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主义与澳门公民社会的发展

源远流长的澳门民间社团,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适应澳门的特殊管治需求而不断体制化,进而形成以代表性社团与政府紧密合作为特征的社会治理形态,由此导致以社团为主体的澳门公民社会的合作主义导向.回归以来,随着居民政治身份及其与政府关系的实质性转变,既有社团对社会成员的吸引力日趋减弱,而在蓬勃发展的公民结社中涌现的新兴社团不但促进了民间社团的分化,而且推动了抗争型社会运动的发展,令以合作为导向的澳门公民社会进入变革与转型的新阶段.     

转型期我国社团腐败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目前我国社团腐败主要发生在具有官方背景的社团,其中经济类社团和专业类社团是社团腐败的高发地带.转型中的社团腐败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政府与社会的界限不清、制度设计缺陷是社团腐败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加强高发区域的反腐工作是治标措施,而加强社团法律建设,改革不合理登记管理制度,建立政府与社团之间的新型关系是预防和治理社团腐败的治本措施.     

宜昌商会的“柔性社会权力”与辛亥宜昌“有序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宜昌商会已成长为宜昌地方最有"权势"的民间社团组织。面对席卷而来的辛亥革命风暴,宜昌商会依凭其社团组织"柔性社会权力",通过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辅助革命党实现宜昌和平光复,辅助革命政权有序取代旧政权,辅助革命军政、行政事务有序推进。革命在宜昌呈现出有序进行的状态,宜昌亦随之保持了相对的社会稳定。宜昌商会在宜昌光复期间的政治作为,彰显了宜昌商人对社会稳定和工商业发展的深切渴望与追求。宜昌商会与革命党在革命蓬勃发展时期所结成的密切合作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显示了逐步成长起来的商人社团在稳定地方社会秩序、辅助政治组织顺利施政中的独特作用,也反映出民间社团业已对政治组织实现政治目标的程度与效果具备一定的约束、干预能力。     

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政府管理创新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矛盾突出的转型时期,一个足以为转型把握方向的强有力的政府是必需的,因此政府的管理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对政府管理创新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有助于整合政治与管理、高层管理与中低层管理、内部管理与外部环境。政府管理创新包括战略规划、公共政策、资源管理和项目管理等,可以通过培育政治领导人的企业家精神,重视知识精英的作用,扩大公民参与,适当引入政府间的竞争机制,充分发掘既有的政治资源,创建学习型政府等方面来全面提升中国政府管理创新能力。     

中国传统社会的社团及其与现代社团的区别

中国传统社会存在大量的不同类型的民间结社,它们不仅有助于满足团体成员的精神需求,有利于抵御生存困境提高生存能力,有益于社会资本积累和个人发展;而且承担一定的社会管理功能,发挥社会整合作用,是政府职能的延伸和补充。但传统社团与现代社团存在本质的区别:传统社团没有法律空间;其功能和价值目标与政治国家高度重合,缺乏独立性;传统民间组织①系统不构成政府系统的抗衡力量,不是影响政府决策的基本变量。中国传统社会乃至于近代中国是否存在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民社会,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加以探讨的问题。     

市民社会视角下的民间商会及其政治参与

本文以民间商会的发展及其政治参与活动为研究范例,试图透视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路径、状况及其对于政治发展的可能影响.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民间商会以一系列的市场条件为基础而兴起,同时又借助于政府对各类社团区别对待的政策立场,成为中国市民社会发展较快、引人注目的领域.在有组织的自主性政治参与活动缺乏正式制度渠道的政治结构中,民间商会以非政治化和低度制度化的方式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促进了民营企业家群体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但要进一步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在总体上的良性互动局面,还需要对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进行有效整合.     

西方非政府组织转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从迪马乔(Dimaggio)与安海尔(Anheier)研究NGO的历史视角出发,西方NGO发展呈现这样三个历史转型阶段——身份团体影响下的慈善组织时期、专业人士主导下的志愿组织时期及政府力量推动下的第三者政府时期。在市场机制影响下,NGO部门当前正呈现混合形态发展趋势。从对其发展背后的深层因素分析可见,转变中的贫穷问题及对其成因的理解影响了身份团体,专业人士,政府与市场不同实体间的角色转换,进而推动了NGO的转型。NGO与政府关系的变化是另一影响NGO转型及NGO国际差异的关键因素。     

政府行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利用1997—2003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我国转型时期31个省区市政府行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不考虑政府行为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但引入政府行为后,两者变成了负相关关系。政府直接干预经济会带来增长,但这种增长是粗放式的,会挤出民间资源,从而阻碍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政府应该进一步促进市场化,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来获得正的增长效应。     

北宋与日本之间的"国书"及国交性质的探讨

日本学者大多否认北宋与日本关系的政治性,认为政治和文化、经济是分离的.其实,宋日关系虽不同于隋唐和元明时期的中日关系,两国之间虽没有正式的使节往来,但两国为建立政府间的联系做了一些试探.由于宋朝只能给予日本朝贡国的地位,而民族自尊心越来越强烈的日本希望与宋朝对等,于是中日之间的册封体制没有建立起来,日本只是通过僧侣向中国送达了暧昧的国书和贡品,两国在半官方半民间的形式下维持文化和贸易往来.     

试论五四时期社团繁荣的原因

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的时期,各种社团组织林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团繁荣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人们对辛亥革命以来封建复古思想逆流的憎恶和对军阀政治的失望,产生了重新探索国家民族命运的心理动机;其次,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和发展促进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他们发出了改造社会的强烈呼声;再次,当时的中国正是历史转型时期,政治救亡和思想启蒙复杂交错,使人们感到只有呐喊与行动并行,才能产生效力;最后,北京大学的社团和学术活动则起到了直接的示范和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