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再推新一轮量化宽松

量化宽松政策（QE）已经成为美联储提振美国经济的主要工具，在经济未出现明显复苏、失业率未明显下降、通胀率未降至预期水平的前提下，美国宽松的政策将成为常态。 时隔三个月，美联储再度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QE4），将购债规模上升至一个月850亿美元，预计一年将释放出上万亿的流动性。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推出此轮量化宽松虽在预期...     

美联储流动性规模调整与中国经济的交互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美联储主动实行美元量化宽松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2014年1月美联储开始削减资产购买规模,标志着持续5年之久的量化宽松政策正式步入退出阶段。2014年10月美联储结束了为期6年的量化宽松政策（QE）。虽然美元名义上退出了量化宽松政策,但是为了维持其国际化地位而事实上采取调整货币流动性规模的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美元作为一种国际信用货币,其流动性规模的调整不仅影响本国经济,更在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变动、人民币汇率波动、国际贸易规模变动和热钱流向与规模等方面影响中国经济。这要求中国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对热钱的管理、管理通货膨胀和适度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等方面做出应对。     

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国电视节目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合理使用政策工具是完善电视节目政策、促进电视内容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针对我国电视节目发展60余年,由强调数量、速度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相关政策体系亟待调整优化的现状,对电视节目政策进行量化分析,将电视节目政策工具分为规制型、经济激励型、社会型三大类型。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我国57份电视节目政策文本中的政策工具在类型与时间维度上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规制型政策工具中管制类政策工具使用频繁;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中税费调节类政策工具过于薄弱;社会型政策工具参与主体单一。应均衡使用规制型政策工具、扩大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使用范围、鼓励政策参与主体多元化,以促进我国电视内容产业的发展。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分析

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影响的逐渐深化,美国采取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稳定和刺激经济,此种非常规货币政策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对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将产生不利影响。针对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从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启动入手,通过分析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其传导机制,在分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对策,以期为中国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运用 SVAR模型,研究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不同时期美国的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会产生不同趋势的溢出效应。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造成我国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对我国货币政策产生了负向的溢出效应,抵消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我国产出水平和实际使用外资长期溢出趋向于0;长期恶化中国的贸易收支。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实施,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大幅提升。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影响意义深刻,在对危机后经济复苏政策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尤为突出。文章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产生背景着手,分析美国采取该项政策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的通货膨胀、资本流动、汇率、外汇储备和出口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政策效果与潜在风险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能够缓解金融危机冲击以及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但是如果此项政策运用不恰当,则会带来一些风险。从分析量化宽松政策的相关理论基础入手;结合美国和日本的情况分析量化宽松政策效果:短期内稳定金融体系、降低利率刺激投资、抑制通货紧缩、提升经济景气预期,但这些效果能否很好发挥受到资金能否流向实体经济、货币向境外漏出情况和实体经济能否如期复苏等条件制约;分析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带来的风险: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汇率贬值和资产价格波动等;进而以得出结论和启示。     

2010年代美日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比较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日本、欧元区三大经济体同时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取得一定效果。虽然,三大经济体都是在基准利率接近零利率的条件下,采取购买国债、企业债券等公开市场操作,但在融资方式、融资工具、政策影响程度、资产负债表变化、政策期限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可为中国宏观调控提供有益的启示。     

基于二维分析框架的我国互联网医疗政策量化分析

为了解互联网医疗政策工具使用情况,以国家层面发布的政策文件作为分析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构建政策工具与发展过程的二维分析框架,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在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外部不均衡,内部组合尚欠合理性;在发展过程维度,三种政策工具在不同发展过程均有涉及,其内部结构的侧重皆有不同。建议进一步优化和调整政策工具的选择,平衡其在互联网医疗不同发展过程的使用。应加大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政策工具的使用;完善医保支付制度,增加公私合作和海外交流政策工具;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扩大政策的宣传推广力度。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汇率传递效应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和OLS回归分析方法,基于美国QE1月度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展示了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下的汇率传递效应,并估算了量化宽松政策同国内物价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期内,国内物价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小,汇率传递效应大幅降低。在政策层面,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能够大幅度隔绝汇率冲击。     

