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两面派的末路

早在一九二九年,鲁迅同革命营垒中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作斗争时,就无情地揭露过这样一种角色"他们"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无产阶级!'(《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这廖廖数笔,实在是给反革命两面派两了一幅肖象."四人帮"一伙,不就是这样的反革命两面派么?!他们本是渣滓:王洪文是政治流氓;江青是三十年代"国防牌"的三流"明星",曾无耻地向人民公敌蒋介石祝寿献媚;狗头军师张春桥是老投降派,围攻鲁迅的打手,当年"四条汉子"的马前卒;姚文元是文痞,阶级异己分子,彭德怀、周扬的吹鼓手.但是,他们却欺骗党、欺骗人民,居心叵测地把肮     

剥开江青的画皮还其三十年代反革命的真面目

江青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为了实现其当女皇的狼子野心,曾无耻地吹嘘自己“从小就革命”,自我标榜三十年代曾为“抗日宣传”演戏,俨然以抗日救亡运动的“进步演员”自居。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陈伯达一伙也肉麻地吹捧她是什么“老革命”,胡说什么“早在三十年代,江青就和鲁迅一起并肩战斗,向王明为首的投降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但是,“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历史是篡改不了的。查查江青三十年代的丑恶表演,她根本不是什么同鲁迅“并肩战斗”的“进步演员”,而是同化名狄克的张春桥一样,是被鲁迅斥之为钻进革命营垒的“蛀虫”,是鼓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向蒋介石献媚,为敌人效劳的老投降派。     

吹捧日寇的老投降派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上海《中学生杂志》第五十一期刊登了张春桥的题为《济南》的一篇文章.张春桥站在日寇的反动立场上,以介绍济南市的地理、名胜为名,大肆吹嘘当时的济南"一切都变了","渐渐地好起来了",在"突飞猛进",而这一切变化,都是由于同日本帝国主义"共存共荣"的结果,他说:"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惊奇说,这里的经济权大都操在日本帝国手里,那是一种胡说,我们只有在'共存共荣'下才能够互相提携才能够把济南建筑起来,济南现在不都是日货吗?这便是'共存共荣'的结果.日本军队的忠魂碑不是建立在济南么?"事实证明,张春桥早在三十年代,就无耻吹捧日本帝国主义,赞扬     

能够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

1980年代流行"纯文学"、"真实的文学史"等观念,并据此进行了文学史的重写,从而激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局面.但是当写出"真实的客观的纯粹的文学史"的努力变成一种常识,抑或是一种新的权威姿态时,就有可能使重写文学史这一命题走向自我封闭.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比如何谓"文学的历史",被书写的历史与书写后的历史是何种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再现历史,历史再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等,都不是当初提出"重写文学史"时想的那么简单,如果不加厘清,就有可能成为新的迷思.反思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中的所谓"自觉",目的不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是再次激活问题,探寻"重写文学史"的新的可能性,保持文学史重写的开放性.     

远去与归来——关于中国和西方相互对话和研究的方法的思考

本文从西方思想在中国传播和接受的历史出发,试图分析在截然不同的中西思想文化之间实现真正平等对话的原由和基础.本文要说明对话的目的不是平行生硬的比较、附会,也不是单纯实用的价值,而是要深入到"异域"(hétérotopie)之中,再回归自身,思考自己的思想文化传统.只有承认这个根本的"差异",才能找到中西对话的正确的方法和途径那就是接近现象学的"描述的方法",就是"远去"与"归来"的途径.     

剑磨二十五年舞出"唯道"新论--宫哲兵《唯道论的创立》简评

宫哲兵教授的新著<唯道论的创立>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唯道论的创立",围绕老子的"道"而阐述,创立"唯道论"的学说,写于2004年,是作者最新的理论成果;第二部分"质疑中国哲学史‘唯物'‘唯心'体系",写于20世纪90年代;第三部分"<老子>到<易传>--晚周辩证矛盾观形成的历史与逻辑过程"和第四部分"<左传>、<国语>朴素辩证法思想范畴资料注评",是作者于20世纪80年代初完成的硕士论文<晚周辩证法史研究>中的主要内容.     

从"外王"到"内圣":以"社会公义"论为核心的儒学--后新儒学的新思考

本论文对于原先儒学由"内圣"到"外王"的思考,将做一大逆转,而指出--从"外王"到"内圣"的一个崭新可能.笔者多年来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来诠释中国传统社会,并提出批语对比而言,当前的台湾已进至一以"人际性互动轴"为核心的"公民社会".于传统血缘性纵贯轴的社会,而有"从'内圣'到'外王'"的结构,人际性互动轴的社会则为一"从'外王'到'内圣'"崭新可能.再者,笔者将指出原先"从'内圣'到'外王'"如何落入以"心性修养"为中心,而遗弃了"社会公义";相反地,"从'外王'到'内圣'",则不再是"大公无私",而是"公私分明",对于"心性修养"与"社会公义"有一恰当的衡定.笔者以为这是后新儒学的崭新思考.     

