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婚前财产公证"说到中国古代吏治

前些时候从电视上收看到关于"婚前该不该进行财产公证"的讨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讨论中否定性意见似乎更得人心,更能引起讨论者情感的共鸣.理由是,婚前进行财产公证,意味着从婚姻一开始就对夫妻感情持有怀疑态度,有损于对爱情的信心和忠诚;婚前财产公证是西方人的东西,西方人的个人财产观念重于感情观念,所以才有婚前财产公证的举动和法律,我们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和个人感情,不应有此一举.一言以蔽之,以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婚前进行财产公证"之举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对于这种观点,我不禁生出一些遐想来.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吏治

中国古代对以法治吏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实践上也做出了巨大努力。但中国历史上的法治不同于我们今天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化法治,因为在其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的法治本质上必然是人治。在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中,既要认真总结和借鉴中国古代法治与吏治的传统,又要消除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观念。     

从中国古代监察机制看防范吏治腐败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保持吏治清廉的最重要措施是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监察。我国古代的监察机制有三大特点：一是单线垂直的领导体;二是高质量的监察人员;三是严格规范的监察制度。这种曾经行之有效的监察机制对我们当代的监察制度建设和廉政建设有一定可资借鉴的意义。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体物”说

“体物”是一个很有理论价值却又被忽略的重要命题。它与“感物”之说有密切的联系,却又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展示了审美主客体之间的不同趋向。“感物”说着眼于客观外物对创作主体心灵的触引感发,引起创作冲动。而“体物”说则侧重于艺术传达过程。它更注重的是对客观外物形貌的描绘予摹写。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又逐渐加进了审美体验论的某些内涵。“体物”说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递嬗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即对“体物”说的内涵及其发展作初步的探索。一“体物”说最早见于陆…     

学说的神话——评“中国古代意境说”

长期以来,"意境"被认为是中国美学和诗学的中心范畴,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出现了多种版本的"中国古代意境范畴史"。实际上,这些"意境史"都是现代学者依据王国维等提供的理论范式,利用中国古代诗学的思想素材所进行的一种人为的话语建构。这种建构过程同时就是对中国古代诗学歪曲和遮蔽的过程。在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境"、"境界"、"意境"都是一些高度语境化的术语,只有深入研究这些术语所从出的语境,才能对它获得一种历史性的理解。尽管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出现过各种以"境"论诗之说,却不存在一种今人所谓的"中国古代意境说"。这种"意境说"乃是一种"学说的神话"。     

论中国古代“灵感说”的唯物精神

中国古代“灵感”说的唯物精神贯穿于文艺创作的前期准备阶段、灵感袭来之际的接受阶段以及灵感降临之后的延伸与规整阶段,灵感说所彰显的本土化特色,与中国农业型社会文化传统有着必然联系.在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视野中,尊重中国古代灵感说的理论价值,是客观而全面地解读中西文化的必经之路.     

中国古代的“天下”“中国”观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天下"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世界,中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中国"的内涵也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狭义则用来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中义和狭义的"天下"分别与广义和中义的"中国"内涵相对应。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九州、四海的"中国",虽是一个地域概念,但并非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和四夷及其政权(或中原地区及其政权和四裔地区及其政权)所构成,包括九州、四海之内的所有华夷及其政权;古人用"天下"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虽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概念,但既包括华夏汉族王朝国家管辖下的少数民族,又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古代的"天下"实际上是一个用来指称广义"中国"和中义"中国"的概念。这种"天下"即等于"中国"的观念,到明清时期虽然发展到了高峰,但由于西方"天下"等于"五大洲"的观念开始传入中国,"天下"等于"世界"、"中国"只是"天下"之中一个国家的观念开始对中国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天下"和"中国"重合的观念开...     

从“内圣外王”到“外儒内道”──论中国古代士人理想人格之转型

从“内圣外王”到“外儒内道”──论中国古代士人理想人格之转型杜宇民中国古代哲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塑造和追求理想人格。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强调了修身养心的必要性，由充实人的精神生命以与天地同格；其二，也是为了实现拯救人类兼济天下的淑世精神。先秦以降，每...     

中国古代诗学“兴会”论

“兴会”是我国古代诗学中表示灵感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兴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反映了古人对文学创作活动的心理特点和规律的认识的逐步深化。“兴会”理论蕴涵着极有价值的文艺创作心理学思想 ,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文学创作中灵感现象的本质与特征 ,进而认识和把握文学创作的心理规律 ,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甲骨卜辞说到中国古代的“祲”“晕”观念

甲骨文字,依卜辞文例看,应当是名词。在卜辞记载里面,它与虹并见于天,应当和虹一样也是一种气象名称。这个字左半是示字别体,其右半一般释为殳,但殳的古义依《说文》来讲应当有杖和“积竹”两种解释。“积竹”就是后世所说的扫帚,殳与帚两者有相通之处。从殳之字亦可从帚。甲骨文中的这个字右半可以视为从帚。左右两旁相合,可以推测这个字就是“祲”字。至迟在周代,祲与晕就被视为一事。《周礼·春官》的相关记载可为明证。自秦汉以降,祲晕被完全视为妖异征兆,这是为王权观念的逐渐强化所决定的。     

“天人感应”:中国古代的风险文化

"天人感应"既是中国古人的宇宙观,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风险文化.它源于谴责,成于化不确定性为确定性,并以逆向推理获取警示效果.从最早带有"天命论"色彩的"敬天保民"观念,到使其完善的邹衍的阴阳五行观念,再到最终构成体系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都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反思性思维,彰显了"天人感应"的风险文化特征.     

