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与演变

文化带是指具有相似地理单位的文化区域、文化类型及文化模式。文化的区域性是人类文化进步的重要特征之一,“一个国家的形成,同时也是它的地域形成的过程”。中国幅员广大,历史悠久,几千年来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国文化具有极显著的时代特色和地区差异。诸多的文化区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相互影响,均衡统合,平行趋同,形成了今日中国的整体形貌。 在中国历史上,长城既是中原王朝的边防线,又是汉族同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线;既是农、牧经济的自然分界线,又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汇聚线。从周秦到明代,有二十多个诸侯王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将历代所修长城的长度加起来,超过十万里以上。每个朝代长城的修筑都标志着一条特殊的文化带兴起、也都是长城文化带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在每个发展阶段中长城文化带的演变都体现了长城地带经济文     

论长城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促进作用

以我国万里长城为界线的南北广大地域所构成的长城带,是历史上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过渡地带。经济、文化的交流是长城带民族关系的核心。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的大背景下,深入挖掘长城带所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长城的历史文化价值与视觉艺术表现特征

长城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其筑造前后延续了二千多年.长城有效地保护了古代中国北方的生产活动,并促进了长城内外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在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建筑与文化艺术等方面,长城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长城的功能设计与布局造型,与自然山脊、险关要塞相依托,具有点、线、面相结合的艺术美感,体现了建造者的审美情趣.长城的形象与气质,具有一定的精神人格象征意义.用视觉艺术方式多方位地记录长城遗迹,可以表现其既统一又多样的美学品格.     

试论地图上的长城

中国古代地图上绘制长城的传统由来已久,但古地图上绘制的长城,除展现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防御工事之外,还表达了古人心目中所赋予长城的各种政治文化内涵,如作为“华夷”之间的界线等。对于明清两朝所绘专题性长城舆图的分析,使我们从中读到更多的历史信息,从而深化了对于中国历史的认知。     

关于《系统工程》教学组织的探讨

《系统工程》是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它产生于本世纪40年代,在60年代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系统工程》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力的集约化成长、全球合作与交流的不断增强、现代管理实践的发展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工程的开发、任何一项社会、经济活动,都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同时又对社会、自然环境产生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这就是系统工程中所说的工程开发的社会性问     

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与变迁

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十分广泛、深厚,历代各民族的历史和经济文化发展,各民族自身的形成与发展,都直接受益于长城带持续不断的经济文化交流。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感受到它的强烈影响。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片论

任何文化都有其特定的生长土壤,都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相联系。正如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一样,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也都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国文化有自己特定的生长土壤。有与世界上其他族类的文化迥异其趣的内在特质和精神风貌。而这,又是与中国文明的特殊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原因、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密切相关的。中国新文化形态的建立与发展,有待于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的不懈探究、理性反思和科学抉择     

数量零概念的形成

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一书中指出:“零因为是任何定量的否定,所以不是没有内容的。相反地,零是具有非常确定的内容。作为一切正数和负数之间的界线,作为能够即不是正又不负的唯一真正的中性数,零不只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数,而且它本身比其他一切被它所限定的数都更重要。”由此可知,对零的概念进行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本文仅对零概念的形成论述如下:     

广告的文化本质--广告与文化的结盟及其表现形态

在多种文化相互冲突的背景中,任何广告都不可能仅仅是商业运作,它在传达商品信息的时候,也同时负有文化传播的使命.考察广告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仅仅停留在它的经济行为的物化形态上,还应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予以考察并揭示出广告文化的哲学基础极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当代国民的文化心态.从本来的意义上说,广告人应该是一群超凡脱俗、知识渊博的文化人.     

西汉西北地区长城地带探究——以西汉政府控制区为例

随着汉匈战争的胜利，西汉政府在长城内建设边郡，并完善长城防御系统。在长城外，先置校尉，再建城防御，紧跟着屯田保障，故而长城地带初见规模。在长城防御保障下，西汉政府通过徙民实边、允许戍卒家属居边、发配刑徒、安置属国等方法充实长城地带。内地而来的农耕者为长城地带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在西汉政府鼓励下，长城地带畜牧业也得以发展。这些都为长城地带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为长城防御提供了支持；更稳定了西汉王朝边郡局势，宣扬了西汉国威；为丝绸之路贸易提供了保障，为长城内外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环境。     

论“天人合一”在中国文化中的终极理想设定

任何文化都有终极指向 ,而其终极指向的确定 ,在最初和最深处 ,便取决于这种文化对于自然的态度和观念。与西方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对自然的征服索取、强调人在自然中的独立和自由适成对比 ,中国文化作为一种乐感文化 ,其终极指向便在人与自然的亲合一体 ,即天人合一。     

前科学·范式·“危机”——关于新文学史分期的思考

“任何范围广阔的理论都意味着一种世界观,……任何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看法的科学的重大发展都是自然科学……”——冯·贝塔朗菲《机器人,人和头脑》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们的空间距离感大大的缩小了,社会生产的高度综合使得各学科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它们更多地选择了邻近学科作为自身的“参照系统”,一股“从自然学科奔向社会学科的潮流”(列宁语)正汹涌而来。置身在     

浅谈中医文化的品性

中医文化是典型的农业文化,古典中医是在自然生存中形成与发展的自然医学,以中国古代关于物的哲学为理论基础.自然医学比技术医学更合乎人性.     

