美角度反思现代性。     

海洋文化与海洋意识的关系研究

海洋意识是公众对海洋的自然规律、战略价值和作用的反映和认识,是特定历史时期人海关系观念的综合表现。海洋文化是人类直接和间接地以海洋资源和环境为条件创造的文化。这两个概念的背后,蕴含了当代的历史境况和时代精神的契合关系。有效地把握两者的关系,既有助于推进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的研究,也有助于丰富海洋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海洋世纪的时代状况构成了两者的共同背景,为海洋文化研究及海洋意识普及提供了依据。对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的分析,受概念理解多元化分歧的影响,也受当代海洋文化实践活动复杂性的影响。总体上看,两者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人海关系认知的海洋意识够成了海洋文化的要素;基于民族文化传统构建的现代海洋意识是海洋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海洋价值观是海洋意识与海洋文化的共同核心。     

网络文化与文化价值意识建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现代层面的文化——网络文化,是一种以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融合为物质基础,以发送和接受信息为核心的新文化。由于网络文化兼具开放性、虚拟性、互动性、渗透性及共享性等基本特征,因而,在很深的层次上改变了人们的理解认知系统、价值意识建构的方式、内容和强度。     

勃朗特姐妹文本中的文化弑父意识

对父亲伟力和父权神话的质疑和否定既是对男权价值体系的解构,又是文化弑父意识的一种体现。勃朗特三姐妹特殊的家庭生活背景和父亲不同寻常的乖僻性格造成了她们对父亲之存在的心理空缺与否定,在其文本中则成为一种文化弑父意识,具体表现为四种模式:父亲缺席,否定父亲,母盛父衰对比,父弱女强对立。     

《新青年》主将的伦理意识与“五四”知识者的失位问题

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历程,自晚清思想与文学的觉醒起始,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勃兴,对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的态度之争终于达到高点。可无论在观念上如何取舍,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杂志同人总无法摆脱作为传统继承人的"人子"身份和未来引导者的"人父"身份。论题结合《新青年》杂志刊出的同人作品以及他们的回忆性文章,以思想与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讨论的基点,进而发现他们"为人子"与"做人父"、"本为徒"与"实为师"等双重角色并构来思考和反思这一代人的知识问题,进而为知识分子问题做出历史性的反思并且抽象出其对当代的启示。     

现代文化建构中的中国当代女性散文

20世纪末新的启蒙主义思潮开启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自觉时代,女性散文是其中重要的文学与文化现象之一.本文从文化反思中的女性主体精神、社会转型期女性的家庭伦理观念及女性对城市文明的礼赞三个方面,阐释了女性散文的主题流向及其现代性别文化的内涵.     

跨文化传播对现代大学生文化意识的影响

随着跨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大众媒介跨文化传播的日益发展，现代大学生的文化意识也多样化了。基于此，文章对于跨文化传播给现代大学生服饰、饮食、节日、娱乐文化意识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明清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论纲

探讨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的相互关系,能够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和山西地方法律史以及晋商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该文通过讨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视野中“商”的观念,以及“礼法秩序”影响下的山西商人,认为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的法律文化是影响晋商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探略

影响汉口商业文化最本质的原因是地理位置。汉口处两江交汇之地又兼为九州之腹心,九省之通衢,其地利条件是商业和商业文化发达的客观基础。汉口城市的繁荣还离不开历史机遇和主观动力,这尤其表现在汉口开埠使西方商业文化渗入,传统的商业格局开始解体,从而为武汉城市的近代化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而张之洞对武汉的打造则为近代汉口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和转型提供了主观的动力。由于汉口城市的商业特性和移民特性,本土文化、异地文化和西洋文化熔铸于一炉,汉口商业文化呈现出五方杂处,华洋纷呈的特色。这种“大杂处”,形成了汉口对异质文化开放和包容的城市性格,使汉口城市在近代化的转型中较少有传统的羁绊,易于接受新事物,并能随新而变,与时俱进,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东洋之芝加哥”。     

论明清小说创作中的文本通俗化策略

为便于小说的传播与接受,明清小说家自觉采取多种方式来实现小说文本的通俗化。缘于特定创作目的或时代背景,为适应特定读者群的阅读水平,小说家们多将浅近的白话作为首选语体。为迎合特定方言区的读者,一些小说家还创作了更为"适俗"的方言小说。为将文本进一步通俗化,许多小说家在叙事过程中采用了具有导读功能的随文注疏或评点。而传奇小说作家不仅有意使其小说外在形态向通俗话本靠拢,更将世俗审美趣味融注于小说文本。     

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

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荒垦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并促进了赋役制度的变革;作为一种御患措施,堤垸的修守制度虽然经历了由自修到协修再到自修的演变,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     

明清神魔小说与侠文化

神仙们斩妖除魔、普救万民的叙述格局,极似侠客闯荡江湖、行侠仗义。神灵以法术仗义,侠客以武力行侠,法术与武力产生了文化意义上的共通性。神魔小说多角度展示了侠文化的影响,而作为明清两大小说流派———神魔、侠义则异构同质、兴衰相继。     

论明清之际历史小说的民族意识

明清易代,民族政权转移,面对突变,汉族士人生活和心理受到深刻影响,因选择道路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人生态度。但他们的基本着眼点还是华夷之变的民族意识上,巨大的心理落差带来的痛苦造成了对清王朝产生的潜意识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小说创作的风貌,小说家多陷入对故国往事的追忆与反思之中,并通过借写历史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反映出当时人民的民族情绪和反抗意识,但也存有很大的偏狭性。     

明清女性弹词中的女性意识

弹词是主要兴盛于明清 ,流布于南方的一种说唱文学 ,其中以女性创作的弹词最具影响力。女性之所以钟情弹词创作 ,一方面是弹词这种艺术形式适合女性 ;另一方面 ,知识女性藉此可以传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因而在她们创作的弹词中 ,或塑造叛逆女性形象 ,或表现不幸女子的遭遇 ,凸显着鲜明的女性自我意识     

明清徽商与新安画派

明清安徽画派的辉煌与同一时期鼎盛的徽商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徽商挟其雄厚的财力倾心支持画家的艺术活动,以其独特的文化禀赋影响了新安绘画艺术的发展。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

乡约是宋代兴起、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官府鼓励和推行的一种村民自治的教化组织.在徽州,明代乡约建设倡行于嘉靖五年,极盛于明代后期的嘉隆万和清初的康雍乾时期.其组织形式与徽州本地特有的宗族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徽州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运作与管理十分规范,是同一时期全国乡约发展的典范,祁门<文堂乡约家法>、<岩寺备倭乡约>等乡约出现,标志着徽州乡约发展的成熟与完善,它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所倡导的法治与德治、礼法合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明清时期的官方理学和非官方理学

我国明清时期的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但在理学中,又有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的区别。官方理学是以明代薛瑄、胡居仁,清代熊赐履、李光地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与权力、利禄相结合,在理论上日渐僵化。非官方理学是以明代罗钦顺、王廷相,清代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对程朱均有所批评,富有理论的创新性。在明清,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都批判心学。对他们来说,心学无疑是异端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