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魏"三刺史"制度的若干诠释

在北魏地方政治制度中,州设所谓"三刺史"制度也是非常奇特的.此制不仅历朝没有,而且有关北朝史书上亦语焉不详.但此制又与北魏前期①整个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所以本文利用一些较为间接的材料予以诠释,特别是关于北魏军职与"三刺史"之关联,以求教于方家.     

论北魏孝文帝任用南士及其对南朝文化之汲引

近年来,在中国中古史研究领域,一些学者曾就北朝、隋唐时期的"南朝化"问题展开过讨论.此一问题涉及面宽,又富于理论建构的色彩,本人自感浅陋,实无能置喙.不过,由于一度从事中古时代士人迁移与文化传播的研究,多少涉及相关问题.     

贺多罗即破多罗考

2005年在大同市城东南八里许沙岭村东出土了12座北魏墓葬,其中M7即纪年为北魏太延元年(435)的壁画墓,以极具历史和考古价值,被评为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与审美风尚的变迁

魏晋六朝审美中心的演变有一个明显的倾向：由魏晋时期以人物之美为中心向南北朝时期以诗文书艺之关为中心转化,从对人的身体的直接呈现转向由文字媒介的形象再现。分析其原因,可以发现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以名取人、以族取人的选官倾向引导着人们关注自我,而六朝时期渐渐崛起的考试制度却引导人们把诗文才艺当作立身之本,使得诗文书法大盛,并引起审美风尚的变迁。     

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历史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在四个世纪中,我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的状态。各民族不同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人口的流动促进了南北各民族的融合,门阀士族制度发展至极盛,并形成了多元的文化与民间风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运动与中华文明的整体升华

东汉末年以后,战乱频繁发生,致使魏晋南北朝时期陷入动乱割据状态,并不断发生移民运动。汉族移民倾向于从中原奔向周边地区,因此汉族文化也呈现从长安与洛阳向四周播散的状态;原居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则大量地涌向中原或其他地区,并带入了异彩纷呈的文化。移民运动推动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丰富了各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从而使汉族古老的传统文明具有了强劲的新鲜活力,随着安定统一局面的逐步形成而得到整体升华,成为代表广泛的民族文化的中华文明。     

论书法艺术的自觉与楷书的产生

魏晋时期是中国艺术自觉的时期,也是书法艺术成熟的时期,而楷书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并走向成熟的。楷书的形成虽然是由文字发展过程中的简易律、区别律所决定的,但也与当时书法艺术的自觉有着极大的关系。楷书形体方正,笔画形态异常丰富,超越了之前的各种字体,书写方式比篆书、隶书多了许多连贯动作,这些方面正是书法艺术对楷书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书法艺术的影响使楷书无论是在形体、笔画还是书写方式上都与之前的小篆、隶书等字体有很大的不同。     

多立皇后与不立皇后——魏晋南北朝皇后制度探微

多立皇后和不立皇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后制度的两个突出变化.多立皇后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昏君和暴君的淫欲,同时也含有削弱外戚的意图,而不立皇后则主要是防止外戚专权.从效果上看,多立皇后的作用不大,也不符合传统礼仪,因而后世基本消失;不立皇后则作用明显,并由于外戚专权的存在为后世所继承.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与史学的互动及其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相对于汉代来说呈现衰微之势,依附于经的史学获得长足发展的机会,逐渐离经自立。与此同时,文史相别,子史换位,史学完成升格,逐渐形成自身的学科范式,并占据次于经的学术位置。但是,传统经学及玄学化经学继续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史学的发展,使此期史学仍然充满着经学气息并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经学与史学相互作用、相互激荡,促进了经学的革新和史学的多途发展。     

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论

史论就是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所作的评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论进一步发展,在史著中出现了“总论”及“论”“赞”相结合的新的史论形式;史论内容简明扼要,深刻剀切。这一时期,独成专篇的史论也很多,其思想内容具有明显待点:注重“人事”的社会历史观;重视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论争;重视参得失的鉴戒思想。这一时期的史论承前启后,地位重要,应法引起史学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魏晋南北朝文武分途的基础性研究——几个概念的辨析

从文武官职的角度看,"军将"、"武臣"、"武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用来泛指军事行动中的各级统帅,多与地方行政官职构成文武之别,但"军将"一词北魏后内涵有所扩展,亦指中央与地方军队的统帅。"文官"与"武官"之称从东汉开始普及,主要用以区分中央官职。两汉存在"文吏"与"武吏"的对举,所指侧重地方的基层吏员集团。从文武群体的角度来看,汉代以后,从军队出身、以武功扬名者渐渐被视为一个群体,该群体常被称作"武士"、"武夫"、"武人"、"武将",他们多具有善战强悍、学识浅薄、不闲吏职等比较固定的特征。文人群体常被称为"文吏"、"儒生"、"文士"、"文人"、"学士",尽管诸词所指人群掌握的知识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和武人群体相区别,强调其不长武事的特征。     

