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队:一种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作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新型中介机制和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工作队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工作队的介入改变了村庄社区的权力结构,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帮助党和国家实现了民众动员、精英监控、乡村治理的目标.但是,这种做法又破坏了科层化党政机构的日常运作,增加了国家的统治成本,从而使运动式乡村治理模式难以长期维系.     

戏剧建设与群众运动的交融共生——以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为例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乡村民众对戏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戏剧活动多是围观而不参与。中共政权借助思想教育、组织动员、演出革命戏剧、规范村剧团行为等路径,使乡村民众逐渐改变了对戏剧的态度,实现了由围观者向参与者的转变。在"运动群众"参与乡村戏剧活动的基础上,中共政权通过政策引导、机构协调、专业剧社帮扶、媒体推动等举措,为民众参与戏剧活动创造条件,使乡村戏剧活动逐渐演变为群众性戏剧运动。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乡村戏剧建设,极大地促进了边区戏剧的繁荣与发展,丰富了民众精神文化生活;而群众性戏剧运动的开展,也极大地配合与推动了各项群众工作,对动员民众拥护、支持和参与中共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戏剧建设与群众运动交融共生,成为中共抗日根据地乡村文化建设的特色和优势,对解放战争及以后一定时期的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分配的公平性问题新探（1946—1948）

果实分配是华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的关键性环节之一,其分配的公平与否直接关联着解放区政权的革命理念与民众动员的实践效果。从理论意义而言,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的分配模式追求结果公平,彰显出解放区政权对于构建公平合理的乡村社会新秩序的有益探索和不懈追求。然而,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的分配实践中却存在着分配不公的现象,尤其是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对于粮款、家具和衣物等浮财的多分多占更是严重破坏了土改果实分配的公平性原则。这一问题的凸显跟分配激励政策、基层薪酬机制和农村财政制度诸要素均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关涉公平性的客观结构位置与主观价值评判在革命的洗礼之下亦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变,而机会公平和效率优先的准则更成为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分配公平与否的另一种参照逻辑与叙事空间。     

土改与参军:理性选择视角的历史考察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负载着为赢得战争胜利而动员民众、汲取资源的政治使命.土地改革的资源再分配,在共产党与农民之间确立了一种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拥军优属的选择性激励,克服了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各种微观动员技术的运用,消除了动员参军过程的具体障碍.由此,共产党不仅成功获取了战争所需的人力资源,而且将广大农民整合到国家权力体系中来,顺利实现了乡村治理的目标.     

乡村改造中的游民规训与社会治理策略考察——以“改造二流子”运动为例

从社会治理策略的角度,以福柯的规训理论和社会治理理论为基本理论框架,运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对陕甘宁边区"改造二流子"运动进行分析和解读,可以发现,与中国皇权专制社会里的游民管制措施相比,陕甘宁边区所采取的游民规训与社会治理策略是通过群众运动中的举报、相互审查和自我审查,系统化商议评定标准,民选"二流子",以明确的标签来区隔"二流子"人群,同时使其他民众感受到熟人社会中的强大群体压力,对照"二流子"的认定标准进行自我审查,通过树立"反面典型"来促使农民向"先进"靠拢,进行自我改造。这一治理策略成功地规训了乡村民众,让每一个体在相互评选和自我审查中变得驯服和更加有效率。     

土改结束后的乡村社会变动——兼论从土地改革到集体化的转化机制

中国乡村社会在土改结束后出现了新的变动.阶级同化和阶级分化的趋势同时并存,新中农和新富农成为重要力量;土地买卖、雇工、租佃、借贷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以富为荣的价值观重新抬头;基层政治精英开始出现抗衡国家意志和去政治化的离心倾向.从土地改革走向集体化,存在着阶段论、条件论、替代论三种相互关联的转化机制,土改后的乡村社会变动为这种转化提供了动力和合法性.     

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中叶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既是生产关系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也对乡村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网络,扩张了国家权力的组织边界和功能边界,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间的关系,改变了乡村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形成了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模式,发明了种种动员技术和治理手段,使国家权力真正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治理,也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乡村"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建构——江西省南昌县小蓝乡的个案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社会改革运动中,中共通过动员民众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没收地主财产,对组织内的群众开展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摧毁了传统乡村的权力体系,瓦解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基层组织以及党领导下的以贫雇农积极分子为主体的新社会组织在乡村逐步建立起来.农民协会、青年团、妇代会、民兵等这些新的社会组织通过请示汇报、会议制度和自身整顿,树立了在乡村社会中的威信,并进而塑造了党的权威形象.组织的楚构,空前地扩大了乡村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开启了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组织化、政治化的进程,党和国家由此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不对等的博弈:土改中的基层政治精英

本文以山东、河北等省的土改运动为例,探讨了群众运动中基层政治精英的独特处境和行为特征.土改期间,基层政治精英并未完全成为国家的忠实代理人,而是在社会人、理性人的角色指引下与国家权力进行博弈,以维护村社利益或追逐个人私利.另一方面,乡村民众的介入改变了国家与基层精英的力量对比和博弈格局,致使基层精英既内在于又外在于国家权力体系,处于明显的权责分离状态,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谋求私利和"去政治化"的离心倾向.     

