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情与道情

作者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的情理论进行了分析与比较。首先,先秦儒家提出了善情、恶情、美情,道家则提出了真情说。其次,儒家在对待情感的态度上表现出由节情、禁情到灭情的变化;道家则由“无情”发展到“安情”、“任情”。再次,儒家诸子对性与情范畴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而道家则大多强调性情如一,不可分离。最后,从道情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儒家和道家视道出于情而又高于情,表现出其道德形上学既内在又超越的特点,道家之道是统摄天、地、人之大道、至道,道家之情也是大情至情。     

儒家、道家两种性善论与教育思想之比较

儒家、道家都主张性善论。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二者都基于关注社会问题、人性问题和如何协调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问题,以及都主张人性是善的两个方面。区别主要体现在:一是儒家是站在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问题,其理论注重务实性;而道家更注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提出问题,其理论玄远而富于辩证法。二是儒家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认为培养这四端就能达到至善境界;道家认为人类的善就是按其本性生活,倡导"归根复命",知足养性。由此出发,儒家、道家的教育思想有很大不同。但儒家、道家互补的教育价值观和道家所重视的自然人本主义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价值观的确立和教育生态问题的重视和研究都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本性与教化--论东正教与中国儒家人性论的共同特点

东正教神学不认同“原罪说”,强调人的神性“位格”,具有人性向善的特点;东正教神学认为人性不是静态自然物,而是在上帝恩典中走向与上帝合一的“成圣”过程;东正教神学对人性的认识不是关于人的现实处境的理论学说,而是力图改造和提升人性的实践教化。上述三点都与中国儒家人性论有相似之处。     

儒道人学思想辨析

老子道家和孔子儒家都是重人道并以人道为终极关怀的。其所不同的是,孔子儒家着眼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人性的自由自觉,从而建构了一个以“天命”为本体,以礼乐文化的合理性为基础,以“仁”为价值中心,以“克己复礼”为价值实现途径的道德人文主义的人学思想体系。而老子道家则以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为基础,从而建构了一个以“道”为本体,以“自然”为本位和价值中心,以“返璞归真”为价值实现的自然主义的人学思想体系。二者之间的异质互补,为实现人性自由、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     

人性一般和个性个别的辩证法

现实的人性是共性和个性的辨证统一 ,对人性进行科学的抽象 ,不仅是可以的 ,而且是必须的。抽象的人性一般还只是表明了人性与兽性、神性的区别 ,还不能揭示群与群、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因此 ,要具体地把握现实的人性 ,就必须在抽象的人性一般理论的导引下 ,高屋建瓴地观察和把握处于不同的实践水平和社会关系中的人性的具体形态即人性个别 ,它包括“群”性和“个”性。只有这样 ,对人性的研究才具有具体的实践价值     

从“共通人性”看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

在沈从文的生命哲学中，“神性”与“人性”是互为补充与参照的两个重要范畴。沈从文的“共通人性”与京派的“普遍人性”具有对应关系，蕴含“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理想。其生命神性范畴既是对人性范畴的补充，又是对人性范畴的提升，从另一维度揭示出沈从文生命诗学的丰富性与独特性。     

“性朴”即“性恶”——由《庄》观《荀》的新辩护

荀子以“本始材朴”言性,实际是因袭了道家的修辞传统,因为以“朴”喻性主要是道家文本特别是《庄子》中的典范譬喻。但道家对人性之“朴”抱有美好想象,因此推崇性朴、贬低教化,这又是荀子不能接受的立场。所以他对人性的论述,虽然名义上针对孟子,却在思想的客观呈现上与道家的性朴观念尖锐对立。尤其是,荀子对人性恶的主张可被视为对“本始材朴”之性做出了与道家截然相反的判断。因此在荀子眼中,性朴并非中性,而是本能地趋向于恶,也即性朴与性恶是可兼容的。那么将荀子刻画为性朴论者,以瓦解其作为性恶论者的传统形象,这种名为“性朴论”的流行解释就很难成功。     

仁与礼:中华儒家思想及对完善人类现代治理的启示

儒家毫无疑问是中华数千年文明的显学和主流思想,在数千年文明中,儒家与道家、法家、佛家等众多思想流派相融汇竞合,形成了包罗万象的博大知识与文化体系。究其根本,儒家的核心思想轴线是内仁外礼,形成了从个人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整结构。历来人们对儒家的价值存在着复杂的争议,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家本身内部思想结构的复杂性。从儒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儒家始终具有强化个人修养并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特征,这使得儒家不断被社会各方面所发掘和使用,并不断吸纳其他流派思想。无论如何,作为中华历史上的核心思想之一,儒家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当代启示,其根本就在于重视人的发展、警惕人的错误、发掘人的良善、构建完整的良治的社会理想。当然对儒家精神的重视要抓住其内在的根本性即作为仁的内在良善性与作为礼的外部积极性与正义性,而摒弃其以权力束缚人性的部分。对于当代治理而言,要从思想和方法上去吸纳儒家的核心内涵并扬弃其形式,积极地构建人本善治。     

儒道视阈下的灵台意象

“灵台”是儒道都使用的概念,都与先秦气论有关,但具体内涵不同:儒家在巫术文化背景下,沿用灵台概念,使其成为天子的礼乐建制,是儒家礼乐文化的物质载体,表现出儒家对于群体生存状态的关怀及其制度的等级性。道家以其为喻,赋予其精神自由之内涵,体现出道家对个体精神状态的关注。     

