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的美学：刘勰的声律论

《文心雕龙·声律》篇论述语音美的原理及法则问题,可称之语音的美学。刘勰论述语音美学的观念及架构是传统的音律理论。刘勰认为一切声音现象具有共同的规律,基于此一观念,乐声与语音作为声音现象就有共同的原理,语音的美感与音乐的美感具有共同的原理,因而可以有共同的理论基础。由于中国乐论早已确立,故刘勰基于声音普遍原理的观念,以音乐的原理论述语音的原理,以音乐美学建立语音的美学,并将语音美学作为其整体文章美学的一个层次。语音美涉及语音的构成元素及其组合方式,刘勰基于“和”与“应”的音乐美学观念提出了语音元素的组合法则。刘勰视作品为带音乐美的有声文本,传载作者表情达意的吟咏讽诵之声,知音的读者能够通过文本理解并重建作者的声音,在吟咏讽诵中赏音知心。在刘勰的理论体系中,“声文”是“文”的一个基本类别,在文章中,声音是文章的基本构成元素,也是文章美的基本特征之一。     

我国第一部音乐文学总集——《诗经》

在人类的古文化发展史上,音乐与文学总是紧密相连的;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古希腊与古印度的“史诗”,原本都是可以合乐歌唱之词,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勿庸置疑也是能唱的。《墨子·公孟篇》曰:“弦诗三百,歌词三百”。《史记·孔子世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这对于我们研究《诗经》在当时的应用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古代一些文献中,“诗”就含有“歌词”之意,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曰:“凡乐辞曰诗,咏声曰歌”;《汉书·艺文志》曰:“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由此可见,《诗经》除了是我国第一部可供诵读的诗之总集之外,同时又是我国第一部音乐文学总集,第一部歌词总集。     

《辩字五音法》《辩四声轻清重浊法》考

《广韵》末附《辩字五音法》云:“凡呼吸文字即有五音.唇声、舌声、牙声、喉声、齿声等:一唇声并饼(唇声清也)二舌声灵历(舌声清也)三齿声陟珍(齿声浊也)四牙声迦,(牙声浊也)五喉声纲各(喉声浊也)。”此《法》出于何时,已不可考,而曰“五音”,不言“七音”,至迟当在郑樵刊表《七音略》之前。考孙愐《唐韵序·后论》云:“切韵者,本乎四声,……必以五音为定,则参宫参羽半徵半商.引字调音,各自有清浊”,这里虽有“半徵’.“半商”之称,尚无“七音”之名。吴敬恒说:“《辩字五音法”者,六朝时候古等韵字之七音也”。可见由来远矣。六朝人审音甚精谛,至隋唐,韵书蜂出.等韵之学空前发达,许多音理问题的探讨臻于完善。孙愐的《唐韵序》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序》云:“切韵本乎四声”,又云:“引字调音各自有清浊”。他先说“四声”是切韵     

试说“音乐美”

“音乐美”三字常被诗歌、散文用来形容语言声调的铿锵悦耳，正如刘勰《文心雕龙·声律》所说“声传于吻，泠泠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音乐，原本与诗歌一体，但自从出现无歌词的乐曲和无乐曲的歌词后，二者分道扬镳。诗歌因有歌词，声情明显；音乐则只是声音的组合，其情思、形象、哲理等，均蕴含在音声中。因此，从音乐本身讲，究竟美在何处？包含哪些因素？本文试从“情真、味长、声美、域广”四方面分析其内涵。     

情感与创作——读刘勰《文心雕龙》的一点体会

读了刘勰《文心雕龙》,我觉得文学创作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有真情实感.否则,便象刘勰在《情采》篇中指出的那样,“为文而造情”,“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刘勰这里所说的“情”,即指情思.一部作品的思想内容,也便是作者思想的寄托,情感的体现.这便是说,文产生于情;“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情采》)人们只有在感情充沛的基础上,才能写得出优秀的作品来.     

