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法”并治论

本文论证了中国古代“德法”并治方略的产生、形成和基本内容,思考了“德法”并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认为“德法”并治的消极实质是人治,与现代的法治相对立。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应该清除传统法律文化即“德法”并治的消极影响,立足于新的历史条件进行制度创新和设计。     

论"德法共治"的内涵及意义

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辨证分析,探讨“德法共治”思想的丰富内涵,进而说明实施“德法共治”治国方略的重要意义。     

“德法兼修”理念下高校法治人才 培养机制的逻辑进路

“德法兼修”理念是高校法学教育落实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立德树人高校使命的应有之意,其对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学教育的“德法兼修”与社会治理的“德法兼治”具有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新时代的法治人才既要从内心信仰法治,成为法治文明的接棒人,又要勇于投身法治实践,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践行者。只有在法律条文中适度兼顾道德精神,才能充分体现法治的温度和道德旨归。面对当前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存在的传统教育模式应用局限、跨学科交叉培养模式有待完善等现实困境,高校应依照“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的总体思路,以专业知识带动思政价值理念,并最终落脚于法治实践,实现知识育人、铸魂育人、实践育人的有机融合,在“德法兼修”的价值引领下构建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是"德法"兼治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是在与“人治”的搏斗中发展起来的 ,随后 ,它成为“德法”兼治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中心环节 ,引导具有不同层次道德水平的人们 ,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     

“德法合治”思想的历史溯源及其现实意义

作为治国方略的德治和法治思想在我国和西方都有长久的历史,二者的关系在相互斗争、相互融合中逐步走向成熟。目前,我国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矛盾和问题,如何处理好德治和法治的关系,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是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回顾“德法合治”在历史上对治理国家的重要贡献,审视当今社会,“德法合治”在治国过程中更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治国方略的历史考察

考察天治、人治、法治、德治、德法并治等中国传统治国方略诸范畴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实践,揭示其内蕴的规律性,对当代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德法兼治"是现代公司治理的必由之路

现代公司治理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关注的课题。在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观念的影响下,"法治"在公司治理中的功能越来越强,相对而言,"德治"的作用却日渐被人忽略。而道德规范是对法治失灵最好的补充机制。在现代公司治理中,应当走出几个常见的认识误区,实行"德法兼治",形成德法并举、互为补充的公司治理机制。     

"综合为治"的法律传统与我国古代社会的和谐

“综合为治”的法律传统在我国古代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法律中的综合为治包括:人治与法治结合,治官与治民统一,审判与调解并举。其中,人治与法治结合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治官与治民统一促进了家庭内部以及官与民的和谐,审判与调解并举促进了人与社会的和谐。     

德法兼治 发展天津商业

德法兼治是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天津的商业在德法兼治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法治建设,完善商业行业道德体系,是促进天津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的历史演进

本文简要叙述了我党治国方略问题上三次大的演进历程,从理论上说明了人治的危害性、法治的合理性、德治的必要性,并论证了德法共治的可能性.     

关于“以德治国”的若干思考

当前对“以德治国”的理解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错误。“以德治国”根本不同于传统儒家的“德治”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 ,“以德治国”的落实主要在于制度道德的建设 ,而不仅仅限于公民个体道德的培育。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 ;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 ,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 ;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 ,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 ;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 ,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 ,二者并举 ,不可偏废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方针的提出及历史渊源。论述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法治与德治－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支柱

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基石,法德并举则是维系这个文明秩序的支柱.现代法治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主体是全体公民,客体是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行为,内涵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民本”为核心的传统德治思想渊源于儒学,它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作为软控制约束必须把握德治的力度、刚度和密度的适度性.法治与德治因其共同的基础和目的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构成了现代国家最完整、最科学的治国方略.     

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同构

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治国方略的确立,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必然,是法律与道德功能互补的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二者作为治国的方略并举提供了可能与保障.     

坚持德治法治并重 全力推进以德治国

江泽民同志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的思想 ,是适应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而提出的 ,是对我们党提出的“坚持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的创新和升华 ,是对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务必加强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全民素质教育 ,全力推进以德治国。     

论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法治保障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的推进应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以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主导“两型社会”建设,以提高地方立法质量保障“两型社会”建设,以完善执法机制促进“两型社会”建设,以公正司法形象引领“两型社会”建设,以健全各类纠纷化解机制推进“两型社会”建设,以培育法治精神确保“两型社会”建设。     

从“法制”到“法治”——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比较

荀子和亚里士多德都注重法律的制定、完善和实施,强调法律要具有内在的价值精神.但是,荀子所强调的法律层面的治理,并不等于现代意义的"法治".而亚里士多德,则对"人治"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以其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风格阐明了"法治"的必要性.两者比较,有助于我们理清"法制"和"法治"的内涵,更深入地理解"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论德法并举的治国理念

德法并举的治国理念,借鉴和吸收了古今中外“法治”和“德治”中的有益成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