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外国文学对近代小说理论的影响

近10年来发表的有关讨论近代小说理论的文章．大多只眼于介绍和评价近代小说理论的基本观点，或探讨它们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虽然人们大都承认近代小说理论之所以产生，与西方文化的输入和域外文学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专门讨论近代小说理论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文章。本文试图通过追寻近代小说理论中一些主要观点的外来渊源，以引起人们探索这方面问题的兴趣。近代出现的小说理论方面的文章，其中许多重要观点的提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域外文学思想的影响。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小说理论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小说理论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正确阐明了小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借鉴西方美学的观点,探讨了小说的艺术性能;论述了塑连人物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正确评价了中国古典小说遗产。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小说理论,不仅纠正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小说理论的某些偏颇,而且有了拓宽和深化,为“五四”以后小说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试论晚清小说理论流派

晚清的小说理论,按其主张大约可以分为四派:一派是以梁启超、夏曾佑、狄葆贸等人为首,以《新小说》杂志为核心(某些人与《新小说》无关,但观点与《新小说》一致),可名之为“新小说派”;一派是以徐念慈、黄摩西为首,以《小说林》为其核心,可名之为“小说林派”;一派是以林纾、周桂笙为代表,专事翻译西方小说,而在     

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思想启蒙及其小说革命的影响

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论述给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深刻变革的同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的思想启蒙和小说革命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着《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成为近代韩国最知名的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引发了近代韩国的"小说革命",而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分析韩国的衰亡以及要求新民启蒙是梁启超及其著述能够在近代韩国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     

现代中国文学观念嬗变论

一1907年,鲁迅发表了《摩罗诗力说》,它既是系统阐述自己文学观的论文,也是在西方近代文学思想影响和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前奏曲的背景下出现的第一篇新文学论文。必须承认,它的观念已经标志中国文学开始真正步入了近代世界文学的思想堂奥。鲁迅之前,对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转变有过巨大影响的是梁启超。他不仅是晚清“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新文体”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理论中坚,而且揉杂了一些东西方的文学观点,在近代中国提出了颇有吸引力的“纯功利”文学观。他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     

论《小说神髓》的非功利主义小说观

日本近代作家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是开启日本近代文学大门的一把钥匙。它以西方美学思想为参照,从文学的审美角度提出了小说是艺术的非功利主义小说观,否定了以功利主义为目的的戏作小说和政治小说,实现了对传统戏作文学观念的超越,其理论建树不仅对当时的文学评论,而且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龚自珍到辛亥革命前的梁启超——一个近代文学观念演变的抽样分析

<正>近代文学观念发轫于何时,它不断发展丰富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一直缺乏较为明确的分析阐述,存在着争议。如赵慎修就认为,“当时（鸦片战争）的文坛论争仍然不过古代文学理论的延续,当时的文学思潮还没有显示出鲜明的近代特色”,龚自珍的文学主张“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进步意义”,近代中国文学思潮的显著变化发生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时期。而钟贤培则认为,鸦片战争时期以龚自珍为代表的爱国诗人的文学思想具有中国近代早期反殖和反封建的社会特点,是中国文学思想进入近代社会在性质上与封建社会的文学思想有了质的变化的标志。基于这种分歧,我们选取了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辛亥革命前的梁启超这两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从文学观念的角度进行分析,以求更具体地把握近代文学观念的发轫、嬗变。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贵创·博证·致用——读杨虹《近二十年中国商界小说的文化阐释》

杨虹的新著《近二十年中国商界小说的文化阐释》,在学术浮躁的当下,可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力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衡量学术研究的标准有三：“一日贵创”,“二日博证”,“三日致用”,诚乃的论。学术研究贵在创新,人云亦云之作实为学术垃圾。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日：“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综观杨虹的《近二十年中国商界小说的文化阐释》,无不切合梁氏之论,其是一部观点新颖、论证缜密、切合时代脉搏的学术著作。     

