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诗经·周南·葛覃》——答翟相君同志

我曾写有《两千年前女奴诗——浅谈《诗经·周南·葛覃〉》一文(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翟相君同志著文《〈周南·葛覃〉的时代和地域》)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对拙文所谈《葛覃》一诗的时间、产生的地域,以及全诗的诗意提出质疑,现答复如下,以就正于读者和翟相君同志。拙文旨在说明《葛覃》一诗是女奴作的,对其产生的时间和地域未详细谈及。在时间问题上,只是从“大数”上讲,“两千年前”。翟相君同志认为是“东周前期周王室的诗”,其具体时间,“在公元前770年——前600年之间”。我认为从“大数”——“两千年前”讲,无论是“东周前期”的诗,或“西周末东周初”的诗,都无矛盾,并无错误。如果要谈产生的时间,我同意金启华先生的说法,“《周南》十一篇诗中,都无事实可考,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王维《鸟鸣磵》杂说

<正> 脍炙人口的《鸟鸣(石间)》在注释和作时上一直有些问题。文字上“人闲桂花落”一句歧说较多。刘璞同志《“桂花”不是月光》一文认为“桂花”不是指月光,否定《绝句三百首》解为月光的说法,那是对的。若释为月光,则“人闲月光洒落下来”,第三句又说“月出惊山鸟”,显然是矛盾的,哪有月先洒光,后又升起的。但刘文说“桂花”究竟是哪一种花,何时开花等没有深究必要,理由是王维作画有不同季节之花集于一帧的,因此,只要知道“桂花”是一种花便可以了。这又简单化了。诗不同于画,且明说“桂花”怎可泛作花讲;     

“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

同是以“我”为主人公的抒情诗，实际上又有作者自言、代言之分，其甄别结果，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诗的把握。《诗经·国风》中有一批语涉男女的抒情诗作，汉代《毛诗序》全以代言视之，进而以为是“刺淫”之作；宋代朱熹《诗集传》又全以自言解之，进而以为是“淫奔”之作，由此生出《诗》学史上汉、宋之争的一大公案。其实，这乃是他们对《风》诗本身所具有的自言、代言双重层面不同理解的结果。而这种不同理解，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刺诗”“淫诗”说的对峙，则是由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先在”因素、条件的差异性所制约的。     

“三句体”溯源

“三句体”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种独特现象 ,特指这样一些诗歌 :以三句组成一首完整诗篇的 ,如相传为孔子所作的《获麟歌》和刘邦的《大风歌》 ;以三句组成一个章节的 ,如《诗经·王风·采葛》和《越谣歌》 ;以三句组成一个意义层次的 ,如曹丕的《燕歌行》和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长期以来 ,很少有人专门论述这一诗歌体式。据笔者所知 ,最早提及这一现象的可能是宋朝的严羽和魏庆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指出 :“有三句之歌。”魏庆之在《诗人玉屑》卷二《诗体上》中说到 :“有三句之歌 ,高祖《大风歌》是也。古《…     

安大简《诗经·葛覃》篇“穫”字的训释问题

徐在国《〈诗·周南·葛覃〉"是刈是濩"解》认为,《诗经·周南·葛覃》篇"是刈是濩"句中的"濩"字,据《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当为"穫"。然而考察《诗经》"是A是B"句式,可知徐氏所论实为误解。综览《诗经》文法,并结合中国古代纺织史,可知《毛传》以"煮"训"濩"乃先秦旧义,并无不当。传本《诗经》历经汉代以下经师校理,汇合了古代学者研究的精华,在出土文献《诗经》的整理中,必须充分利用其成果。     

宋词的抒情和比兴

<正> 词为诗体之一。一般说来,诗长于抒情,文胜于事理。但是,如同文主事理而不排斥咏景抒情一样,诗主抒情也不摒弃叙事说理。以叙事论,《诗经》中的《生民》、《公刘》、《出车》、《六月》诸篇,就有“周的史诗”之称;汉魏乐府民歌也不乏《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陌上桑》等名作;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琵琶行》、《长恨歌》,也都是叙事诗或叙事成分很浓的抒情诗。以说理言,魏晋有“玄言诗”盛行,唐有杜、韩的以议论为诗,宋诗则以议论化为其主要艺术特色之一。相比之下,词作为一种新兴诗体,一诞生就带有近乎纯粹抒情的特性,即以抒情为其“当行本色”。从西蜀的《花间》到南唐的《阳春》,几乎一色抒情小令。入宋以后,     

