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

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确立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其不利后果表现为：不能全方位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实现程序经济、不利于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矛盾的解决。我国学术界对于建立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有着多种观点与学说,其中,以“诉讼请求的内容”为划分标准的“三类说”最为可取。以“诉讼请求的内容”为划分标准,可将行政诉讼划分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和行政确认诉讼三种基本类型。     

行政诉讼目的新论

对行政诉讼目的进行学理上的深入分析,从实然的层面具体评判把握我国行政诉讼目的现实状况,可以发现,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实际上主要是以"监督权力"为其目的导向的,而现行的原告资格限制制度妨碍了"监督权力"目的导向的实现.我国行政诉讼目的的改造方向是把"保护权利"确定为最为根本的目的要求.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刍议

本文以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涵义和特征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提出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我国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进行革新的建议。     

对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思考——兼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与行政程序证明标准之应然关系

从立法上看,我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之处。确定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不能离开对行政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特点的分析,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应当略高于行政程序中的证明标准,以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为原则;少数几种情况下适用优势证明标准。     

对行政诉讼目的的再认识

行政诉讼目的是国家基于对行政诉讼固有属性的认识预先设计的关于行政诉讼结果的理想模式.目前,学界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三种:权益保护、权力监督,保护与监督双重目的.我国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然状况是保护与监督双重目的.我国行政诉讼目的导向存在缺陷,应当把权益保护作为行政诉讼最为根本的目的.     

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及其对行政诉讼制度构建之影响

研究法律,首先要从立法目的入手,立法目的直接影响到了法律条文的框架和设计,并决定了法律在现实中的实施效果。我国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有三个,即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保证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本文从这三个立法目的出发,研究我国行政诉讼制度。     

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之建构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法官对案件事实得出结论时所应遵循的标准和尺度。确立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要进行多视角的考虑,应考虑行政诉讼的目的、功能、举证责任和审理程度等几个因素。因而,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应以清楚而有说服力的标准为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修正,兼顾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和优势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判决制度的改革

行政诉讼判决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又是司法权对公民权的救济.行政诉讼判决的种类是由行政诉讼目的决定的.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行政诉讼判决存在着种类设定不合理,不全面,与行政诉讼目的相悖,浪费诉讼资源的缺陷.     

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确定标准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是行政诉讼的一个重要制度,设立这个制度的目的在于一方面保证法院正确及时地审理行政案件,另一方面保护第三人的权益。对于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确定标准问题,国内学界争议较大,国外立法不一。在比较国外以及台湾地区的第三人确立标准后认为我国应将“与被诉的行政行为有紧密的利益关系”和“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作为我国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确定标准。     

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冷思考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对当下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它将行政诉讼的目的定位为解决纠纷,淡化了行政诉讼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妨碍了行政诉讼独特的宪政功能的发挥,并导致了行政法规则在诉讼中的模糊化,使行政诉讼所承担的对行政法的告示、指引、预测、教育等作用无从发挥,行政违法的责任也随之淡化。而学界肯定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由如行政裁量权的存在、中国无讼厌讼传统、外国存在相关制度等,均无法成立。由此,中国在当下不应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论行政指导的行政诉讼问题

行政指导存在侵犯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可能性,应允许提起行政诉讼。行政指导侵权主要由于有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个别行政人员素质低、观念陈旧、责任不明确以及救济制度缺陷等。该类诉讼可以分为撤销之诉、确认之诉和给付之诉等类型。行政相对方提起该类诉讼,宪法及有关法律存在根据。应当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完善有关制度,各级法院应当积极履行审判职责,切实负起保护公民权利职责。     

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类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在美国确立并得到发展,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很长时期仅停留在理论阶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采纳并确立这一证据规则,使其从理论探讨变为实践,也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目前,行政诉讼法正处于修改时期,以现有的法律规范为基础探讨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类型及其判断标准显得尤为必要。     

公益诉讼:中国行政诉讼的新课题

公益诉讼 ,是指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针对国家机关的行为和不行为提起的诉讼。它对于监督行政权的合法行使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我国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有赖于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革命性的改造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除了行政赔偿诉讼以外,行政诉讼不得适用调解,但纵观国内的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严禁调解在"协调和解"中被悄悄躲避,行政诉讼案件撤诉率一直以来处于高位已是公开的事实。文章在考察、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调解立法制度的情况下,从模式选择、适用原则、适用范围和程序设计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构思。     

行政诉讼不应附带民事诉讼

在行政诉讼中并不具有附带诉讼的基础,即附带诉讼的效率性和关联性.有学者主张行政诉讼可以附带民事诉讼是由于把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并案审理视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事实上,并案审理并不是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行政赔偿诉讼不是附带诉讼;行政裁判诉讼和行政处罚诉讼也不是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因此,行政诉讼不应附带民事诉讼.     

行政诉讼调解勃兴之三重动因

在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在实定法上被明确禁止,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方兴未艾。从行政诉讼调解的三方主体着手考察,其勃兴之动因在于：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使行政主体对调解事项具有了处分权,这为其提供了可行性基础;最高法有关能动司法的倡导,为人民法院开展行政诉讼调解提供了权威理论支持,这为其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行政相对人主体意识的萌发以及制度选择的需要为其提供了必要性基础。     

从诉权保障论行政诉讼法的缺失

行政诉讼法应以保障相对方的诉权为宗旨和立足点.从该论点出发反思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律的相关规定,存在着制约相对人诉权行使的诸多不尽完善之处,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关于管辖的规定、关于当事人的相关规定、关于受案前审查的规定、关于审判程序的规定、关于行政判决种类及范围的规定等等均有不利于实现对行政相对人行政诉权保障目的之处.例举并梳理这些缺失,确保法律规范之规定围绕法的宗旨是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一项急迫而又普遍关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