论近代日本小说地位的确立——以《小说神髓》为中心

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并没有促进日本近代文学的产生,相反,由于缺少外来文学因素的参照,占据文坛主流地位的依然是江户以来的封建戏作文学。为扭转这种局面,坪内逍遥的理论著作《小说神髓》以西方近代文学为参照,借助当时流行的进化论思想并将其应用于对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体的更迭与优选的分析,从而确立了近代小说在文学上的最高地位,初步实现了对戏作文学传统的超越。     

从《侠隐记》看近代译介小说及文学翻译的流变

近代中国是中国文学翻译发展的重要时期,通过对这一时期译介小说的考察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文化状况,比如对实用主义的重视以及白话文运动等等,这些社会现状同时也造成了近代文学翻译的俗化思潮以及重实践轻理论的特点。本文拟对《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的译本进行分析,从中看到中国近代译介小说叙事与语言风格的转变,并通过对译者伍光健在翻译实践和理论上的贡献来探究近代中国文学翻译从业余到专业的发展,以及其中存在的不足。     

论晚清谴责小说的“匡世”特点

十九世纪末,晚清文学崛起一股批判现实主义思潮,一批揭露官场腐败、抨击社会黑暗的小说纷纷问世。其中《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是这批小说的代表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此为“谴责小说”,并指出它们“命意在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对于鲁迅所说的“匡世”,近代文学的研究中历来说法不一,近年来,有人将     

“中国与岭南近代文学研究的走向”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与岭南近代文学研究的走向”学术研讨会暨广东省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2 0 0 1年年会于 5月 1 2日在广州花都举行。与会者有广东、澳门、河南等地的专家学者2 0多人。会议以“新世纪中国与岭南近代文学研究的走向”为中心议题。与会专家学者认为 ,过去 2 0多年 ,广东的近代文学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管林教授、谢飘云教授、罗嘉慧副教授等人的发言对此作了较全面的回顾 :研究者发表了大批质量较高的论文 ,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 ,如《广东近代文学史》、《中国近代散文史》、《龚自珍研究》、《己亥杂诗注释》、《龚自珍诗选》、《龚自珍诗歌…     

政治化与艺术化的纠葛碰撞--梁启超与黄人小说观比较

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 ,推崇小说的社会作用。由于片面强调小说为政治服务 ,梁氏小说理论有矫枉过正之弊。黄人本着艺术性原则 ,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 ,将小说由政治附庸重新拉回到了艺术审美的道路上来。     

评《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

2004年12月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是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史的奠基之作。该书作者郭延礼教授是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出版的专著有《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三卷本)、《中国近代文学新探》、《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自西徂东:先哲的文化之旅,》以及“秋瑾研究”、“龚自珍研究”等专著八种。他于20世纪60年代初,就介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80年代后一直从事该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这些都为他完成《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     

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及其矛盾

梁启超虽然主张“政治小说”,认为小说要为启蒙、“新民”服务,是一种事功文学观,但实际上他的小说理论具有浓厚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批评话语的现代转型,二是以启蒙现代性置换审美现代性。尽管如此,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也充满了难以克服的矛盾。     

中国近代小说藏量的评估

中国近代小说(翻译小说与创作小说)究竟有多少?长期没有精确的统计。过去有许多书目虽然也著录过这一时期的小说,如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1899)、小说林社的《小说管窥录》(1907—1908)、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1927),但收录数量很少;收录最多的要算《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该书收此时期的翻译小说400余种,创作小说120种,但据阿英先生说,他所知道的晚清小说,“至少在一千种上,约三倍于《涵芬楼》所藏。”阿英先     

"启蒙"的诱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再思考

以“旗手”式人物梁启超为切入点,从近代“启蒙”的思想来源、文化困境以及“民族-国家”书写等层面,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变革与“启蒙”之关系进行再解读,我们发现,近代文学的变革理想与现实情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李伯元与“谴责小说”的兴起

晚清“谴责小说”的兴起,并非如鲁迅所论兴起于庚子事变后的1901年和受庚子事变的刺激,而是兴起于1903年,原因是以李伯元为代表的报人作家对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的响应。《官场现形记》开创了晚清旨在揭露官场腐败及其原因的“写实派”社会小说的典范。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