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小说的疼痛书写——以《玉米》三部曲为例

《玉米》三部曲是毕飞宇的代表作,也是践行他“疼痛”这一书写主题的重要作品。在《玉米》三部曲中,毕飞宇通过讲述王家庄里以玉米、玉秀和玉秧为代表的的女性在寻找生存之地时,面对对现实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诸如文化、伦理、历史等问题时的挣扎与反抗,以达到对全人类的悲怆命运的反思,这也是“疼痛”书写的人文关怀的价值所在。本文通过对《玉米》三部曲中三位女性的疼痛人生的回顾,深入探讨生命痛感的由来和具体展现形式,从而给予每一位疼痛者情感和心理上的认同与关怀。     

论朝鲜朝后期家庭小说中父权家长形象的塑造

朝鲜朝时期父权家长形象根植于宗法父权体制,构建于家庭伦理观念。朝鲜朝后期家庭小说文本中的父权家长形象多是一个在矛盾中彷徨的家长,害死子女的无能家长,囿于家庭伦理秩序的无奈家长,期望获得婚姻自由的家长。在朝鲜朝社会,由于文化的变迁以及对家庭小说文本中父权家长形象塑造的影响,人们具有了自我觉醒意识,因此一家之长的地位被动摇,以＂父权＂为核心的传统家庭模式被解构,父权家长制逐渐走向衰微。     

匍匐在男权阴影下的乡村女性——论毕飞宇《玉米》系列中的女性形象

毕飞宇的《玉米》系列作品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生动的情节叙述,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农村女性形象：理智早熟、工于心计的女强人玉米;漂亮聪明、要强风流的小妖女玉秀;聪颖娇媚的红颜祸水柳粉香;被蹂躏却又沉默的王家庄的其他女人们。她们个性迥异,但却命运同悲——匍匐在男权阴影下艰难求生,在不如意的生存困境中奋力抗争,最终却不能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她们悲惨的命运折射的是那个特殊年代权利对人性的腐蚀。     

“钟形罩”里的“看”与“被看”——普拉斯小说《钟形罩》的女性文化解读

《钟形罩》是美国当代女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小说以女主人公埃斯特独特的眼光和身体洞察,感受＂父权制＂文化的虚伪、丑陋和专制,是知识女性充分利用＂看＂的权力,对不公平的社会文化的反抗和消解,是女性主体性的充分体现;而埃斯特被精神分析、监控的身心体验揭示了女性个体在＂父权制＂政治权力下的＂被看＂和被客体化的社会地位。文章从女性文化视角解读《钟形罩》文本中＂钟形罩＂意象的涵义,揭示普拉斯悲剧的社会文化本质。＂钟形罩＂意象阐释为笼罩女性的＂父权制＂社会文化的一切产物;＂看＂与＂被看＂象征了女性个人主体与社会文化权力和地位之间的关系。埃斯特在＂钟形罩＂里＂看＂与＂被看＂的权力较量彰显了女性主体性表达的强烈愿望和女性身体被政治文化客体化的尖锐矛盾。     

论村上龙作品中的父权问题

日本现代著名作家村上龙的《无限接近透明的蓝色》、《投币式寄存柜婴儿》等代表作,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传统父权崩溃给年轻人带来的身份认同焦虑及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后果;而《KYOKO》、《逃往希望之国》等代表作又深入探讨了以积极的文化接受意识与主体性的确立克服父权焦虑、重建健全的社会心理与个体存在方式的可能性。     

“被精神病”问题背后的父权主义

《精神卫生法》中存在三大父权主义——即国家父权主义、医疗父权主义、家庭父权主义.三者一方面是精神卫生事业得以正常发展的基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侵犯患者合法权益、甚至是正常公民“被精神病”问题的始作俑者.实践表明,这三支力量中的任何一支过于强大而又缺少制约,就有可能造成备受诟病的“被精神病”现象.因此,《精神卫生法》应当围绕这三支力量设计出有效的程序,将它们纳入规范化的轨道,使之能够相互制约、良性互动.     

无处不在的“天主教中心主义”——论《圣经直解》翻译中的文化取向

作为赞助人,耶稣会支配着晚明耶稣会士对《圣经》的翻译,这是《圣经直解》成书的重要背景,也决定了其节译福音书时的文化取向。它对福音书的节译整体上没有＂适应＂中国本土的思想观念,而是极力彰显福音书中体现的天主教的教义,忠实于教会和《圣经》的旨意;其＂直解＂部分也表明天主教文化被视为＂中心文化＂,缺少了对译入语文化的宽容,更没有多元文化共存的理念。     

《玉篇》命名新论

南朝梁陈际顾野王所著《玉篇》是我国第一部以楷书为正体的字书。我们认为,诠释《玉篇》得名的思路理应落实在两个方面:阐释用做字书之名的"玉"的相关文化义;明确梁时及梁之前社会历史文化对顾氏以玉名篇的影响。如此双管齐下,才会相得益彰,找到其中语言文化交通的桥梁,才可能得出较为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     

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圣经》

《圣经》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籍,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一部文集,是一座最有魅力的文化宝库。《旧约圣经》这部历史书具有鲜明的叙事色彩,是记录古代犹太人历史的伟大书卷。它是一部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把女性降低到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她们生活于父权社会中,受父权与夫权的支配,在宗教生活中被视为不洁净的人。《旧约圣经》中所包含的女性观,成为基督教女性观的主要思想渊源之一。《圣经》对于西方女性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西方妇女的解放应首先破除《圣经》思想的束缚。     

