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模范少数族裔”:1980年以来洛杉矶华人参与选举政治研究

1980年以来，洛杉矶的华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开始参与地方选举政治，并进入了市议会。在此基础上，华人精英又分别在2001年和2009年进入了州众议院和国会众议院，并在州议会和国会连续传承至今，洛杉矶华人参政形成了从市政府到州议会再到国会的完整链条。在这个过程中，华人精英固然起到了箭头作用，但也离不开华人在1990—2021年间四次重划选区的努力。通过历次重划选区，华人逐渐划出了一个亚裔占多数的州众议院选区，并以其为基础，划出了一个亚裔是第一大族裔的国会众议院选区，为华人进入州众议院和国会，以及保持其席位在华人内部传承奠定了选票基础。华人通过积极参政，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使华人的族裔性得到了美国社会的认可，也突破了亚裔不问政治的所谓“模范少数族裔”形象。     

清代青海伊斯兰教产生教派的原因探析

伊斯兰教派问题,是伊斯兰教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从５个方面探讨了清代包括青海在内的两北地区伊斯兰教产生诸多教派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宗教本身的原因。     

荷兰华人社团内外的社会联系网络--"旅荷华人联谊会"实地考察

海外华人社团与当地华人的经济发展、政治安定和文化融入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欲对华人社会进行人类学研究,先从他们的社团入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研究华人的社团组织受到学者的重视。但用什么观点、从什么角度去进行研究,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些学者从血缘、地缘、业缘等方面进行探讨;有些人又使用“分层结构”的模式加以研究。这些研究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华人思想意识转变、社会地位提高、融入主流文化程度增强的情况下,如果用上述观点和角度去进行研究,就难以揭示华人社团的实质,也难以解释华人在…     

西道堂——伊斯兰教中国本土特色的实践者

西道堂是中国伊斯兰教中形成较晚的一个派别,它注重以"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伊斯兰教教理"。本文从四个方面对百年西道堂进行了阐述,特别强调西道堂是伊斯兰教中国本土特色的实践者,其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发展之路,值得我们思考和重视。     

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政治参与

二战后 ,英国殖民政府和马来亚 ① 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采取种种政策措施 ,对华人社会加强了统治。这些政策措施并不都有利于华人社会 ,许多政策措施对华人既不公正 ,也不公平 ,更不合理。为此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积极行动起来 ,通过各种合理、合法的方式和途径 ,争取、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作为华人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逐渐积极参与政治 ,投身于维护华人社会和自身权利的活动中。经过政治活动的锤炼 ,华人社团日益成熟、完善起来。一、兴　起1 94 6年 1 2月下旬 ,英国殖民当局公布了马来亚政制的蓝皮书。蓝…     

澳门华人与中华文化

澳门华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澳门华人人口主要随澳门经济、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其构成呈现出静态土著起源和动态国内外华人移民相结合的社会特征。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文化根植于澳门华人社会生活的各个基本领域 ,成为整合当地华人社会和维系其族群认同的重要力量。澳门华人在数千年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国内其他族群一起创造、保存、延续和发展了中华文化。     

伊斯兰教在俄罗斯帝国的发展特点研究

俄罗斯作为宗教信仰多元化国家,近年来其传统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呈快速发展趋势,对俄罗斯外交、内部政治等问题影响巨大,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伊斯兰教在俄罗斯帝国的发展奠定了其在国家的地位,研究意义不容忽视。本文通过对俄罗斯帝国时期俄罗斯伊斯兰教进行研究,展现了当时伊斯兰教在俄罗斯的发展特点,进而了解其得以发展的社会基础、思想根源及俄罗斯人民的特殊心态。     

从制度视角看马来西亚华人的参政空间

华人参政是华人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必经之路。基于马来西亚历史—文化传统的主要制度结构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着华人参政的广度和深度。本文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视角对马来西亚影响、制约华人参政的主要制度进行了剖析,由此揭示了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参政空间。作者认为,华人的政治参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制度的视角或许并不能解释该问题的全部,但制度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着华人参政的前景和命运。     

霸权、话语、认同与伊斯兰——评《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马丽蓉教授的新著《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沿着从霸权到话语霸权再到认同的逻辑思路,辅以对西方"东方主义"心理状态的分析,对西方霸权语境之下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对于以中东为核心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争夺和控制是西方霸权的重要体现,霸权必然发展为对话语权的争夺以获得话语霸权,从而形成以妖魔化伊斯兰为特征的"遮蔽的伊斯兰"。霸权与话语霸权的争夺是深层的认同政治的表现,如何在文明对话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进行认同重构,则是当前包括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内的各大文明体系面临的重大挑战。     

论东南亚的华族

东南亚的华人族群是 2 0世纪 5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东南亚当地族群之一 ,是东南亚各当地国家民族的组成部分。东南亚华族的前身是作为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东南亚华侨社会。从华侨社会到华人族群 ,东南亚华人经历了从侨民社会到落地生根族群的蜕变过程 ,其根本标志是从全面认同于中国到全面认同于当地社会。东南亚华族并非统一的族群 ,而是对分散于东南亚各国的华族的统称。东南亚各国华族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各不相同 ,其华族意识和凝聚力的强弱程度也大相径庭。总体而言 ,东南亚华族的发展趋势是逐渐与当地主体族群融合 ,塑造共同的国家民族。     