动员式治理:当代农村社区建设逻辑及后果分析

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农村社区建设被赋予了多重功能与价值,它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动员式治理"运动。国家通过动员治理,释放社会能量,形成全社会的参与意识与集体行动意识,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实现党和国家对政府内部系统的调控与社会的高度整合。然而,农村社区建设过度动员治理极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影响国家政权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为此,必须处理好社会动员与政府引导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应形成"上下联动"的农村社区建设推进机制,将民众满意度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考核指标,注重农村社区的"内涵与质量"建设,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坚持系统治理与整体推进的战略思维。     

试述毛泽东的乡村治理观

毛泽东具有独特的乡村治理观,一方面表现为自治与治理混合、政府与社会功能统一的乡村治理理念;另一方面则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思想。毛泽东的这种乡村治理观对建国后党的有关农村治理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农村权力关系的重构:以苏北土改为例1950-1952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长期战乱的局面。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可能比战争更深远地改造了中国社会,冲击着每个人的生活。这种结构性变革的一个突出体现,便是广大乡村地区权力关系的重新构造。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个复杂的重构过程即发轫于1950年的土地改革。本文通过对江苏省苏北土改的考察,就重构农村权力关系的策略问题,从斗争地主、动员群众和整顿干部三个方面呈现这一运动的概貌。     

土改文学视野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而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路线是依靠深入乡村的土改工作队来执行的.土改工作队在改变乡村的同时,也受到土改运动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土改工作队员在此过程中的锻炼与改造,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工作队员.土改运动不仅仅是社会运动,更是一个触及人思想的运动,各阶层人物在外力的冲击下,都要改变惯性意识的运行轨道.土改文学的丰富性就在于对身处其中的人物思想意识及其演变的展现,这在对知识分子的描写上体现得尤为鲜明.     

老区土地政策演变与农村生产要素流动研究——以1946-1956年的山东为例

作为老解放区,山东省自1946年即开始土地改革,至1949年全省已有72％的地区进行过土改.新中国成立后,土改从1950年冬在新收复区进行,到1951年3月全省土地改革完成.土改结束后—集体化高潮前,中共对山东乡村地权交易的政策经历了从鼓励—限制—全面禁止的急剧转变.期间,农民的地权占有和使用状况、土地经营方式的规模、主体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对抗美援朝的影响——以江西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紧密结合,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乡村社会改革和新政权的巩固。土地改革对抗美援朝运动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不仅加强了抗美援朝思想教育、诉苦和反帝集会游行等方面的民众动员,而且推动了抗美援朝爱国公约、武器捐献和参军优抚等任务的完成,还强化了农民的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观念,为抗美援朝运动展开普及和深入持久提供了坚实基础和良好环境。     

乡村社会改造中"公民塑造"的路径研究——以陕甘宁边区发展劳动英雄与改造二流子为考察对象

本文以陕甘宁边区发展劳动英雄与改造二流子为考察对象,探讨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改造中"公民塑造"的路径。在立足阶级动员的基础上,中共创造了"身份—角色"的个体改造机制;在改造过程中农民对土地的"眷恋"直接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建设,那就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提高社会动员能力。消灭私有产权意味着个体对抗"身份—角色"的内核被消解,个体的生存完全依赖国家,由此促成了建国后的一系列群众运动。     

试论建国初期中共的"运动治国"模式——以"三反运动"为例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领导者,在对国家进行社会整合中,尤其在法制体系尚未健全阶段,依旧沿用了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而且是极为成功的政治动员方式发起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群众运动.本文试通考察三反运动的历史运作过程,以探寻中共这一"运动治国"的施政模式和内在规制.     

动员式治理中的政府组织传播：南京个案

政府组织传播与社会动员具有内在联系,政府组织推行其政策、主张的过程是一种动员式治理行为,是通过组织间和组织外传播与动员对象进行的有效互动。其中,组织间传播是一种基于人情投资的资源动员,而组织外传播则主要通过人际传播起作用。政府组织在面对面的人际动员实践中既存在“培养典型”等传统群众运动的路径依赖,也利用了情感等多种因素,此外还引入了国家正式权力进行惩戒动员。     

群众路线:民主的中国路径——以陕甘宁边区为个案

就社会动员而言,群众路线的核心是如何把"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转化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实现从"要我"到"我要"的转换。当运动群众转化为群众运动之时,革命党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实现从制度约束向超越制度的转换。理性的分析群众路线,既要看到群众路线在社会动员领域的神圣地位,特别是群众运动过程中彰显的民主、平等的价值取向;又要看到当群众路线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它就以民主的形式颠覆了理性的制度安排。     

阶级划分的政治功能——一项关于"土改"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出发,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探讨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进程中阶级划分的政治功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乡村社会关系进行了实质性重构,即以阶级关系统摄各种社会关系,将其纳入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框架;二是通过对乡村社会成员的重新命名和归类,确立了一种新型的政治等级秩序;三是治理和被治理技术的发明,既借助阶级隔离术和阶级融合术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治理目标,又通过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的建构促使农民自觉融入了党和国家的治理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