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式民主”新论

建政50余年来,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的带领下发展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新加坡式民主"之路。新加坡政治中宪政体制、政党政治、选举机制、法治等民主元素共同构筑了新加坡民主的基石,建构了"新加坡式民主"的主体框架。"新加坡式民主"的建构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加坡历代领导人为"新加坡式民主"注入了不同的特色。东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交融让新加坡在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制度框架中融入了儒家精神的内核,衍生出了"新加坡式民主"的核心内涵体系,主要包括:维系社会共同价值观、建设"君子"执政的"好政府"、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循序互动以及"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民主。     

论执政党的执政权威--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例

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维护和执政效能的发挥必须依赖于执政权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主要是通过树立法理权威、维护道德权威和捍卫职位权威的方式实现执政权威.该党一党长期执政的稳定执政地位和实现经济腾飞的很高执政效能、树立、维护和捍卫执政权威的举措对中国共产党具有重大积极的借鉴作用.     

世界民主浪潮下的新加坡威权体制

新加坡威权主义体制的出现与运作是与新加坡独立后的独特国情相适应的,实践也已经证明,这种体制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民行动党长期以来形成的赖以治国的威权模式面临挑战,这一挑战促使新加坡政治民主进程得到较大幅度的推进。人民行动党在选择回应政治民主化挑战的路径时呈现出明显的自然性与主动性特征,即人民行动党主动地、自觉地主导了政治民主化进程。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完全操纵在人民行动党手中,但要完成政治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加坡选举文化优化探析——以2011年国会大选为例

新加坡选举文化的嬗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和民主进程.近年来,在执政党的主导下,新加坡的威权体制中的民主因素开始增多.2011年国会大选被普遍认为是新加坡的“政治分水岭”,反对党首次夺取了集选区的胜利.也正是由于人民行动党主导的选举文化的优化,这次大选也被学者称为“新加坡民主的成人礼”.此次大选被注入了更多民主、理性、多元、和谐等正面元素,推动了新加坡选举文化的进一步成熟.人民行动党对选举规则的调整,增强了选举文化的公平性;新加坡各政党之间的斡旋与竞争渐趋理性,使选举进程中政党关系向规范化迈进;选民的政治理性水平日趋提升,促使选举文化主体的成熟.这次大选对新加坡选举文化甚至政治文化的优化,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新加坡独特的民主模式也正在自我调适之中.这次大选是新加坡在政治民主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反对党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反对党,对反对党在新加坡政治系统中的角色认知都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逐渐形成了当下人民行动党也不再把反对党看成洪水猛兽,而是作为民主政治的标志来容忍;对于反对党来说,他们也不再幻想取人民行动党而代之,只是想督促人民行动党照顾到他们所代表的特定阶层的利益而已。在人民行动党看来,新加坡的反对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建设性的反对党”,其存在的目的在于向世人昭示新加坡的民主政体表象;另一类是“对立的反对党”,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方针多持批评态度。在客观上,反对党的活动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也产生了影响,尽管这些影响是微小的且没有制度化保证。     

人民行动党为什么能长期执政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大选上台执政,至今已连续执政45年。人民行动党在执政期间取得了骄人政绩,如今,新加坡在富有程度、竞争力、政府廉洁、效率等方面的国际性评比中都名列前茅,令世人为之瞩目。在当今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纷纷丧失执政地位之际,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仍然深得人民拥护,执政地位稳如磐石,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与时并进,敏锐地觉察并不断解决好人民关切的重大问题;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建设一个能胜任执政需要的政党;建立制度,疏通渠道,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意识形态研究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前,有较为明确的意识形态取向———民主社会主义;执政以后,人民行动党开始把新加坡的生存放在其行动纲领的第一位,意识形态逐渐被置于次要地位。到20世纪后期,随着社会转型,利益主体的政治要求和利益表达的具体化和世俗化,人民行动党开始由理性主义转向实用主义,人民行动党又在实用主义理念指导下提出了共同价值观,来作为传统意识形态的替代品。人民行动党以务实的态度对待意识形态而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教条,及时而有效地改造了政治色彩浓郁的民主社会主义,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以执政绩效来代替传统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从而避开了意识形态的“刚性”困扰,这成为人民行动党连续执政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代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的历史变迁

社会基层组织是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人民群众自己成立的一种社会管理组织,它是政府联系其层群众的纽带、管理基层社会的基点,也是国家政府得以存在的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现代的社会基层组织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国民时期的保甲制度;建国后的居委会、村、生产大队;文革中的文革小组、“向阳院”;改革后恢复的居委会、村委会及九十年代斯出现的社区委员会等.而这五个阶段的社会基层组织的变迁都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密切相关,并都在每个时期起到了其应有的作用.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理念研究

