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两难——以小说《长河》、《正红旗下》为例

20世纪初以来逐步趋于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背景下,少数民族基于自身民族性构建的实践与作为整体社会历史潮流的追求现代性之间,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两难状态。《长河》、《正红旗下》从不同的时代与民族关系背景出发,试图对作者自身民族的民族性进行想象性展望与重构。这种展望与重构的失败,与20世纪中国艰难的现代性追求及其陷入的吊诡和误区紧密相关,并凸显出二者在共存中陷入的悖论。     

伦理学影响下文学中的伦理身份——以《泰尔耶·维根》为例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第一个属于本土的文学批评方法.该研究方法跨学科地将文学和伦理学相结合,强调伦理身份在文学文本分析过程中的过程和作用,既契合了当下对身份研究的热潮,又迎合了文学文化研究的伦理学转向这一特征.文章试图以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泰尔耶·维根》为例,揭示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对文学文本分析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民国时期编辑思想的现代性诉求——以《新青年》、《语丝》、《现代》为例

从现代性视角研究编辑思想形成的哲学密码。现代性是民国时期编辑思想的一种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以《新青年》、《语丝》、《现代》为例,具体分析编辑思想的现代性特征:独立、自由、平等、理性、创新、批判性等,认为现代性是民国时期编辑思想的基本理念的根本动因和表现结果。研究编辑思想的现代性能够推动当前编辑思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全球化语境下的身份认同与现代性追寻——关于聂茂《民族寓言的张力》及其他

聂茂先生的《民族寓言的张力》,站在全球化理论前沿,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本土文化的具体语境,借助于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进行解读。其既对各个文学思潮中的经典文本进行“解码”,又对各个时期创作群体的特征进行“把脉”式的“阐释”,希望借此获得“历时”的“深度”,一种“共时”的“广度”,以及一种立体的“厚度”。聂茂先生通过这种精细解读,将一堆堆隐藏在材料之下的作品原义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了。在他看来,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群体的共同努力,不仅冲击了第一世界文化霸权的“自在预想”,而且修补、充实、拓展和丰富了西方话语体系之本身,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大家庭中有着“不可轻忽”的意义。     

作为现代性建构手段的现代文学早期英译——以《天下月刊》的《雷雨》译介为例

20世纪20至40年代,在新文学主将们以外国文学的译入作为实现中国文学、思想乃至社会现代化的手段的同时,也有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尝试着把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到西方。这种实践包含着现代性的努力和期许,却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1936至1937年,英文期刊《天下月刊》连载姚莘农翻译的《雷雨》,这是曹禺这部重要剧作的首个英文译本。《天下月刊》从其“阐释现代中国”的办刊理念出发,试图以《雷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优秀代表,与世界文学“对话”,从而帮助中国获取现代国际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这种以翻译作为现代性建构手段的诉求,既体现在了《天下月刊》对《雷雨》的评价和定位上,也决定了作为译者和《天下月刊》编辑的姚莘农在翻译中采用了颇受争议的直译策略。《天下月刊》同仁与五四作家们形成了一种“接力”,在创作与翻译的不同领域,共同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努力。     

论《羊的门》对现代性和国民性的思考

"羊的门"是一个恰当的隐喻,它不仅巧妙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民族懦弱短视且缺失自我的文化心态,而且引发了我们对"门"(民族出路)的再思考.本文试从现代性和国民性的角度,分析作者在文本中进行的民族之思.     

新世纪乡土文学的身份认同、出走模式与乌托邦叙事——以《寻根团》为中心的思考

《故乡》与《寻根团》具有互文的意义,后者是文化诗学小说、后寻根文学。它传承《故乡》对"乡村现代性转型"的拷问,在鲁迅的文明/愚昧的启蒙起点上,超越时空立足于身份认同、反思现代性、三农问题等维度发问,显示更加决绝的出走姿态。主人公王六一的认同从失根——寻根——扎根,从身份的建构——解构——重构,终于完成"故乡"从乌托邦——异托邦——恶托邦的认识转化与出走。农民心灵的安顿、溃败乡村的建设值得思考。     

后殖民语境下儿童文学翻译的话语失落——以《小猪摇摆夫人》为例

全球范围内儿童文学研究稳步上升,呈现多样化的研究态势,但国内儿童文学研究界和翻译学界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关注仍旧不多,由于双重边缘性地位,儿童文学翻译所呈现的话语与他者失落尤为明显。以后殖民理论为平台,对儿童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权力进行投射分析,有助于揭示某些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的潜在概念,复原民族语言的活力,实现异域文化异质语言的"众声喧哗"。     

现代性主体生成的难度——关于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当涂自强这一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努力成长为一个现代性主体的个人时,他遇到了一系列困境,这种困境既来自于城市空间的结构性因素,更来自于其所成长的乡土空间,即一方面他必然的离乡行为和下意识中的去农村的视野,把农村作为一个前现代的、需要剥离的经验,另一方面又无法真正摆脱乡土空间内生的劳动方式和情感结构。而这一困境内部其实包含了对1980年代以来现代性话语支配下的个人叙事的一种隐秘的质疑和反抗。     