中国文学的第一个抒情主体——屈原

《诗》三百零五篇,即便除开“民间口头创作”篇章,也没有一首诗留下了作者姓名。《诗经》在收集整理以至编纂过程中,为什么不记下作者姓名,这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现象。这不正表明,诗的收集与编纂,并不看重文学(当时尚无这个词语)更不看得作者,而注重诗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不看重抒情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抒写,而注重“三百零五”这个整体的诗集、整体的内容。不重视个体。那么,—个个的抒情主人公都消融到群体之中,消融到笼统的“无邪”的内涵之中了。对于诗,对于中国文学,这是一个缺陷。     

论抒情诗中的“我”

诗中应有“我”——抒情主人公形象“诗中应有我”,抒情诗离不开“我”。这个“我”,就是我们所说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是一首打动了千百万人心的佳作,诗中多次出现“我”。除数处“我敢说”属于过渡性语句外,有两段集中抒发“我”的思想感情。一段是:当写到张志新烈士惨遭杀害,“正是需要光明     

《锄田》诗作者考辨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此诗为李绅撰《悯农二首·其二》 ,几无异议。近读《全唐诗》 ,发现编者对此诗的注释 ,似有画蛇添足之嫌。《全唐诗》把“锄田日当午”四句作为“绝句”分别放在李绅、聂夷中名下 ,又在聂的《田家二首》的“锄田”四句下注“此篇一作李绅诗” ,而在李绅《古风二首》这四句下却未加注 ,令人扑朔迷离 ,大惑不解。那么 ,此诗究出谁手 ?主出于聂手者主要根据是 :一、清代著名诗论家吴乔在《围炉诗话》中如是说 ;二、宋·陈景沂撰《全芳备祖》将这四句《田家》诗作为聂夷中作品辑入该书赋咏…     

两千年前女奴诗——浅谈《诗经·周南·葛覃》

《葛覃》是《诗经·国风》中的第二篇,原诗和译诗如下:葛之覃兮, 葛藤儿长得长啊,施于中谷, 蔓延到了谷中央,维叶萎萎。叶儿茂盛青苍苍。黄鸟于飞, 黄雀飞来又飞往,集于灌木, 飞来歇在灌木上,其鸣喈喈。吱吱啾啾在欢唱。葛之革兮, 葛藤儿长得长啊,施于中谷, 蔓延到了谷中央,维叶莫莫。叶儿茂盛绿汪汪。是刈是(?), 割它呀,煮它呀,为絺为绤, 织粗布,织细布,服之无斁。穿了起来不厌恶。言告师氏, 告诉我们的阿妈,言告言归。告诉她我要归家。薄污我私, 赶快洗我的内衣,薄瀚我衣, 赶快洗我的外衣,害瀚害否? 哪件不洗哪件洗?归宁父母。好穿起看望爹妈。这首诗,旧说是某个“后妃”作的。《诗序》说,这个“后妃”,“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瀚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是否歌咏的     

读《全宋诗》札记(十)

补辑断句考辨（1）“江头枫叶赤愁容”,载《全宋诗·严武集》,此句辑自元林桢《联新事备诗学大成》卷十四。按,此句见唐严武《巴陵答社二见忆》,“枫叶赤”作“赤叶枫”。其诗颈联为“江头赤叶枫客愁,篱外黄花菊对谁”,“赤叶枫”对“黄花菊”,作“赤叶枫”是。“枫叶赤”盖为传抄之误。此句应为唐严武诗,《全宋诗》补辑为宋严武佚句,非。（2）“朝元阁成老君现”,载《全宋诗·黄裳集》卷十三,此句辑自《类编长安志》卷三,题为《津阳门诗》。按,此句为唐郑《津阳门诗》第三十一句,《全宋诗》作黄裳佚句,非。（3）“月窗花院…     

荀鹤诗非咏华山

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三》附说二《说华山之华字》谈到:“杜荀鹤诗中‘华山’之‘华’即读平声”,并举“不知三尺墓,高却九华山”、“惟将六幅绢”句为证。经查:华山虽有太华山之别称,却没有九华山之名.这九华山只能是原名九子山、号称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那座了.因为唐     

《周南·葛覃》的时代和地域——兼与唐莫尧同志商榷

《贵州社会科学》八四年第二期,载有唐莫尧同志的《两千年前女奴诗——浅谈诗经。周南·葛覃》文章 (以下简称唐文),对《葛覃》的诗意、地域等问题进行考证。笔者读后,对唐文中一些看法不敢赞同。唐文认为,《葛覃》是、“两千年前”女奴所作的诗,其地域在“江沱汝汉之间”。这种说法,是基于近代学者对周南诗时代、地域的公认看法,不可信。我们认为,十一篇周南诗,都是东周前期周王室的诗,其产地在东都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布)。其具体时代,在公元前770年——前600年之间,距今两千六百年到两千七百多年。现按周南次第,逐篇略释。     