人民行动党治理新加坡的成功 ,应归功于其依据新加坡的具体国情和新加坡的国际环境所确立的执政理念。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成功的执政实践中形成了成熟的执政理念 :政党政治理念———国家利益至上 ,民族团结和睦 ;政府管理理念———“好政府”与“强政府” ;社会发展理念———经济发展先于民主政治。这三个理念概括了人民行动党的治国方略与指导思想 ,又是这三个理念支撑了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得以维持。     

如何促进社会团结?——新加坡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管理经验及其启示

社会构成多元复杂的新加坡在快速现代化过程中遭遇族群冲突、邻里疏离和家庭分解等系列社会问题,新加坡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通过发展社会团体、调整社会政策、重建集体意识等社会管理对策来促进家庭团结、邻里团结、族群团结和官民团结,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正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社会转型,也面临和新加坡同样的急剧社会分化和冲突,新加坡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本文在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提出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管理对策和建议.     

困境与解局：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思考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新任务,而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转型的重中之重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沿阵地。当前,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民本至上、服务为先”施政理念缺失;重经济管理,轻社会管理的职能偏好难改;财力与事权不对称,基层公共财政步履维艰;公众参与机制滞后;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张力不减以及法治行政失范,公共权力异化等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上实现新的突破。     

象征性社会秩序探究

本研究探究了一种不同于当下主流社会秩序的象征性社会秩序,其所表现出的缓冲社会变迁剧烈程度、维持社会整合状态的社会作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种象征性社会秩序及与之伴生的生产机制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甚至阻碍社会秩序的更替与进步,并形成对当下主流社会秩序的冲击和影响,进而成为众多社会问题的直接根源。     

加强基层组织能力建设探索

加强基层组织能力建设是推进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内在要求,是引领经济发展、推动科学跨越的现实选择,是推进民主法制、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是服务基层群众、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迫切需要。     

社会演进与中国保险创新关系探究

改革开放拉开了我国社会加速演进的序幕,经济体制的转轨带来了市场信号传递机制的重组,这些都为中国保险市场上的创新的增加提供了平台。社会演进可以细化为制度演进、企业家才能和人口构成差异三个维度,通过探讨保险创新与它们的内在联系,从一个更贴合中国国情的视角,总结了社会演进在保险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并依此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新型社会组织的创建与试行——从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实践看政府赋权社会的可能

中国式"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正在经历变革,在政府由"全能"向"有限"的角色转型中,如何促进社会发育是一个关键问题.而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集中体现与社会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其成长备受关注.近年来杭州市政府对"社会复合主体"的培育就是对创建新型社会组织的一次尝试.这一理念和实践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中心论,也不同于单纯的国家中心论,而是充分正视中国现实语境下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模糊性,并试图利用这种模糊关系中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去促成主动性,从而试行一条政府与社会相互增权的道路.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二者的相互增权之中,原有的权力结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     

《说文·女部》字所反映的女性社会地位的演变

~~《说文·女部》字所反映的女性社会地位的演变@朱保安$河南农业大学基础科学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社会组织问责的工具结构:一项实证研究

问责工具是问责主体用来使社会组织说明、解释或证明其行为正当性的可重复使用的手段和方式.基于主体位势——技术含量的问责工具分析框架对于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本土化问责实践有一定的解释力.实证研究发现,当前的问责格局是以过程为取向、以资金为焦点.这种问责格局不仅偏离了公共服务目的,还有可能导致社会组织的使命转移.政府要想成为一个精明的买家,必须转变问责观念并优化问责工具.同时,社会组织要坚守组织使命,培养以受益人为中心的自我问责意识.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转移,农村经济结构和农业经营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农村社会结构分化,农民法治意识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环境的变化带来了一系列深层次的挑战:农村党员干部队伍缺少优秀群体支撑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土地流转问题考验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发展的能力,"三留守"人员的困境凸显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薄弱,党员教育管理机制滞后削弱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村官"腐败多发降低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面对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把建设服务型党组织作为目标,不断提升党员干部队伍素质,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建立健全流动党员动态教育管理服务机制,提高农村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加强农村基层反腐倡廉建设。     

阶级阶层形成理论探析

阶层形成的研究是社会分层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国内外专门论述阶级阶层形成的文献较少。本文对阶级阶层形成的几种有代表性的理论做初步的归纳。这几种理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分工学说,韦伯的市场条件学说,汤普森的过程体验与阶层意识学说,布迪厄的资本惯习理论和具海根的政治文化学说。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流动机制探析

笔者从“知识分子”界定的讨论入手 ,探析当代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机制 ,认为 :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是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宏观动力 ;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中观机制主要是教育机制和职业提升制度 ;在自主意识指导下的社会理性选择是知识分子社会流动的微观动力 ;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控制体系下 ,知识分子社会流动机制的内部作用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