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操演”中的身体问题

把“性别操演”理论中的“操演”误作“表演”,在于预置了一个自为的、自然的身体观。相反,“操演”体现的是建构的身体观,“操演”不是作为行为者的身体的自主择装,而是性别霸权话语在话语“再意指”中的重复性规训,其效应体现为与规范话语相符合的一系列身体风格。与建构的身体观相应,并不存在一个前话语的自然式身体,但巴特勒赋予“性别操演”中所具有的建构的能动性问题使其又不得不重新面对身体的物质性议题,即建构的能动性不在于德里达式“再意指”中的必然“变异”,而在于被否定同时又被保留在身体中的欲望的回返冲动;这一对欲望身体的援引,构成了巴特勒对自然身体观的悬置态度的再否定。由此,有关“性别操演”的诸多争议又以另一种形式延递到巴特勒对身体的解释中,这促使我们应重新思考身体的物质性及与此相关的“活现的身体”观的含义。     

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构想

小说叙事中的身体书写,是对身体这一社会符号的再符号化.其不仅指向身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的意义,而且指向作者对这一社会文化符号进行再符号化时赋予的意义.在这一再符号化过程中,身体在小说叙事的三个层面,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在故事-素材层面,身体作为人物的物质存在,具有模仿-主题功能,打着一定时代的文化与权力烙印,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在叙事-文本层面,身体具有结构功能,一方面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展现小说叙事对于人物以及人性的理解的“指号”,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符号;在叙述-修辞层面,身体则具有美学功能,是一个重要的修辞对象,与小说叙事的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密切相关.小说叙事正是通过对身体的符号化,完成对人类经验的记述,以及对民族文化以及人自身的无意识的发现,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史”.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的提出与建构,为小说文本解读与小说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身体的话语表达--身体美学的哲学缘起

身体在西方哲学和美学史的不同发展阶段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存境遇。在某种意义上,整个西方哲学和美学史就是一部身体由“缺席”到“出场”,再到“登堂入室”的历史。身体美学的出场,无疑是对柏拉图以降,经中世纪宗教神学,至黑格尔以终的身心二分、扬心抑身的哲学传统的一种反思与纠拨。尼采、梅洛-庞蒂等现代派哲学家反对传统的身心二元论,为身体正名的努力,对身体美学的学科建构提供了思想理论资源。身处后现代社会的福柯、费瑟斯通等思想家对权力话语之于身体的宰制,身体与消费文化的共谋关系之思考,加速促成了身体美学的诞生。     

“有感觉的男性身体”——论霍加特的文化批评

“身体”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扛鼎之作《识字的用途》中的重要隐喻。理查德·霍加特通过这一隐喻描述了二战后英国社会的文化生活,尤其是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传统文化的腐蚀以及通过奖学金男孩“有感觉的男性身体”所实现的文化反抗。“有感觉的男性身体”,复合了更为古老的“身体”:它扬弃了利维斯文学批评中的“感觉”话语,整合了奥威尔登左派批评传统对“身体”的再现。作为三种身体形态之一,“有感觉的男性身体”囊括并超越了大众文化被性化、支离破碎的女性身体和永恒的母性身体,体现了变化—拒绝变化的二律背反;它既是社会瘀伤的症候,又通过特有的感觉能力为治愈社会提供了药方。     

身体的诗意与诗意的身体 ——兼论身体诗学的生态面向

20世纪末“身体转向”以降,身体赋予生命及其存在的生态系统以新内涵与新意义,其中以身体为基点的诗学建构已经在路上,但距离身体诗学真正进入主流话语范畴或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全面回归身体,不仅是生命存在之需求,而且是生态共同体建构之要求,身体与生态的诗意融合才是“天人合一”整体生态观的真正内涵。在身体诗学和生态诗学之间建起一座互通的桥梁,人类必然会走向与自然、万物、天地同生共处的生态共同体,而保证这一道路方向正确的重要前提便是回归、正视、肯定身体及其诗意存在。     

“爱伊莎的面纱”：《海隅逐客》殖民地女性形象建构

康拉德的《海隅逐客》以“爱伊莎的面纱”为象征和隐喻,提出了一种殖民地女性形象建构的新模式,这种模式从西方文化的角度对殖民地女性进行了一种身体想象和话语建构,探讨了作为“面纱”象征的伊斯兰宗教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伊斯兰民族与西方民族的冲突和对立,以及这种二元对立在殖民地女性形象建构中的体现.     

