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个体主义与道德合理性基础的重构

“价值个体主义”直接威胁着道德的合理性基础, 对当代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构成了重大挑战。“价值个体主义”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重大后果, 它与现代道德论证基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位移, 使得“个人自由”与“道德共识”之间的矛盾成为现代道德合理性的深层矛盾。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扬弃价值个体主义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这一问题上,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有着重大原则差异的立场, 其中马克思从人的生存方式转换的角度出发, 坚持“实践性”、“辩证性”与“人文性”等基本原则, 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野, 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科学发展与制度建构的内在机理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的实现有赖于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内化为核心理念的制度体系的建构与实施.这一制度体系能够化解人之生存和发展置身于其间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之中的利益矛盾,建立与维系社会秩序,强化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整合社会资源,为人与社会的科学发展提供必要的动力和资源支撑,从根本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迪尔凯姆的道德整合社会思想及其启示

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和治理,关键是把握道德与社会秩序、社会团结之间的关系。迪尔凯姆认为,一致性的道德规范是社会团结的基础,社会的团结与秩序在于道德的整合,道德精神维系社会整合,社会整合的基础是促进道德的社会化。迪尔凯姆的道德社会整合思想有重要的现实启示,社会治理需要发挥道德社会整合的功能,凝聚现代社会价值共识,培植社会团结的集体力量,要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夯实社会团结的精神基础。     

论儒家义利观的实质及困境

儒家义利观的基本态度是重义轻利。他们贬抑个人私利,认为人生应该注重对精神生活、道德情操的追求、鄙薄物质享受。同时儒家把这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先秦儒家力劝统治者讲求道义,抑制私欲,从而缓和与老百姓的利益对立,宋明理学家则主张“禁欲”,企望消融社会的矛盾冲突,这都是消极和不现实的。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依赖干社会制度与道德。社会制度是对社会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相对公正的分配,而道德是人们对义务的自觉践履。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的,在这一层次上的道德是带有功利性的。但道德同时是人们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求,这是一种理想的层次,往往是超功利的。儒家把这两个层次混为一谈。义与利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基本的价值范畴。义与利之关系决定着一个社会根本的价值导向,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政治理想、经济目标和道德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辨”源远流长,其中以儒家的义利观影响最为深远。但为什么它在现代陷入了困境？到底如何把握儒家义利观的实质？我们应该确立一种怎样的义利观？这已经成为当前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人与人关系中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深层次理论问题。     

论“社会人”利益伦理与现代法律精神的正相关

利益伦理主要在于揭示个人之间、群体之间、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社群主义,都无法准确把握利益伦理之要义。既关注个人利益追求又注重社会道德、社会责任与社会贡献的"社会人"利益伦理与现代法律精神契合支撑,为建立完善的利益创造、分配、调整与矛盾化解体系提供了有益的价值指标。     

对性道德的探讨

任何社会都有性道德,但性道德在不同的社会是不同的。由于女性解放、避孕法的发明、性革命的发生等,当前社会的性道德已趋于宽松,尊重人的权力,追求个性的自由与快感享受,使得社会对个人的限制大大降低。当前的社会应该是一种新型的性道德:以个人快乐为主的性道德。因此,我们不应该一味抱怨传统性道德的沦丧,要求恢复传统,但也绝不应该追求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个人的性自由。     

社会共同体秩序的建构:马克思的利益观提供的启示

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群体化生活方式之一,维持这一群体的社会秩序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责。社会秩序如何可能一直是法哲学的研究热点之一,霍布斯、洛克、卢梭、涂尔干、帕森斯等人都有过经典的论述。当前,在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整合社会、构筑以法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同样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验。本文拟通过对马克思利益观的梳理和再认识,提出以马克思利益观为指引,以尊重和保障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建构路径,即以尊重和保障利益为基础;以社会组织代言个体利益为社会结构条件;以平等的利益博弈平台为机制要素;以权威的利益纠纷解决机制为社会良序的平衡器。     

美好生活的道德伦理基础

道德伦理是美好生活之价值生态的重要元素.美好生活意味着人们对生活中共同价值的共通理解,既是每个人都能充分展示自由个性即全面发展的生活,也是遵守道德顺应伦理的生活.道德伦理是人们在生活中因道德而结成的一种正式伦理,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行为规范和伦理价值形态,以人们生活中的正当利益为基础.道德伦理在护卫美好生活时,以关系和乐协调、秩序共建同构、价值共享互通为基本理念,通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睦共处、人与社会和合共存、人的自我身心和解共益等原则得以具象化.美好生活的道德伦理原则需要人们付诸行为、诉诸践履,即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要求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人与人关系上要求人尊重他人、宽容他人、与人合作;在人与社会关系上要求社会尊重个人、个人融入社会;在人与自我身心关系上要求个体自尊自律.     