零利率下限视角下宽松货币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零利率下限存在的假设,当经济下行期时各国政府出台纷纷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如采取美国的量化宽松措施,以期刺激经济。同时基于零利率下限存在的条件,作为宽松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的前瞻指引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期提高货币政策效率。当零利率下限不存在时假设它是存在的,或者存在时假设它不存在,就不能正确描述期限结构模型,据此得到的利率期限结构发展趋势是不合理的,这将会导致政府监管政策和企业风险管理决策失误。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为研究美国4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首先定性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4种渠道;然后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考察每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4种渠道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显著性和差异性;最后得出,在短期内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美国本土经济的预期拉动作用使我国贸易收支情况得到改善,在长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出口的抑制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促进导致了我国贸易收支的恶化。     

第三轮量化宽松或于下半年出台

自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之后，美国经济复苏脚步更加缓慢，低迷的经济数据成为市场猜测美联储将要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依据。     

政府酝酿提高通胀目标至4%

在2010年CPI增幅不断提高及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参与政策咨询的人士告诉说,中国2011年的通胀目标很有可能会提高到4％。     

美国QE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2010年11月3日,美联储开始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分析了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稳定和刺激美国经济的效果,探讨美国继续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并以此为切入点,研究这一系列量化措施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引导低碳消费的政策分析及工具选择

国内外的双重压力显示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迫切性,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引导低碳消费是有效途径。对此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引导低碳消费有绿色税收、法律规制、绿色采购、绿色购物等政策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愿性、混合型、强制性3种政策工具,根据我国国情应该合理使用这3种政策工具。     

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制约因素与前景探析

特朗普经济政策是在其短暂的竞选过程中快速成型,并由若干竞选口号演变而成。特朗普就职后,将美国经济增长乏力、社会财富分配失衡、不同族群裂痕加深等经济社会矛盾的深化归因于民主党政府支持的"全球化政策"所导致的制造业外迁、就业岗位流失和国家债务高企,同时把"美国优先"作为调整美国内外政策的总纲领,希望全方位贯彻"美国优先",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承诺。对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内容研究后发现,尽管特朗普经济政策短期有助于刺激经济回升,回应选民的部分期待。但从长远观察,因其存在违反经济学逻辑、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悖、政治高度分裂及政策外部性等制约因素,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不仅无助破解制约美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构性症结、弥合因收入分配失衡造成的阶层裂痕,而且会因金融业去监管政策而进一步推高"虚拟经济"比重,进而诱发金融风险,并削弱实体经济的复苏基础,最终加剧社会经济矛盾。     

美国竞争政策:一种纵向的透视

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和规范企业市场行为的重要工具之一,它属于法律化了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肇始于美国,并且在美国得到持续而广泛的实施。本文纵向考察了美国100年来竞争政策体系的形成、完善及其实践,探讨了三个层次的问题：（1）竞争政策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完善;（2）美国竞争政策运作的特点;（3）竞争政策实施与宏观经济政治环境变化之间的联系。     

美国家庭政策的经验和启示

家庭政策主要是指通过制度、项目、服务等影响家庭功能和家庭福利的政府政策,包括直接以家庭为干预对象的显性政策和间接影响家庭福利的隐性政策。美国尚未建立起完整的家庭政策体系,但其相关政策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社会政策的出现。从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到二战后的福利扩张,再到1990年代的福利改革,美国的社会政策在应对社会和家庭结构变化中不断发展,政策理念逐渐由"替代家庭功能"转向"支持家庭功能"。中国正处于社会和家庭结构转型时期,面对日益突出的家庭压力增加和家庭功能弱化的问题,对家庭政策的需求亦增。美国家庭政策发展中的六个特点,分别为:立法先行,明确权利和义务;政策手段灵活,采用多样化政策工具;重服务网络建设,鼓励社区服务;采用发展型社会政策模式,选择最有效的干预;建设绩效和结果并重的监测和评估体系;政策智慧突出,适应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意。美国家庭政策可为建构中国家庭政策提供参考。     

美国对二战后德国赔偿政策的演变北大核心CSSCI

出于宏观战略考虑,美国对二战后德国的战败赔偿政策经历了由严苛到宽松的转变。战争结束前已出台的"摩根索计划"对美国的战后对德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雅尔塔会议后,美国开始转变德国赔偿政策,确立了实物赔偿原则;在波茨坦会议上,美国提出"分区赔偿"原则,停止与苏联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由于冷战需要,美国大量削减西占区支付赔偿的数量,开始扶植联邦德国抵制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