中国“东方学”的古代资源

中国历代拥有丰富的记录周边国家、地区的文献史料,官修《二十五史》的列传中保存了关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大量记载。此外还有历代边吏、使臣、僧人、商人、航海家或学者,记述他们出使或游历周边地区时的见闻感受而写成的著作。这些著作虽然各自的目的、视角不同,但都对后人了解考察东方各国社会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对历代与东方相关典籍之整理和利用,最早体现在历代统治者出于以史为鉴的目的,而敕命撰修的政事史学型类书。20世纪的东方学学者从校释整理古代丰富的东方文献而开始“东方学”研究,张星烺的《中西交通资料汇编》和向达发起整理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依托于这些古代资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学研究领域：中西交通史、宗教传播学、西域学、敦煌学、西夏学、南洋研究、西域南海史地学和丝路学等。     

论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有效性——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的反思

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是有效的,也是可操作的。用意象和意境来谈中国古代诗,比用浪漫主义、典型等等西方理论来谈诗会更恰当;用李渔的戏曲理论来评论中国戏剧,是很好用的;用妙悟、滋味来品诗,要比用现象学、接受美学的范式更恰当。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化才是救活中国文论的一个基本路径。     

从知识生产到价值承当——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

中国古代文论学科是在现代学科教育制度的背景中产生的,“整理国故”思潮给它提供了思想方法和研究范式。这使古代文论研究仅仅成为这个学科知识生产的工具,无法融入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意义建构中。在现代学科教育制度中,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应当转变思想方法和研究范式,从单纯的文论知识的生产中摆脱出来,主动承当起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在培育青年人格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     

中国古代“一断于法”的司法平等理念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现了等级和阶级性,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中都充斥着不平等的思想。实际上,就对古代法律平等问题的考察而言,应该区分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在立法上,古代法律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体现了一定的等级性。而在司法上,古人始终认为应该坚持“一断于法”的司法平等主张,上下贵贱皆从于法。法律在司法领域得到普遍的适用就是司法平等理念的体现。     

中国“词”的诗体演变——从后唐到北宋

该著为美国籍学者张孙康怡（Kang—iSun Chang）所作，由新疆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赵鑫虎翻译。对后唐到北宋这一期间中国“词”的诗体演变进行了详尽论述，这为那些对中国古代诗学有兴趣的爱好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该著约有十几万字，本刊从2004年第6期开始陆续发表。     

论中国古代“中和”思维在国家管理中的运用

中国古代“中和”思维的精义是“执两”、“用中”、“行权”，三者相互为用，即把握矛盾着的两个极端（“两”），肯定事物与概念相对安定的质（“中”），以达到“和”的目的。为此，必须实行“权”，即所谓“反经合道”。儒家强调“执中”，形成了系统的“经”的理论；兵家强调“行权”，形成了系统的“权”的理论。二者的结合，就是老子的“以正治国，以专用兵”论。中国古代的“中和”思维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古代国家管理中发挥了理论指导的作用。国家管理，说到底，就是对国家生活中一些重大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中国古代的国家统治者用“中和”思维处理中央统权与分权的关系，国家变革与稳定的关系，管理中用严与用宽的关系，对军队御与不御的关系，对边远地区怀柔与威服的关系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进行国家管理仍有启示作用。     

中国古代治道论中的“和而不同”及其当代价值

和而不同的治道论,主要指国家治理途径、方法、方略及其制度的确定,应有不同见解互相补充和互相纠偏的种种论述,其中包括君臣关系论和决策批评制度论。作为可以防错纠错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理论,其本身不属于民主范畴。但它以差异为价值,欣赏不同见解,鼓励反对意见,重视上下左右交换各自看法,包含了可转接于当代中国发展协商民主、完善行政决策制度等多种应用价值;它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公共治理变革的思想方法、能够丰富当代公共决策理论的基本内容、指引当代公共决策的制度设计。马尾松大树枯烂后,往往遗存富集松油的树兜、核心或树节部分,它们仍然是相当好的发热和照明材料,这也是古代和而不同治道论可为当代中国治道理论和实践所运用的根据之所在。     

“空间”：中国古代诗学的特质和研究维度

时间和空间本是人类探索的两个具有终极意义的话题,对于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人们也多从时间和空间的两个维度进行探讨,而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因其语言性长期以来人们将其看成是时间性的艺术。一般而言,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就中国古代诗歌来说,时空之美虽然是其终极的审美追求,但其中空间之美则又是最本质的,因此中国古代诗歌如其说是时间性的艺术,毋宁说是空间性的艺术。而中国古代诗学作为对诗歌艺术的理论认识或总结,其基本理论范畴与观点都从不同角度和层次揭示了其作为空间性艺术的特质,因此,空间或空间性既是研究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维度,也是中国古代诗学的特质。     

中国“词”的诗体演变——从后唐到北宋

该著为美国籍学者张孙康怡（Kang—i Sun Qhang）所作，由新疆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赵鑫虎翻译。对后唐到北宋这一期间中国“词”的诗体演变进行了详尽论述，这为那些对中国古代诗学有兴趣的爱好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该著约有十几万字，本刊从2004年第6期开始陆续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