即景生情 托物言志——也谈杜甫诗《望岳》兼与萧涤非先生商榷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这首五言古诗是现存杜诗中最早的一篇,几乎所有的注本和选本都把它列于开卷之首。这首诗当写于公元736年至746年间,时值杜甫正在北游齐赵之期。就诗题而言,“望”字是关键。“望”,不仅是取材的角度,也是全诗的线索。几乎每一个诗句无不与“望”字相关,这是准确理解与把握这首诗的前提。全诗八句可分做四层理解。一、二两句为第一层,写“远望之色”(仇注卷     

读《全宋诗》札记（一）

读《全宋诗》札记（一）房日晰补辑断句重出（１）“逍遥此中意。”载《全宋诗·刘放集》卷十六，此句辑宋绍嵩《巫愚江浙行集句诗》卷三。按：此句为《刘集》卷十《泛舟》一诗之第七句，非佚句。（２）“怀人棠蔽，招隐桂宵。”载《全宋诗·刘集》卷十七，此联辑自明杨慎...     

贾岛“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刍议

以苦吟出名的晚唐诗人贾岛,诗中颇多警句,其最为人所称道者,当推“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对此二句,作者尝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但也有人提出异议,以为这二句与全诗联系起来看,却算不得佳句。该诗题作《送无可上人》,诗云: 圭峰霁色新,送此草堂人。麈尾同离寺,蛩鸣暂别亲。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终有烟霞约,天合作近邻。 清人施闰章在《蠖斋诗话》里说:“余谓此语宜是山行野望,心目间偶得之;不作送人诗,当更胜。”今人潘述羊也说:“既是送人诗,而且似乎还是送别诗,就不该写和尚‘独行’与‘数息’。”(《写作掌故杂谈》) 《送无可上人》为送别诗,送别之作,说被送之人“独行”、“数息”当然欠妥。而问题在于这“独行”、“数息”是否如前之论者所言,是指无可上人。鄙见以为,这二句并非指无可,而是写送别无可上路后,作者自己独行野望、徙倚徘徊之情的。     

《诗·周南·麟之趾》新解

《诗经·周南》中的《麟之趾》一诗,因为歌颂的是“麟”,历代封建学者便认为它就是神话中的“仁兽”麒麟,从而对这首诗作出了许多牵强傅会的谬解。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诗经》研究者们仍未对这首诗的传统谬解予以澄清,并对它作出科学的解释。《麟之趾》诗中的“麟”并不是麒麟;即便说到麒麟,它原来也不是个神话般的动物;而《麟之趾》一诗非但不是宣扬神异祥瑞的诗,正相反,它是古人应用于现实生活中的一首婚礼歌曲,或议婚时的贽礼歌曲。这一结论,是我们对《麟之趾》诗逐字逐句重新考证后得出来的。该诗全文是:     

《清明》绝非杜牧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一诗旧题为唐杜牧作,近日报纸有人提出此诗不见杜牧诗集著录,而始见于宋人所编的《千家诗》,我读后拍手赞成。 我说,这首诗读来流利和谐又通俗易解,似乎有点像出于“老妪都解”的作家白乐天手笔,绝不像杜牧之,试把杜的几首著名之作,如《江南春》、《赤壁》、《泊秦淮》、《题桃花夫人庙》、《赠别两首》、《南陵道中》、《遣怀》、《叹花》诸什相比,觉得风格不类,虽然都只是四句,但其中多含曲折纡回,耐人寻味,不像《清明》那样一气下来,倒反而和宋人诗“清明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同一类型,所以,这首诗绝不是唐人之作,更不是杜樊川之作可以肯定。独怪198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     

刘勰情志说和黑格尔情致说漫议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向来重视对于文艺创作中思想与感情相互关系的研究,并形成了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和范畴。大致说来,我国古代诗文理论中所说的“理”、“义”、“志”、“思”等,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思想认识和理性因素;而“情”、“情性”、“情趣”、“情韵”等,则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感情和感性因素。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以前,对文学创作影响较大的有“诗言志”和“诗缘情”的主张。前者主要是根据《诗》的创作经验提出的,后者则主要是根据《骚》的创作经验提出的。但《诗》、《骚》本身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志”和“情”结合在一起的。《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不仅讲了诗歌言志的性质,而且也谈到它的抒情的特点。所以,“言志”、“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