冲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人北上刍议

民户大迁移是魏晋南北朝重要的历史特征,除了西北少数民族内徙和"永嘉丧乱"后北民南迁,实际上还存在南民北迁的情况。按北迁南人身份、地位上的差异可分为宗室成员、大族士人、下层民众,而促使其迁徙的动因则各有不同。北方统治者在不同的政治、军事态势之下,对各类北迁人员有不同的处置方法。这一时期的南人北迁,不仅增强了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更是南北之间由相互敌视、冲突转变为彼此认可和接纳的重要推动力,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中华一体"观念的出现有着重大的影响及意义。     

论魏晋南北朝诗歌“正变”批评的审美化转向

先秦两汉的诗歌正变批评主要以伦理批评为主,而魏晋南北朝的正变批评发生了向审美中心论的转向。这种转向具体体现在三方面:一在诗歌形态方面,改变以往以四言诗为正的观念,开始肯定五言诗的创作;二在诗歌本质方面,从言志转向缘情;三在诗歌语言上,由推崇实用转为主张绮靡,加强了对诗歌形式美的研究和实践;四是在诗歌发展观念上,由崇正转向崇变。导致转化的主要原因是儒家经学思想的束缚减弱;玄学、儒家思想兴盛,导致了审美意识的自觉。     

说魏晋隋唐间的兴亡论——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一种阐释

关于朝代兴亡之故的讨论,既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史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魏晋隋唐间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对兴亡之故的探索比前人有了更丰富、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反映了人们对兴亡之故探索的连续性和走向系统性认识的发展过程。不论是"兴亡论",还是"辨兴亡",都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和对于历史的深刻思考。在这些讨论与探索中,历史与现实、史学与社会都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历史意识与忧患意识相结合的特点。尽管这是当时政治变动提出的问题,但人们对兴亡盛衰之故的思考与探索,都能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来阐述,从而把理论探讨引向深入,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和理论遗产,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魏晋南北朝士族、庶族问题的再探讨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士族、庶族等词汇的区别和划分问题,由于说法或者语境的不同往往产生歧义。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比较、辨析,可知严格意义上的士族就是指高门士族,其余所谓的＂次等＂与＂低级＂士族并不存在,不应视为士族。     

魏晋南北朝妇女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变化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各民族妇女家庭生活与社会地位的变化也不尽相同.同时,这一时期又处于早期封建社会,各阶层的家庭生活状况与社会地位也不尽相同.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风尚互相影响,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下妇女家庭生活与社会地位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经学与两汉史学的正统观念

中国传统史学的正统观念,肇端于两汉时期.这一时期史学正统观念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重视宣扬天命王权思想,以为王朝建立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提出神意解说;其二是通过构建历史王朝统系,以确立史学上的正统主义;其三是通过摒秦与宣汉,来否定秦朝的历史统绪,确定汉朝的历史地位.     

论魏晋南北朝“礼”与“法”的结合

魏晋南北朝"礼"与"法"的结合,既是西汉以降的继续,也是这个过程发展的新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法概念不同于两汉,不但指国家礼仪制度和法律,还包括家礼和家法。与礼法概念相同的还有"礼律"。礼律并列的概念更是直接地反映了礼法的结合。礼法初步结合大致发生在汉末三国,紧密结合发生在魏晋以及北朝北魏孝文帝太和以后。礼法紧密结合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二者在思想认识、法律制定、司法实践等方面的全方位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法结合的紧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机结合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礼法结合区别于前代的特点,具体表现为礼制执行的刚性化,刑事案件中的礼法结合,不因礼废法,法不离礼独行几个方面。礼与法的有机结合无论在礼制发展史还是法律发展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自此以后,这个有机体就变得牢不可破,一直影响至今。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仙凡婚恋故事的类型及文化意蕴

仙凡婚恋故事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从小说类型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天鹅处女型、螺女型、洞穴仙窟型和仙女下凡型等类型.这些故事类型各自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表现了当时民众与士人不同的审美趣味和内心欲求.仙凡婚恋故事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因素:神仙信仰的盛行、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和门阀世族制度的存在都是催生仙凡婚恋故事的重要因素.     

魏晋南北朝隋唐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合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整合过程中,民族史记述成为史家关注的重点,正史中的民族史撰述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正史的民族史记述有了新的发展,一是民族史记述成为各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二是民族史记述范围扩展;三是记述方式有所改进、创新.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在分争的表象下,史学有着加强民族联系、实现民族统一的内在要求.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基本成为人们共识,对巩固统一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接触的增多和联系的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理论认识有了深化.民族关系的思考主要关注两点:一是宣讲以夏变夷的责任及意义,二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具体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