刘勰“隐秀”论剖析

《文心雕龙》第四十篇《隐秀》是全书中唯一有争议的篇章,其中“始王而末奇…闺房之极悲也”一段,一般认原文久佚,系明人伪造.《<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问题》证明所谓“伪文”,实由钱功甫据阮华山宋椠本《文心雕龙》补抄,应为文”.他还就补足的文本探寻刘勰“隐秀”论的理论内涵,其基本结论是:这一篇“论歌里顺情和柔情风格”,“刘勰所推崇的风格,不限于一种类型:既重‘凤骨’‘隐秀’.”发挥了先前刘师培的意见:“刚者以风格劲气为上,柔以隐秀为胜刚而无劲气风格.偏于柔而不能隐秀者皆死也.”《风骨》讲阳刚之美.《隐讲之美.     

浅谈现代诗歌的节奏旋律美

音乐美是构成诗美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英国诗人雪莱所说:“声音和思想有关系,二者和它们所再现的对象也有关系”,“因此,诗人的语言总是牵涉着声音中某种一致与和谐的重现,假若没有这种重现,诗也就不成其为诗了”。美国评论家爱伦·坡指出:对于诗歌来说,“音乐是如此重要的一个附属物,谁要谢绝它的帮助,谁就简直是愚蠢”。中国的现代诗歌冲破了旧诗僵化形式的束缚,不讲究平仄对仗,也不要     

“情动而言形 理发而文见”——刘勰“情理说”的美学意义浅探

“情”与“理”,是历代美学家们都重视的两个美学范畴。围绕着“情”与“理”的关系,特别是“情”与“理”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问题,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美学家有着不同的理解,或者说有着不同的回答。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涉及了美学中“情”与“理”这两个重要的范畴。据粗略统计,全书讲到“情”的有一百二十多处,讲到“理”的有一百来处。刘勰是怎样理解“情”和“理”的呢?他怎样估量“情”和“理”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呢?弄清刘勰“情理说”的内涵和外延,不仅对研究刘勰的美学思想体系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也不无借鉴意义。     

依声托事考——依声托事的规律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我们这个汉字是怎么记录汉语的呢?古人“分文析字”,总结为六书,《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之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郑玄注引郑司农曰:“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即指事)、假借、谐声(即形声)也。”象形、会意、处事三书是用图形来记录汉语的,是表意字。据统计:《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其中象形三百四十七字,会意八百三十字,处事一百十九字,合计一千二百九十六字,占《说文》百分之十四。待记录的语言还很     

文艺鉴赏散论

文艺赏鉴是人们特有的一种审美活动。构成这种活动的条件有二:一是客观,一是主观。客观条件是文艺作品,即鉴赏对象;主观条件是鉴赏者的思维能力,主要是形象思维的能力。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作者的情通过形象和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出来;鉴赏者又从这种形象和形象化的语言中接受感染。这一看法不但是一般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通常鉴赏论者的套语,致使人们司空见惯,彼此相因,不再对它作深一层的研究。其实,不仅“缀文者”“情动”而后究竟如何“辞发”,有待于继续探讨;同时,“观文者”“披文”之时到底怎样“入情”,也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下面,我想着重就后一点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条久不为人注意的义项——谈《孙子》“计”字的不寻常用例

《孙子》有这样两个句段: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重点号引者加)——《孙子·计》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孙子·虚实》     

逻辑分析与文道统一

一“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刘勰《文心雕龙》)这两句话分别说明了写作与阅读时的两个不同的思维方向,也说明了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的关系,即“文”与“道”的关系。中学生学习语文既要阅读,又要写作,从这种意义上说,“缀文者”与“观文者”是统一在一起的。当然,就时间与学习内容而言,他们主要的还是“观文者”。他们在教师的指导与帮助下,弄懂“缀文者”的“辞”,进而领会他所叙述的人和事,所证的理,所抒的情,从     