《藻海无边》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藻海无边》续写了《简·爱》中被幽禁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的故事。本文试图通过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文本视域,对《藻海无边》中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予以阐释,指出小说中女性的命运与土地的命运具有＂复杂的关系＂,透视男性的行为模式如何影响父权体制下女性与自然同被宰制的命运。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为解读该小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     

女权主义视角下玛丝洛娃的形象透析

玛丝洛娃是托尔斯泰《复活》中女权主义的代表,玛丝洛娃在作品中给大家呈现出一个主动背离传统道德,用特殊方式反抗男权社会的形象。她也清楚地明白,聂赫留朵夫想与她结婚的想法不过是为了替他自己的灵魂赎罪。这就让当时男权社会有效的统治工具——家庭以及婚姻约束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也在本质上就否认了男权的道德规范,极大地显示了自己女性的价值以及尊严。     

挖掘被压抑的主题——《最后旅程》与《简·爱》的叙事模式和叙事话语比较

《夏洛特———简·爱的最后旅程》揭示了《简·爱》所回避的男权社会的性别政治和性的权利问题,颠覆男权文化中将女性"他者化"的父权、夫权和神权,但是该文本将性解放、性放纵作为女性追求自我实现的最后出路,彰显了作者以男性文本为工具施实话语霸权的意识和意图。     

“他者”的生存逆境和自我独立——从隐性人物分析《玻璃动物园》女性的命运

作为《玻璃动物园》中“第五个人物”，“隐性父亲”代表的是隐性的父权中心。通过分析剧中隐性父亲的普遍存在和阿曼达建构父权中心的徒劳努力，研究父权中心与女性自我意识的密切关系，揭示该剧的引申社会意义，即女性只能通过解放思想获得独立，依赖父权中心将最终走向悲剧。     

刍议《年轻的古德曼·布朗》的生态女性关怀

美国浪漫主义代表作家纳桑尼尔.霍桑的短篇小说《年轻的古德曼·布朗》以精炼、充满隐喻和象征的语言引发了学界对小说本身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和思想内涵的多维度、多视角的深层解读,小说对清教父权社会、原始自然生态、父权价值体系中女性角色嬗变有着细致入微的描写,这与生态女性主义有关父权社会与自然生态和女性意识的关系理论契合,彰显了小说特有的生态女性关怀,即生态自然超灵异象启示下清教徒对父权文化的疏离和反思,以及女性传统角色突变引发的清教父权意识消解。     

抗争与屈从——《奥赛罗》中苔丝狄梦娜形象分析

莎士比亚在其戏剧《奥赛罗》中刻画了一位深受父权思想影响,但却一直努力抗争着的女性———苔丝狄梦娜。女主人公单纯善良,却最终成为父权社会的牺牲品。剧作艺术性地揭示了女性在当时的生存状态,也反映了剧作家的女性观。     

宗族与汉人社会——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管窥

宗族是理解中国汉人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莫里斯·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模式探讨了中国东南部宗族的结构与功能及宗族与国家关系的内容，并提出宗族发达的“边陲社会论”和非对称的宗族分支结构等理论模型。这些宗族理论模型对我们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等问题有很大的启发。     

历史想象与社会建构——评女性主义对中国科学史的解构与建构

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社会建构论框架下的女性主义采用后现代方法,用妇科的产生与发展作为撬开《黄帝内经》身体理论的楔子,通过揭露“性别密码”,将中医视为中国历史语境中的编史学“想象”,中医理论和知识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父权制话语下的产物在形式和内容上被刻上了性别政治和权威意志的烙印。这种相对主义立场在社会与自然二分的认识论框架下否认了科学的整体性,科学的客观性被消解。女性主义的新近发展摆脱了本质主义的历史解释,关注社会、科学、技术的关系及其物质化过程,为反思和开拓中国科学史研究提供了启发。     

农村“闪婚”：父权文化下的“本地婚”

本文以父权为视角,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为框架,借用传统乡村社会中以宗族、人际关系网为基础的组织体系和通过亲属关系、面子体系等构成的象征体系,深入分析农村“闪婚”的本地化成因.本文认为,传统父权文化并没有因现代思想的冲击而消逝,而是在当下农村继续发挥作用.在打工经济限制青年男女返乡时间的背景下,受父权思想影响的父辈群体为了保证家族的传宗接代,以教化权力为基础,通过打、拉、限、借的方式规训子女的择偶地点,建立起本地的通婚圈.这一模式使得青年男女的择偶时间和择偶地点只有在年假时才得以短暂重合,择偶时间被大大缩短,由此产生了新的择偶方式——“闪婚”.     

社会性别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的典型呈现——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摘要》研究

马克思围绕摩尔根《古代社会》做了一系列阐释,将社会性别问题放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在马克思看来,财产权是家庭和人类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动力。财产的占有和分配在人类社会生活当中地位显要。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父权制血缘关系的基本要求是家庭婚姻关系特别是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转化的根本原因。财产关系的变化使家庭婚姻关系从母系氏族走向了父系氏族,父权制度更通过财产关系获得了政治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当中的优势位置。父权制度通过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的力量将其自身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因女性问题的根源在于财产所有制和继承关系,财产所有制继承关系成为凌驾于女性甚至全人类之上并产生剥削和私有制关系。只有解除剥削和私有制关系的基础上消灭财产关系作为社会唯一根本的衡量标准的社会形态,女性问题才能得到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