地域文化与国家政治融合互动——以柳宗元神灵形象与文教圣贤形象的建构为例

在传统中国的复杂社会系统中,地域文化与国家政治的融合互动奠定了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治运行的基础。二者的双向融合互动,主要是以地方社会的主动参与为主,使地域文化与国家政治贯通起来,并随国家意识形态需要不断创新,保障了社会机制内部的脉络畅通。实际上,这种融合互动代表了传统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的一般性运作机制。本文从柳宗元神灵形象与文教圣贤形象建构的视角出发,长时段考察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治间存在的民间化--升华的双向融合互动,从下而上地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予以上溯,管窥其中蕴含的传统政治智慧与社会运作机制,以期为完善当前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提供一些借鉴。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政治至上

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泛政治化。政治影响、制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活政治化,文化政治化,政治意识是民族精神的主体。政治迷信经久不衰,君主崇拜源远流长,政治万能深入人心。反政治权威的文化难成气候,无所作为,日趋边缘化。     

试论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东南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高度发达的时期。处于同一时段的阿拉伯半岛也因为伊斯兰教的兴起而告别"蒙昧",走入文明时代。当时共处世界东方的唐宋王朝与阿拉伯王朝随着东西交通的开放,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交往频繁,伊斯兰教也随着阿拉伯、波斯商人的入华而传入中国。本文从原始史料入手,意在厘清唐、宋时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东南部分地区的具体过程,并尝试分析其中的原因,发现其中的规律。     

从伊斯兰文明看文化自觉

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文明中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伊斯兰文明具有政教合一、复古倾向、文化统一性以及因强大的适应能力导致的多样性和区域化倾向等文化特点。对于中国穆斯林中的回族而言,文化自觉包括对中华文明和儒家文化的研究,对伊斯兰文明的研究,以及对西方文明的研究。对于伊斯兰文明的研究,特别需要关注伊斯兰文明的网络结构以及伊斯兰文明对于当代社会的适应性。文化自觉的意识源自危机和危机感。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必须从文明内部寻找原因,并从内部和外部全方位寻找解决的办法。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明的文化自觉可以从中国伊斯兰文化和域外伊斯兰文化中受益。     

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属性

把和谐民族关系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属性,是一次深化、一次飞跃,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文章进而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层面简述和谐民族关系是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和谐民族关系所蕴含的时代价值以及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思路和措施。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对我国民族关系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执政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到达了新的高度。     

从碑铭文学看唐代与回鹘的和谐关系

回鹘是我国维吾尔族和裕固族的祖先。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发展,又为了祖国统一,回鹘曾经起过积极推动作用。唐代作为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对周邻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方面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回鹘可汗碑铭传记来考察唐代与回鹘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方面的交流。笔者认为,科学地研究这种历史和谐关系,对于正确处理和解决当代复杂而敏感的民族关系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适应观研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适应观,是指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揭示的关于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以及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涵和途径的观点。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宗教要主动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党和国家要加以积极引导,这种相适应是有差别的相适应;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是引导相适应的途径。     

土司制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初探

元明清时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自在”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并为中华民族“自觉”共同体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国家权力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实现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大一统”。西南土司地区各族民众在共同拓展中华疆域、共同发展祖国经济、共同推动社会发展、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文中简称“四个共同”)的过程中,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土司制度推动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共同体向“自觉”共同体的转变,加速了西南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历史进程。     

In the wake of radical right electoral success: a cross-country comparative study of anti-immigration attitudes over time

This paper tests the theoretically assum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liamentary presence of radical right parties (RRPs) and anti-immigration attitudes over time. Data come from six rounds of the European Social Survey between 2002 and 2012. Using multi-level models with applications for repeated cross-sectional data, the study examines the implications of changes tied to the political advancements of the radical right with a focus on three possible scenarios: people's attitudes about immigration have generally become more negative, opposition towards immigration has become more dependent on immigrants' ethnicity, and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tion have become more polarised.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it is found that neither the presence, the representational strength, nor the nationalistic framing of an RRP affect opposition towards immigration over time. Thu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RRPs, so far, have not driven anti-immigration attitudes in Europe.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ese results are discussed in the concluding section.     

Competing for the diaspora's influence at home: party structure and transnational campaign activity in El Salvador

ABSTRACT

How do parties in migrant-sending countries engage with the diaspora? Migrants exercis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voice in electoral politics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though they often either cannot legally vote or vote in very low numbers, yet parties attempt to leverage the influence they believe migrants have over voters at home. However the degree and manner by which parties reach out to diaspora citizens varies widely. A case study of El Salvador points to party organisation as a determinant of variation among parties in diaspora campaigning,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Salvadoran party elites in the U.S. and El Salvador, party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comparison of campaign activities of El Salvador's two major parties, ARENA and FMLN, over thre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one mayoral election. FMLN, with a hierarchical model and base committee structure, more effectively mobilizes diaspora support while ARENA, with a horizontal model and sectoral structure, exhibits difficulties in party-diaspora coordination and largely makes indirect and symbolic references to diaspora iss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