艺术创作和欣赏中审美移情的客观性及其发生条件

审美移情现象在我国古代诗歌创作和欣赏中就已出现。《毛诗序》的诗经六义说中的“比兴”手法即属于此。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释“比兴”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意思说:“比”是比附,“兴”是兴起。比附事理的,是用切合又而有类似之点的事物来说明事理;兴起情思的,是依     

读《诗》柿札

《诗·邶风·静女》是一首脍炙人口、千古争唱的优美情诗。诗虽三章、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先说第一章,“静女其姝”句,便诸说有异。“静”应是“竫”的假意。但《说文》又云:“静,采也。从青争声。”段注引《考工记》云:“言画绘之事”;“分布五色,疏密有章,则虽绚烂之极而无淟涊不鲜,是曰静。”又《说文》云:青,东方色也。”所以“静“在此专指姑娘的容色,而非指气度。至于“姝”,《说文》云:“姝,     

刘勰论艺术传达与审美形式

在中国美学史上，刘勰最早深入系统地论述了审美形式与艺术传达问题。“形式”这个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是不存在的，而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采”，却是非常接近于“形式”这个范畴的涵义。刘勰在《原道》篇对“文”作了本体论的界定。他对于圣贤经典的规慕，也更多地侧重于以美好的文辞来表现情感。在《情采》篇中，把“立文之道”分为“形文”、“声文”、“情文”三种形态，从视觉美感、听觉美感等方面深化了审美形式理论。刘勰还非常重视艺术传达的作用，在《神思》等篇中予以系统的阐述，而在《物色》等篇中则揭示了有关艺术传达的若干原则     

《文心雕龙》“心”解

《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最系统完备的文学理论专著,刘勰以“文心”名题,并释曰:“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誉人则“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并曰:“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吐露出对“心”的深爱之情。作者在《序志》篇的“赞”中写道∶“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     

苗族服饰与楚国服饰的比较研究

<正> 先秦时期,楚人极为重视服饰之美.其服装丰富多彩,美妙绝伦;“楚冠”素为世人所重,独具特色,被称为“南冠”.《国语·鲁语下》说:“楚公子甚美”.韦昭注:“美,谓服饰之盛也”.《战国策·秦策五》姚宏释楚服为“盛服”.《左传·成公九年》记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杜预注说:“南冠、楚冠”,二者异称同指.     

“双层和谐“论——《文心雕龙&#183;声律》理论体系考察

《文心雕龙·声律》在我国诗歌理论尤其是诗歌声律理论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在“本于人声”、“内听”、“外听”、“和韵”等核心范畴的基础上 ,形成了一个完整、深入的声律理论体系。在声律本体论方面 ,刘勰立足于“乐本人声”,揆以法度 ,从而解决“声”与“心”的矛盾 ;在声律方法论方面 ,刘勰提出了“和韵”原则和一系列具体方法。这两个方面体现了刘勰的声律理想——“双层和谐”。第一个层次“心”与“声”的和谐 ,是“内和谐”;第二个层次是文句之间和谐 ,是“外和谐”。     

“情动而言形 理发而文见”——刘勰“情理说”的美学意义浅探

“情”与“理”,是历代美学家们都重视的两个美学范畴。围绕着“情”与“理”的关系,特别是“情”与“理”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问题,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美学家有着不同的理解,或者说有着不同的回答。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涉及了美学中“情”与“理”这两个重要的范畴。据粗略统计,全书讲到“情”的有一百二十多处,讲到“理”的有一百来处。刘勰是怎样理解“情”和“理”的呢?他怎样估量     

苗族服饰与楚国服饰比较研究

先秦时期,以苗族先民为主体的楚人极为重视服饰之美,其服装丰富多彩,美妙绝伦,“楚冠”素为世人所重,独具特色,被称为“南冠”。《国语·鲁语下》说:“楚公子甚美”。韦昭注:“美,谓服饰之盛也”。《战国策·秦策五》姚宏释楚服为“盛服”。《左传·成公九年》记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杜预注说:“南冠,楚冠”。二者异称同指。同时,楚人服饰在形体制式上亦别具风格。据《战国策·秦策五》所载,在汉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