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棋王》的叙述学分析

1984年发表的《棋王》,曾经誉满海内外。不管是读者还是评论家,几乎都被《棋王》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民族风格所吸引,把它当作新时期“寻根文学”的发轫之作,誉之为“中国文化小说”。 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我认为要全面而准确地评价《棋王》,必须引进“民族性”和“民族化”两个概念。王朝闻先生认为:“艺术的民族性和民族化,是内涵既有联系也有差别的两种概念,也是应当区别对待的两个认识范畴。民族性,是指特定民族在生活实践中和他民族的差别。但它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且是不断丰富发展变化着的。……民族化,就是把他民族的艺术成果,作为丰富以及改造本民族的艺术的外在条件来加以利用,并成为本民族的艺术手段。其目的在于壮大和发展本民族的艺术。” 以此而观《棋王》就会明白,八十年代读者看好《棋王》的是小说的“民族性”。但是,《棋王》的真正文学成就则在于“民族化”。作为一部当代小说,阿城并不是单一地继承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而是将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小说艺术民族化。八十年代的读者只看到《棋王》的民族性,正好从反面证明,阿城小说艺术的民族化已臻“化境”,竟让许多读者看不出“外来影响”,已形成新的民族性。 本文从小说叙述者的角度,探讨《棋王》将西方现代小说艺术民族     

文化视角的艺术观照——《“文化小说”选》前言

“文化小说”的兴起是文学创作中文化意识自觉的表现。它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现象。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曾涌起一股“文化寻根”的浪潮。由于这种“寻根”着眼于“文化”,许多作家不独揭橥自己的此种主张,而且写出了大批相应的小说,有人就称之为“文化寻根小说”。但这种小说仅属“文化小说”之一类,并非“文化小说”的全部。“文化小说”这个概念的外延比“文化寻根”为宽,它包括一切着眼于文化视角去观照生活的小说作品。阿城曾把他的小说《棋王》等作品称作“半文化小说”。而较早给这类作品命名为“文化小说”的,大概是评论家滕云。     

不一般的普通人——从人物形象看《棋王》的内容底蕴

<棋王>是阿城的代表作.这部作品通过使创作主体浸入中国文化精神来写世界,充分体现了阿城小说创作方式的独特性.在<棋王>中,阿城从"身心合一"的关系来理解、建构"棋王",以"吃"讲"身",以"下棋"讲"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身心舍一"的"棋王".在"棋王"身上不仅折射出阿城对传统文化的领悟,也蕴涵了阿城真切的人生体验.更隐舍了作者对个体生命生存状态的反思.     

道家文化与《棋王》中的王一生形象

《棋王》是一篇道家文化色彩明显的小说,主人公王一生的命名、出场、棋道以及对待棋赛的态度都极具道家风范,但是《棋王》的意义与价值并不在于对道家哲学思想本身的思考与探讨,而在于把小说产生与叙述的历史时空相联系,从中去探寻道家文化的价值:道家文化在大乱之后显现出其治理方面的价值;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柔性反抗的价值;保存独立思想能力的启蒙主义的价值;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诉求回应。     

“文化寻根”诗的意义与命运

1 在“朦胧”诗与“第三代”诗之间,有一个过渡或中介性层面。由于这一层面发生于“艨胧”诗之后,所以从时间性着眼,可以把它归属进广义上的“第三代”的范畴,但在实质性内核上,它与狭义上的“第三代”的歧异和裂痕之大,不亚于“第三代”之于“朦胧”诗。这一层面的诗歌现象,简括点说,可以参照当代小说思潮上的一个说法,名之为“文化寻根”诗。只是需要注明,“文化寻根”现象的发生,在诗歌,要比在小说中来得早。阿城的《棋王》发表于1985年下半年度,随后,阿城、韩少功、李杭育们在杭州一次小说讨论会上,合计打出正式旗号。而杨炼的半坡组诗1982年即已写成,到1984年,他已陆续写出摹拟《周易》思维结构的庞大、繁复的《自在者说》。时差至少为两年。     

镜与灯:寓言与写真--当代小说的叙事美学研究之一

“灯”对“镜”的取代,寓言叙事对“现实主义”叙事的代替,对于当代中国小说的变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中外小说均有寓言与写真两个小说传统,“表现说”和“摹仿说”分别可以看作是它们的原型,实际上寓言更为古老和常见;其次,当代原有的“写真”倾向存在的观念陷阱,是当代小说艺术陷于肤浅与虚伪的症结所在,而从寻根和新潮小说开始的寓言写作才挽救了小说艺术;三,从先锋小说之后,小说作为精神之灯的心灵性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化,而作为现实之镜的客观性也出现了碎片化的新趋势。     

论梁启超政治功能小说观

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将小说直接承载政治使命,并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客观上消融了一直以来存在于人们脑海的“小说为小道”的观念痼疾。小说也因此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文学样式。“小说界革命”对小说地位的提升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及梁启超本人的社会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厄普代克的女性小说

厄普代克之所以创作女性小说,是为了平息女性主义批评家对自己的不满。在女性小说中,他探讨了“女性与权力”、“女性与家庭”以及“女性与艺术”的关系,具有相当的反思性和独特性。但整体而言,厄普代克的女性小说在女性文学史上很难成为标志性之作,毕竟,女性小说不是厄普代克最擅长的题材。     

《棋王》中“棋”与文本关系研究

文章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分析《棋王》的写作与象棋本身及作者的“棋观”之间的关系，重点分析了象棋内涵、规则等对于《棋王》文本结构以及思想内容的影响，以期能从一个较少关注的角度对《棋王》这部作品所包含的跨学科意义进行阐释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个研究视角和领域，又能为中国棋文化的研究提供可资借鉴之处。     