挽救真实性:西方现代性视野中的一场新战斗——读《现代性之隐忧》有感

真实性是西方世界自进入现代以来的一种社会道德理想,它追求的是一种个人忠实于自我的生活,对自我真实的高超境界.真实性自其产生以来,就在西方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由高尚堕化为低劣,从而引起了诸多社会和道德问题.导致真实性堕化的因素主要有道德视野的隐没、主观主义盛行和自决自由的行为方式等.挽救真实性是西方现代性视野中的一场新战斗,公民身份理论是关于这一战斗的有益尝试.     

后发国家科幻小说现代性症候之魅——以《三体》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刘慈欣《三体》系列小说叙事意图与象征美学的解读,将《三体》放在后发国家的话语场域与中国当代文学叙事谱系中进行分析,探求以《三体》为代表的中国科幻小说的现代性症候。《三体》的独特魅力在于继承了当代文学两种话语资源,并书写了后发国家面对全球化冲击的时代症候,同时为中国科幻小说化解民族性与西方现代性的矛盾提供了想象与可能。     

民间故事的隐喻和现代性——以《列那狐的故事》为例

《列那狐的故事》是欧洲中世纪文学的最重要成就之一,代表了新兴的市民阶级的声音。故事采用寓言象征性的写作方式,实际上暗含了一个多层次空间的象寓世界;它以儿童式的心灵和目光叙说了一群动物之间的斗争生活,为我们折射反映了当时社会市民阶级的现实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对现代人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现代性的审视与后现代性的反思——从《永远的尹雪艳》到《世纪末的华丽》

台湾作家白先勇与朱天文先后在他们的作品中书写了特定时空中新旧两代台北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体验。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塑造了一个具有颠覆意义的舞女形象尹雪艳,同样,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中女模特儿米亚的形象也令人印象深刻。时隔25年的两篇小说,不约而同呈现出一种对现代性的审视与观照,创作于台湾后工业化时期的作品《世纪末的华丽》相比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更是融入了对于后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     

培根与现代性 ——《新大西岛》的现代性批判

培根通过与旧哲学和经院哲学的割弃,为人性回归找到栖身之地;又开创了实证主义哲学的新时代,并致力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还以科学的伟大复兴为己任,先于其同时代的国人嗅到了工业革命与启蒙运动的气息.在《新大西岛》中,培根展露了对科技进步带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也透露了对可能出现的现代性危机的警惕.     

流动的现代性消费社会探析——读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

齐格蒙特·鲍曼在其《被围困的社会》一书中指出：当今社会正在遭受全球政治和生活政治的围困。本文对流动的、不确定的生活政治领域中的消费社会进行初步探析，试图阐释流动的现代性消费给普通个体的生活在生产与消费、占有和存在、幸福的探求、驱动消费的因素、整体性和个体性等领域带来的一系列的变革，以此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崭新的人类状况。并试图结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状，探析应对社会发展趋势的解决途径。     

《楚辞》英译的形与神--以许渊冲译本为例

翻译家许渊冲以达意传神为基本原则,其《楚辞》英译文体现了借形传神、形神兼备、舍形求神的特点。译者借用英诗的不同诗体在译文中实现形式与内容新的统一;在处理原文的对偶结构、排比句式、长短句时尽量体现出形美;转换、补偿或增删等方法的综合使用突出了译文的神韵。     

论消费社会中的个体身份认同——以乔治·佩雷克的小说《物》为例

乔治·佩雷克的第一部小说《物》常被界定为写实小说,但是仅从它的篇幅便可看出佩雷克的真正用意并不是在深入剖析消费社会的机制,而是在探求人的个体意识。通过探讨小说主人公的欲望、行动与其内心的虚无感之间的关系可以窥见他们如何在消费社会中努力寻求个体身份认同以及作品所体现的现实意义。     

家政知识传播与女性的现代性身份建构——以清末民初《妇女时报》为例

《妇女时报》是辛亥革命前后出版最久的女性报刊,也是第一份商办女性报刊.其办刊的持久性和商业性决定了它的影响力大而深远.回归历史语境,解读《妇女时报》中传播的家政知识内容,不仅可以看到当时妇女生活相对于传统妇女生活的转变和进步,而且可以从中得出当时女性已初具现代性身份的结论.这对研究辛亥革命这一社会转型期女性杂志中书写的女性成长与生活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建设性意义.     

从《新生》到《新青年》——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寻求

从创办《新生》到走向《新青年》是鲁迅创作实践的探索期，也是鲁迅创作现代性追求的转型期，从这个时期内鲁迅思想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及其相应的现代性寻求的历史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