地区生态文化符号体系建设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符号作为一种象征物、一种载体,代表着文化的外在表征,也承载着文化的历史、内涵、价值等内在理念。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由其特有的符号或符号系统所阐释的。地区生态文化的建设,需要认真分析地区生态文化符号的价值及其构成要素,建构其独特的生态符号和符号系统,从而实现地区自然、经济、社会系统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我国当代家庭关系的特点

家庭关系是家庭成员之间在共同活动中的直接交往关系,因此,它也被纳入人际关系的网络.同其它任何一种人际关系一样,家庭关系势必也受到社会中诸因素的影响.简言之,社会中的任何变革与动荡,都必然引起家庭关系的变化.在经济体制改革更加深入的今天,这种变化则更迅猛和更深刻.     

湖湘文化的负面性及对毛泽东的影响

同任何其它文化一样,湖湘文化也有负面性,这种负面性根源于其历史、自然的环境和自身的特质。湖湘文化对毛泽东有着深刻的影响,积极正面的影响是主要的,但负面影响也同样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晚年,毛泽东出现的失误都可以从文化因子上找到原因。分析这些并非否定湖湘文化或毛泽东的功绩,而是坚持一种辩证的、客观科学的态度。     

中国传统元素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传统元素一直是环境艺术设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传统元素要与现代环境设计合理结合,应该是传统元素的精神在设计中的自然反映,并非生硬地将传统元素放到任何一个设计中.设计的传统文化灵感更主要的是契合居住者内心深处的深层次心理需求,是对民族文化理解后的自然情感流露.     

西江苗族银饰工艺的文化生态

对民族文化任何层面的研究,都应该兼顾文化所处的生态系统;黔东南西江苗族的银饰制作工艺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文化生态。历史上,受迁徙记忆和地理环境影响,西江苗族形成了佩戴银饰的文化传统。特定的历史条件与自然条件,决定了控拜村大部分村民以银饰制作为主要生计方式,控拜成为西江银饰制作的重镇。受全球化经济、移动性社会以及机器生产方式的影响,西江银匠的生存空间发生变化,导致银饰的制作工艺出现新的发展方向。     

齐鲁文化对山东经济发展的影响

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因素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恒久动力,也是最深层次的动力.山东经济发展与齐鲁文化之间同样具有密切的关系.     

专题视点：文明的图籍表达

主持人弁言：地图,是人们对地理的认知和反映,自古以来,其绘制都有着强烈的主观性,只是近代以来用经纬度数据绘制的地图,其表面上的准确性将这些主观性掩盖了起来。近现代之前的中西方地图上,充斥着对世界秩序和空间秩序的构建、对地理空间的人为划分以及对地理要素的想象。中国古代地图上绘制长城的传统由来已久,但古地图上绘制的长城,除了展现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防御工事之外,还表达了古人赋予长城的各种政治文化内涵,如作为“华夷”之间的界线等。在这些地图上绘制长城另有一层含义似乎也不能忽视:这类地图还表达了“华夷一统”的思想,即将华夏（汉）与夷狄（胡）整合在一起的观念。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地图上的很多长城并不是写实的,如大多数宋代地图上绘制的长城都一致地从辽东半岛斜向西南,横贯今陕西北部,延伸至甘肃洮河,但实际上很难确指这表达的是哪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其可能只是按照宋人的观念对秦始皇修筑的各段长城的表达,而宋人的观念则体现的是他们所认为的北宋与契丹、北宋与西夏划界时的理想疆界。李孝聪教授的《试论地图上的长城》一文除了对上述这些思想进行分析之外,还对明清时期基于各种目的绘制的长城图及其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的展示。中国古代的各种史学、地理以及宗教文献中都有着大量与黄河河源有关的记载。通常认为,随着唐代之后对河源的不断探索,有关河源的文本记载以及地图上对河源的描绘,应当逐渐由“错误”走向“正确”。但实际上,这种简单的线性“进步”并不存在。在很长时间内,历史传闻中的河源概念和实地考察的记录都受到关注,也都出现于文本和地图中,因此最新的地理发现并没有取代传说和传闻中的关于黄河河源的空间概念。甚至到了19世纪,尽管元、清两代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推翻了河出昆仑的说法,但在文献,尤其是在地图上,黄河发源于昆仑山的传统认知依然占据主流。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对黄河河源的理解应当被认为是神话与地理、想象与现实的交汇。上述认知正是冯令晏教授的《元前文献图籍所载黄河河源》一文的撰写主旨。这篇论文探讨了不同知识框架对唐代河源记载的影响,以及这些知识框架在现存宋代地图上的反映,展现了地图与产生它们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体而言,作为史料的地图,其史料价值除了图面内容之外,更多地体现在了地图与其社会、文化、政治及经济等背景的关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