中国近十年来小说中的身体叙事论略

对身体的关注,是90年代中国小说区别性特征。在90年代的小说中,身体不仅是小说的表现对象与表现内容,而且是小说的内在逻辑力量。小说中的身体向我们显示了身体与历史、意义、自我的关系的新变革。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小说中"人"的话语发生了一次转型。     

主体意识、女性神话与身体政治——近期美国女性电视剧的文化读解

近期美国女性剧以一种绚丽的影像话语包装激进的女性主义话语,在文本内容上,它主要在建构女性主体意识、粉碎女性神话与身体政治三方面有所突破,形成了一个彰显性别政治的女性话语空间.     

空间生产和身体言说:中国电影的上海城市想象和建构

中国电影中的上海城市形象是一种特殊的想象和建构,它是历时和共时交构的结果。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的代表,上海经由中国电影的历史性书写,并立足空间生产和身体言说两个维度的影像建构,最终成为民族家国话语、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图景的指代。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电影中的上海城市形象是中国国家形象的特殊代言,是中国民族志书写的一种。     

老上海的"身体"——新感觉派的都市书写元素之一

新感觉派作家对于＂都市＂是热爱的,他们将都市＂身体＂化,同时又让身体在都市中物化。生活在喧闹都市中的人,染上了只属于都市的疾病。关于老上海的想象,在＂身体＂的层面上,向我们慢慢铺展开。     

身体、符号及其能动性

借助符号学的推动,“身体”以其社会建构的身体观与诸多领域相关涉而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关键词,反之,“符号”也因其对身体的建构而后来居上,成为社会批判、权力诊断、文化分析的基本要素。然而,“身体”在借“符号”而显的同时又构成了“隐”的困境,即符号建构中的身体是一个沉默的、无声息的身体;在符号学的话语实践上,这一困境表现为话语决定论中的“能动性难题”。女性主义者巴特勒以其“操演”理论试图在话语符号系统内部解决福柯、拉康等社会建构论者中所包含的能动性难题,但其最终所提供的策略--“作为被排除之物的身体的破坏性回归”--又构成了其身体建构论立场的反对项,这一悖谬或许促使我们应在一个新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身体的肉体性。     

物质身体、文化身体与技术身体——唐·伊德的"三个身体"理论之简析

随着“身体性”理论的逐渐成熟,技术哲学家伊德提出“三个身体”理论建立起了他的身体性理论。在他看来,身体一是以胡塞尔、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派提出的作为肉身建构的身体,即物质身体;身体二是以批判现象学为主的福柯等提出的作为文化建构的身体,即文化身体;身体三则是考虑到技术的因素而作为技术建构的身体,即技术身体。技术的意义凸显而出。这一观点实质上是技术工具论批判的又一新的进展。     

“五四”时期女性身体的美学建构--以1920年代《妇女杂志》为中心

“自然的”女性身体总会受到时代精神的深刻规约。“五四”作为充分造就现代个人的时代,也是中国女性解放的开端。考察这一时期以《妇女杂志》为主的公共舆论可以发现,女性从服饰到头发、乳房,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各种社会话语角力的场所,由此建构起了“五四”时期女性身体新的时代美学。同时,“五四”主流话语对女性身体的文化建构也为新文学对女性的文学想象与叙述提供着现代性的思想资源。     