"小说丛话":新小说理论的发展与纠偏

190 2年 10月 ,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 ,正式拉开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序幕。梁启超高屋建瓴式的理论倡导对新小说的兴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但也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偏颇。而此后梁启超及其友朋在《新小说》上开辟了“小说丛话”专栏 ,以笔谈的形式继续就小说理论等问题进行探讨。这组笔谈的主要论点回应、发展、补充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 ,更重要的是许多观点与梁氏迥然有别 ,对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起到了纠偏、修正之作用。考察“小说丛话”的具体理论主张 ,对深入、全面地发掘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资源 ,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基于语料库的《李尔王》三译本欧化现象比较研究

《李尔王》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不同时代的多名译者曾以不同的语体风格将其呈现给中文读者。本文选取梁实秋、朱生豪和彭镜禧三位译者的译本,以基于语料库的量化方法为主进行比较研究,从词汇和句法两个层面考察其中的欧化现象,旨在探寻更加适合当代中文读者的《李尔王》译本,进而促进莎剧这一经典作品在当代中国的传播。     

传说、历史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之塑造与演变

朝鲜半岛对于其古代根基历史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漫长过程.自朝鲜王朝以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极力推崇箕子崇拜,到独尊檀君朝鲜,当下意识与认同是决定这种变化的关键.朝鲜王朝作为明朝的藩国,处于中华世界体系之中,箕子作为来自中原王朝的教化之君,将朝鲜提升到"小中华"的地位,是朝鲜实现"由夷入华"的关键人物,因而受到极度尊崇,与之同时,檀君则处于被贬斥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与日本殖民势力的侵入,中华世界解体,大韩民族国家的形成,箕子被抛弃,檀君作为民族祖先的地位得以确立并被强化,成为韩国加强民族凝聚力的灵魂.因而,现实需求与民族认同是解开韩国根基历史塑造的一个重要视角.     

文化渊源孕育下的奇葩--古希腊悲剧和中国古典悲剧结局的文化背景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反映了中西文化体系的差异。由以《俄狄浦斯王》为代表的古希腊悲剧和中国古典悲剧在结局处理方式上的差异出发,从神话发展、审美情趣、文化个性三个方面分析了两种文学形式背后的不同文化体系。     

明传奇《娇红记》特色分析

明末戏曲家孟称舜的传奇作品《娇红记》是传奇史上的佳作,它在艺术特色、思想特色等方面成就突出。本文从主人公先进的爱情观、侍女飞红追求爱情体现出的人本主义、传奇自身的悲剧性,以及《娇红记》文本体现出的社会风潮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从"二雅"战争诗的纪实性看"宣王中兴"局面的形成

《诗经》"二雅"中的战争诗主要产生于周宣王时代,反映了当时频繁的征战,歌颂了宣王对外用兵的胜利,有着很强的纪实性。从正义之战、敬德重义、重视良将三个方面不仅可以了解宣王时能够建立强盛武功的原因,而且有助于加深对"宣王中兴"局面形成的理解。     

析屈原之寻根认祖

一祖多宗现象,是中国姓氏文化的重要特色。屈原在《离骚》起句就寻根认祖,意在表明自己和楚怀王共为颛顼之胄,有一脉相承、休戚与共的关系,希望怀王能接受自己的赤子忠心,体察自己改革荆楚弊政,实现统一大业的苦心。     

《穆天子传》研究述论

《穆天子传》是一部颇为珍贵的历史地理文献与优秀的文学作品。清代以前的学者主要对其进行了文字校注和诠释工作 ,由于学术界对其价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有关《穆传》的研究工作尚未全面展开。民国时期 ,《穆传》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些学者的研究方法已较为科学 ,在史料分析与理论概括方面均有所建树 ,但由于受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影响 ,有的学者对《穆传》的研究也存在诸多方法和理论上的缺陷。建国后 ,《穆传》研究工作全面走向深入 ,研究视野日渐开阔 ,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 ,使得《穆传》研究日臻呈现多元化趋势     

"禹生于石"神话传说与石的文化意蕴

石是力量和神圣的象征,又有丰产和助产的作用,凝聚着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某些因素;"禹生于石"这一神话传说植根于石的深层文化意蕴,隐藏着上古历史与艺术的原始意味;作为叙事原型,它对后世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游记>中孙悟空的诞生、<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玉石奇缘均源于此.     

国共政权更迭原因初探——以费正清所著《伟大的中国革命》为中心的考察

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一直是史学界颇为关心的问题。美国的费正清先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知名学者,他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分析了导致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倒台、中共建立起新政权的内在因素。本文以此书作为切入点和立论基础,对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进行一个全景式分析,从农民群体、知识分子和国民党自身建设三个角度来解读国共政权更迭的内在原因。     

"宝箧印经塔"与吴越国对日文化交流

"宝箧印经塔"是五代时期吴越王钱NBE21仿照印度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之事,用金铜精钢所铸造的八万四千座小塔,最近雷峰塔地宫发掘出的一座小塔就是吴越时期钱NBE21铸造的.虽然吴越国与当时的日本国没有正式国交关系,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民间的相互往来却异常频繁."宝箧印经塔"通过来往于中日之间的吴越商人和日本僧侣传播到了日本.日本不仅保留下了较多吴越国时期的"宝箧印经塔",而且还在吸收中国佛教艺术特点的基础上融入日本文化,形成了独具日本特色的"宝箧印经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