价值一元论下的经济社会基本矛盾分析

从价值一元论出发,我们能够相对较严密地解释和剖析人类社会中围绕利益而演化出来的矛盾运动规律。这种剖析是利己和利他并存的价值二元论无法做到的。价值二元论存在内在矛盾,价值一元论是经济逻辑的必然要求。利益可分成生理利益和心理利益,价值一元论可以把利他和利己整合到一起。社会秩序是人类和平而稳定地生活的保障,社会秩序所界定的人与物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是权利。权力系统界定、维持及改变社会秩序,权力系统运行的效果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     

对构建政治民主化和谐社会的法理思考

“和谐社会”这一现代政治学、社会学概念,不能简单地套用于法学范畴。与“和谐”相对应的法学范畴是“平衡”,它主要体现为公民的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平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利平衡,以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格局的相互谐调,互补互动。建构和谐社会是社会矛盾运动的过程。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化解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的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一冲突的阶级性实质是权贵资产者阶层与工农弱势群体的矛盾与对立,而建构公民社会则是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和动力。     

生成着的人性:人类道德发展主体动力新探

马克思认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道德,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构成了其客观基础,这无疑是正确而深邃的。这对正确认识道德的终极根源、基本问题,对正确认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功能,并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伦理学都具有重大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性历史性地生成,并成为道德发展的主体直接动力。群体利己、个人利他作为"人的依赖"状态下人性的内核导致了"依附型"道德;"物的依赖"时期的主观利己、客观利他的人性状态直接催生了现代性道德。现代性道德决不是一种完满的道德,人之个性自由发展的道德是其发展的方向。只有祛除深陷"经济人"与"道德人"范式而难以自拔的旧的人性窠臼,构建人性内在的良性张力,使主体真正发展为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和谐统一的"价值人",才能迎来人类道德理想的曙光。     

浅论道德行为的选择

道德行为选择的科学依据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统一,大学生道德行为选择中具有诸多冲突,突出地表现在处理与社会,集体和他人的关系上。要正确处理道德行为中的诸矛盾,就要正确处理好社会、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利益价值与道德价值之间的矛盾、行为主体与行为对象之间的矛盾等。     

道德自律与意志自由--兼论道德自律的社会基础

意志自由是道德自律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既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道德秩序的根本依据和核心内容.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忽视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当前中国社会还没有普遍确立起真正的法权人格和道德实践主体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在强调道德自律的同时,必须高扬人的自由,致力于培育理性的社会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自律.     

个人与社会何以维系——基于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的思考

在"现代社会",个人与社会何以维系?这是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并试图给予解答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涂尔干认为,分工的"真正功能"并不在于优化经济,而在于实现社会整合,因为分工既是社会团结的源泉,又是道德秩序的基础。历史地看,在"机械团结"的传统社会,个人与社会主要维系于集体意识,而在"有机团结"的现代社会,个人与社会主要以社会分工为纽带。"失范"是涂尔干对现代社会的病理诊断,但其原因不在分工,而在传统社会道德支柱的瓦解。因此,与马克思不同,涂尔干认定现代社会的"危机"在性质上是属于道德的而非经济的,现代社会的"出路"就在于必须诉诸基于社会分工之上的道德统一性。     

社会整合理论视阈中王阳明南赣治理的历史经验与借鉴

王阳明巡抚南赣时,南赣地区社会秩序混乱,潜藏着重重危机,社会治理系统趋于解体.从现代社会整合的理论视角看,王阳明南赣治理行动与社会整合理论具有高度契合性:通过提督军务、行十家牌法、设立县制等措施重构南赣社会政治系统,实现了政治整合;通过改革盐法、吸纳新民等措施实现社会发展动力再造,并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实现了经济整合;通过举乡约、兴社学、办书院等措施重塑社会道德价值观和社会制度规范,进而实现了文化与制度整合.可以说,王阳明的南赣社会治理对社会整合理论是一个印证和支撑,本质上与心学思想存在着体用关系.从社会整合理论来研究并借鉴王阳明南赣治理的历史经验,能够为阳明学研究提供一个现代性的新视角.     

国家与社会:解读马克思社会和谐思想的基本向度

社会与国家是两个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马克思的社会与国家学说以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与整合、社会的人的自由理性发展为指向性目标,深刻说明了国家治理与社会调节各自的覆盖范围与功能作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理顺各种利益和矛盾,其关键在于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注重国家的管理和协调与社会的调节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     

自由的二元性理论及其社会意义——基于现代社会救助(保障)制度道德正当性的分析

自由内部的二元性: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构成了政治现代性发展的内在张力。自由理念构成正义的道德基础,消极自由关联市场正义,积极自由诉求社会(分配)正义。消极自由具有抽象性、形式性和保守性,片面坚持消极自由必然导致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漠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是统一的。积极自由是实质自由,积极自由的价值理念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以及现代社会救助(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道德正当性证明。现代社会救助(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底线正义,反映了人类对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追求。     

社会转型：从依附走向自主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社会秩序主要经历了两种类型的交替,即从前市场经济社会秩序到市场经济社会秩序的演变。马克思根据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把人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基本的历史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与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①。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阶段的划分,为社会秩序的分类和发展的研究提供了适当的参考框架,并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指明了基本线索。(一)传统社会秩序是在由建立市场经济所推动的社会转型发生之前的…     

实践自由与马克思法哲学的当代思维

现代社会个性的张扬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协调要求之间日益加深的矛盾,使现代法权的自由观重新回到了人们关注的视野。许多学者力图通过重新解读黑格尔法哲学中关于自由以及将自由纳入具体社会领域加以考虑的思想,找到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和解的途径。其实,马克思的法哲学中关于实践的自由观更加深刻地分析了自由与法的现实物质基础、阶级基础以及社会历史条件,这对于我国当代从自由的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法哲学之内在特征有重要的意义。     

从仁爱到正义:道德中心词语的现代转换及其困境

古代道德是以仁爱为中心词的道德 ,而现代道德则以正义为指向 ,以正义为中心的道德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秩序运行的良好 ,而仁爱为中心的道德则可以直向更高的存在及其秩序。在现代 ,道德不再是个人自我臻于善境的日常性要求的传达 ,不是个人德性的完善 ,而是社会维持自身而设置的法规纪律 ,因此它几乎不再是个人的内在需要。而这正是现代道德的根本困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