谈红学的学域──“还‘红学’以学”论质疑

什么是红学？这个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竟成了一个大问题,引起了红学界的争议。周汝昌先生早在1982年就提出：红学"不是用一般小说学去研究一般小说的一般学问","而是以《红楼梦》这部特殊小说为具体对象而具体分析它的具体情况、解答具体问题的特殊学问",因此"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①．最近又在《还'红学'以学》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红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②．而在鲁迅之后"这种以真'学'为素质的'红学',竟然毫无发展与进境",甚至"沦为非学术的某些名场利域的附属工具",走上了"以非学充学之…     

翟子卿(二)

我气愤地对子卿说:“你娘这么受人欺辱,你还傻看着啊！你还是不是你娘的儿子了?” 我的话使子卿一时猛省了过来。他冲上前去,双目圆睁,血脉贲张,脸一直红到脖子,少年气盛地大骂那汉子铁石心肠,不是东西。那汉子狠狠扇了子卿一耳光。子卿抓住汉子的手就咬,使汉子疼叫不止。而子卿不松口,仿佛非要把汉子的手从腕部咬断不可。情形如同貉子咬住了一条眼镜王蛇的颈部。貉子就是那么一口咬住     

略论巴金的《家》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一批五四以来优秀的文学作品,巴金的《家》就是其中之一。《家》是巴金解放前的代表作,也是三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它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在国外,曾出现了多种的外文译本。但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品,也被“四人邦”打成大毒草判处死刑。“四人邦”歪曲它是“对封建制度的维护和美化”,是“三十年代的一股反动逆流”,把它划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产物。作者巴金同志也受到“四人邦”的残酷迫害,张春桥甚至咬牙切齿痛骂,对巴金的处理,“不枪毙就算落实政策”,疯狂迫害革命作家。     

生涯规划书选载(4) 我的目标:成为一名优秀的平面设计师

职业生涯规划不是追求社会赞许,不是追求所谓的"成功",而是构建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方式。我是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2010级工艺美术专业的一名学生。虽然我不知道将来迎接自己的是什么,但我能做的就是多学知识,因为我坚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单干户”和谁搞“三同”

自称是“单干户”的江青,曾东窜西跑,满口叫喊她要搞“三同”,甚至装出一副颇有些体会似的面孔,恬不知耻地说:“要实行三同这并不难,我在三十年代就三同过。”尽人皆知,白骨精江青直言不讳地辱骂工人、农民“脏”、“不动脑筋”,逢到工厂、农村总是掩耳捂嘴塞鼻,既怕声又怕光更怕热,何曾与工人、农民“三同”过?然而她却认为“三同”如此之易,还深有体会,岂不怪哉?幸好,她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研究线索——她三十年代的“三同”,我们不妨顺藤摸瓜,看个究竟。     

诗国常州一脉新--《常州诗词》代序

一、从"诗国"和"诗派"说起 中国在世界上有"诗国"之称,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常州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诗国"之称,这是常州人的骄傲.当然,后一个"诗国"不是指国家,而是指城市或地区.另外,这个称呼也不是自封的,它有历史根据.大约是在清代初年,浙江著名诗人查慎行(初白)就有过这样的诗句:"毗陵诗国千年事".     

金乡经济生活的叙事策略

采纳"叙事被视为历史事实的一种'中性容器'是'自然地'适合于直接再现历史事件的一种话语模式"的方法,来回顾金乡的经济生活.发现金乡人的策略,是对元叙事阐释选择一种变通的阐释,在运作自己的生存文化时采纳一种适应性非常强的"软文化";是通过自我解释,圆满地完成了为当下服务的生活策略.     

论两种生产学说之为彻底的唯物史观一元论——重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自《起源》一问世,批评者就一直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物质资料生产视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主张"生产本身又有两种",就是二元论。其实,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学说恰巧是最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因为被唯物史观视之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的并不是物质资料生产,而是物质生活生产;而所谓"物质生活生产",也就是作为辩证综合的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这样"两种生产"。     

"哥白尼式的革命"与哲学言说的困境

哲学作为一种言说,已经从本体论退到了认识论,再由认识论退到了语言论,而到此为止,一退再退的哲学实在已经退无可退;作为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哲学必须迎向自己的言说困境,迎向自己的对象化循环模式的极限.言说的困境说到底就是思的困境.在入思之前,如果思的可能性已被一条已经完成了的"思路"的绵绵延伸所吸尽,我们便不能不说我们尚不会思.思不是任何"什么",思只是"到场",在"去蔽"和"倾听"中到场.     

四川得名的文化解读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四川"这一历史地名的渊源进行了文化解读,即"四川"作为文化地域称呼的来源、"四川"作为经济管理区域称呼的来源、"四川"作为四条江的简称的来源。文章认为,"四川"作为行政区划的得名,与四条江无关,而是同唐代将剑南道简称为"蜀川",宋代将川峡四路简称为"四川"、"两川"有关。文章还对"巴蜀"的历史概念进行了文化解读。     

“话到嘴边留半句”的课堂运用

"话到嘴边留半句",意思是把话说一半,另一半隐住,不明白告诉别人,让人去想.放在课堂上,它其实就是启发式教学的一种形式和手段.教师不是把所要讲的知识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而是故意设"障"布""疑",激发学生思考的兴趣.无疑,这"半句"正是启发思考的诱因.     

意识形态裂缝与历史显现——论马舍雷文学“生产”的内在逻辑

在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中,"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生产"的表述主要不是指"文学生产出了意识形态",而是说,文学既不是"创造"也不是"反映",是对意识形态的加工变形.正是这一决定性的变形,打破了日常意识形态虚假的同一性,从而让人们得以逼近被这种同一性所掩盖的历史真相.     

简说张岱年天人合一观

张岱年先生并不是笼统论述"天人合一观念"和"天人有分观念",而是认为这两种观念"交参互含",有区别地赞成和发展,特别强调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要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要注意批判继承,正确理解天人关系。张岱年先生站在张载、二程"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更好地解决了天道人道关系难题且重新肯定了天人合一观念,发现了一条宽广的中国文化综合创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