从魏晋玄风到王门狂禅

魏晋玄学和阳明心学是中国思想史发展过程中两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尽管两者产生的思想背景有异,时代不同,主旨不同,但都在其内部形成了一种反叛传统的主体自觉,呼喊出几千年来中国历史长河中为数不多的具有“异端”色彩的叛逆声音,为重礼轻情,重天理轻人性的传统社会增加了些许亮点,也为近代以来从传统内部突破束缚,开启蒙昧,奠定了思想基础。一玄学主题与魏晋玄风玄学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道家明自然,儒家贵名教,以道解儒,以自然汇通名教便成为魏晋之际文人士大夫致力探讨的话题。玄学首先是对两汉经学的批判与反思。儒家…     

论雅诺斯基文明社会理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以三种社会结构理论的对比分析为视角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全面理解社会结构问题,雅诺斯基的公民理论和文明社会理论为分析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内容,它吸收和借鉴了马克思、马歇尔和哈贝马斯的积极成果。虽然哈贝马斯和雅诺斯基的社会结构四大领域划分理论及其分析带有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性质,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但这种理论也确有独到之处,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社会运作的复杂性,并为马克思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带来了有益的补充。在当前积极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这种理论是有积极的理论启发意义和实践借鉴意义的。     

论党的先进性的历史性和具体性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突出标志和根本特征,党的先进性是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必须放到推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     

改革开放30年:日趋成熟的中国社会学——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几个重大问题

本文从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五个问题——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为切入点,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学30年来,在这些问题上从不成熟到较为成熟的曲折历程。这些问题能否正确处理和把握,关系到社会学学科和社会学知识的性质、作用、对待社会的态度,关系到当代中国社会学能否健康发展,能否培养出合格的社会学人才,能否实现某种原创的知识创新,能否在国际社会学界占有应有的一席之地,能否在学科和学术的话语权方面做出当代中国社会学家自己的贡献。要正确把握这些成对的关系,就要真正认识它们既有"非此即彼"的一面,又有"亦此亦彼"的一面的辩证性,避免片面强调一个方面的极端性;就要总结和汲取各国和我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这就进一步要求我们深入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在改造黑格尔思想时所阐发的"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并以之为指导,以我为主地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学不断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成熟走向更加成熟,力求避免各种幼稚病。     

论中国古代刑法的人性基础

中国古代刑法从理性存在的人性出发,既张扬人的向善能力而肯定刑罚教育主义,又坚持理智败坏人性的"反智主义"而主张刑罚工具主义的惩罚观念;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性出发,深入探讨了犯罪产生的社会根源,提出了犯罪预防和控制的综合治理理论;从作为历史存在的人性出发,既树立刑罚的历史权威,又强调刑罚的现实运用.此外,基于"性恶"与"性善"的长期论争,中国古代刑法也深深陷入教化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刑罚的工具主义的矛盾之中.     

深入研究党的性质和先进性的几个问题

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个基本问题。建党80年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先进性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是不同的。在新的形势下,工人阶级队伍构成虽然已发生了变化,但工人阶级作为党执政基础的地位和党的先进性并没有改变。看待党的先进性和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唯成分论,要防止把贫富作为衡量政治上是否先进的标准。尤其要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实践党的先进性。     

大众文化：从现代到当代

中国的"大众文化"因为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西方的"大众文化"不能等同,它在中国有自己的产生土壤。最早可追溯至古代的民间文化、市民文化,经历了现代的"大众文学",发展到了当代的"大众文化",从文化与政治的典型结合时期,过渡到了文化依附于经济的时代。但无论它以哪种方式出现,它的面向对象都是大众。     

物性与人性

庄子认为，性乃人类及万物普遍所具有，人生而具有人性，而物则生而具有物性。人性自然，物性亦自然。人性只有适物性，而不可违反物性，否则，就会在人性达于物性的过程中造成悲剧。     

论汉代民间信仰的基本特点

汉代神祇众多,功能不一,所有神灵都是人们实用的产物,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人们祭祀神灵的目的是祈求福佑,攘除灾祸;不同地区人们的信仰方式、崇祀对象、对神祇的笃信程度都有很大区别;不仅先秦时期的神灵绝大多数继承下来,同时,人们还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不断创造出形形色色、职能各异的新神祇,使民间神灵信仰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西语中译"的阅读与诠释--翻译语言的语言性、解释性与政治性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翻译西方的经典文献,在概念的移译上,多少潜移默化地在其“解释性”中接受其“政治性”影响。当然,翻译的“解释性”并不直接等于“政治性”,关键在于翻译所奠基的“理解—解释”之根据是“真实”,还是“真理”?而“真理”自身带有的“权力性”自然会向“政治性”转化。这只是一个总的区分,其强弱程度还要依赖许多中间环节——其中主要是推动词语选择的历史契机与精神倾向。这里简化为:在“解释性”中只限于谈“真实”与“真理”;在“政治性”中只限于谈“差异”与“选择”。而总的倾向是要归属于语言的“语言性”中聆听“道说”对意识形态化了的“诸神”或“真理”之审视与限制。     

“性与天道”——考察孔子人性思想的一个向度

在“性与天道”的意义上,孔子认为,人道本于天道,人道的根源是源于无限的超越性存在———天道,人的生命具有内在的潜能,人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生命的内在潜能,实现生命的自我超越,提升自己生命的内在本质,人可以在“性与天道”的意义上尽人性、知天命。在孔子那里,性与命、天道与人道是有机统一的,人通过“下学上达”的进学之路尽性、知命而合天,“无言”之教则是“下学上达”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