存在主义视域下的先锋性创作——兼论新感觉派小说

新感觉派小说既是现代都市文学的开端,更是一种存在主义视域下的先锋性创作;一方面现代“都市”景观为其提供了一种文化背景、创作语境,另一方面“人”与“城市”的现代性关系诱使他们从“感觉”上体验现代性生存的要求,探索现代人自我存在的证明和生存空间的延展.就其创作本身而言,新感觉派小说通过对都市文明“恶之花”的透视来凸显生命存在的异化,这种有关“异化”的艺术“感觉”接近存在主义的话语内涵,从而展现了荒诞畸形的都市文明和现代人的生存焦虑感,文学于是作为人类存在的象征来得到表现.与日本的新感觉派相比,中国的新感觉派小说由于“感觉”对“都市”的过分沉溺,以致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非中国”和“非现实”的文化身份上的暧昧,它匮乏那种对生命价值的终极追问和对生命存在进行深刻体验的灵性,其存在主义质素不免带有几分浮掠性特征.     

基于现代身体哲学意义的教师形象分析

现代身体哲学视域中身体是意义的纽结、建构的过程、实践的状态.教师形象从个体的、文化的、美学的、社会的身体等角度体现了深刻的身体哲学意义.我们应从人本化关照、教育学立场的思考、切身经验的提升等方面对教师形象进行身体哲学意义的关怀和建构.     

话语分配与身体调控——论解放区文学中的性话语

话语的生产与分配是社会对身体进行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性话语方面尤其如此.在解放区文学的性问题上,革命话语、启蒙话语以及民间话语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无疑,解放区的启蒙话语在革命话语的支持下,对民间话语中的贞洁观念构成了一定程度的解构.然而,这种启蒙话语却可能因为与革命的要求相冲突而被否定.正是在革命要求的"圣洁"面前,民间话语中贞洁观念通过"革命"的幌子得以还魂,性因此也被逐渐排除在革命话语之外.通过消解启蒙话语、驯化民间话语,解放区的革命话语建构了一套符合自己利益的性话语生产与分配方式,从而实现了对身体的规训与调控.     

身体社会学:理解当代社会的新视阈

近年来,身体社会学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与研究取向,构成了聚焦和理解当代社会的新视阈。对身体主题的关注,既与社会学本身的理论旨趣有着内在的连贯性,也是对当代的身体、经济、技术和社会之间关系根本转变的一个必然回应。社会学研究中的身体具有物质性与精神性、个体性与社会性、静态性与动态性相统一的多元蕴意。身体社会学以身体为切入点,主要从结构与行动两种路径来理解身体的社会表征与符号意义,关注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具有感受性和体验性的"具体人",进而理解在现代性话语和理性逻辑规训下人的境遇。这种身体叙事与理论路径,涵括了丰富的话语场域、经验现象和社会学想象力,实际上表达了对传统社会学知识范式的某种修正、拓展与超越,为我们重新发展出理解社会的新的知识图谱与理论系统。     

身体隐喻与五四儿童文学的话语实践

在"身体道德化"向"身体国家化"转向的五四中国,儿童文学的"新人想象"实践契合了中国现代转型的时代主题。儿童形象与中国形象的内在关联主要通过如下两组隐喻系统完成:一是根性的儿童隐喻"疾病中国",二是失语的儿童隐喻"无声中国"。在破旧立新的话语逻辑中,五四知识分子开启了民族新生与未来中国建构的话语实践。     

话语织体中的身体德性

在伦理叙事中,身体与欲求、理智、灵魂、自我、他人纠结在一起形成一个话语织体.其中,身体是西方伦理话语建构的"结",是我国伦理话语建构的"根",是德性的诞生状态.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女性身体政治

阿特伍德的小说体现了女性的身体政治这一微观的性别政治: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统治。女性身体是父权制凝视、铭刻与规训的被动客体。但女性身体并非父权制文化所建构的那样表现为纯粹内在性和肉体性,并非沉默的,卑贱的。女性常借助无声而有力的身体来抵抗父权制权力。女性身体的觉醒和抗争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