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报复战略与艾森豪威尔政府欧洲防务政策考论

为贯彻“大规模报复战略”,削减军费开支,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重新部署驻欧美军,制定了五群制原子师的编制方案,通过精简驻欧部队的规模实现了重新部署的目标。为了弥补战斗力的削减,安定盟国对美国威慑能力的信心,艾森豪威尔政府遂在欧洲部署战术核武器,但试图建立多边核力量的努力最终失败。以英法为典型,美国对欧核政策因国别不同呈现较大差异。     

二战后至50年代美国的东南亚政策探析

二战后至50年代,美国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实现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需要,将东南亚逐步 纳入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的计划中,并制订了一系列有关东南亚的方针政策。尤其艾森豪威尔时期的东 南亚政策,更是奠定了美国60年代越南战争的基础,沿着艾森豪威尔的越南政策,其后任者将美国的"义务"承 担下去,结果导致了美国在越南战场越陷越深。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对华西藏政策的制定(1953—1961)

西藏叛乱前后,美国针对“西藏问题”出现的新形势不断调整对华西藏政策。期间,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议备忘录及大量政府档案,再现了美国政策制定机构是如何从整体上把握美国在不同层面、不同地区的国家利益,将全球安全战略、地区安全战略与具体外交政策统一起来,并以实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一以贯之的。     

浅析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出台及实践

中东在历史上以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素来招致强国对这一地区的争夺,而在美苏"冷站"的大背景之下,这种趋势则愈演愈烈,自杜鲁门主义抛出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将中东战略作为其称霸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艾森豪威尔主义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针对中东所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填补英法遗留下的"权力真空",遏制苏联向中东地区渗透.出兵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但是,最终随着伊拉克七月革命的胜利,阿拉伯国家强烈的抵制.艾森豪威尔主义遭到失败,使得苏联在中东势力进一步加强.     

奠边府战役--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何不出兵干预?

奠边府战役的发生正值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以及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不久.朝鲜战争对美国的民众和国会议员的影响,共和党的治国理念与艾森豪威尔本人的经济思想,艾森豪威尔的欧洲第一思想,他不同于前任的冷战战略,其从外加压制造中苏分裂的企图,盟国,特别是英国反对干预以及予和平一个机会的立场等等,均影响到了美国政府对印度支那问题尤其是对奠边府战役的态度,使得美国军队此时大规模介入越南没有成为现实.     

冷战初期美国对西欧的心理战略行动--以美国对西欧的心理战略计划为视角的考察

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开始将心理战作为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之一.在东西方对抗的背景下,西欧由于在地缘、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等方面与美国的密切关系,被美国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视为核心利益地带.但是,战后西欧经济的崩溃以及共产党力量的迅猛发展使得共产党在西欧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大增.为了确立和维护西欧各国政府的亲美反共倾向,扶持西德,巩固大西洋联盟,最终将西欧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先后制订了一系列针对西欧的心理战略计划.通过实施这些计划,美国成功地削弱了西欧的共产党力量,消除了西欧民众的反美情况,实现了稳定西欧、巩固西方阵营、维护美国战略利益的战略目标,从此西欧在国际重大事务上紧紧追随美国.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层空间政策及其影响

美国政府目前已解密的关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层空间政策的文件有三个 ,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5814号文件 (简称NSC5814 )、第 5814 /1号文件 (简称NSC5814 /1)、第 5918号文件 (简称NSC5918)。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层空间政策的核心内容是 :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缩短美苏两国在空间技术方面的差距 ,争取军事优势 ,继续保持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世界领导地位 ,以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层空间政策是美苏冷战的产物 ,此政策的出台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

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是美国冷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缓和了对苏联、东欧各国的贸易管制,但继续奉行对共产党中国的全面贸易禁运政策。通过考辨该政策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艾森豪威尔政府主要决策者的“中国观”是执行该政策的思想根源。这一政策使美国与西方盟国关系恶化,并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更使美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美国“先发制人”战略评析

“先发制人”战略是新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之要核,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布什政府对“9·11”事件后世界总体形势的判断,也印证了美国单超独霸的计划和理论,而伊拉克战争又是此战略的首次实验。“先发制人”战略的确立,意味着美国进行了自冷战后的最重大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调整,表明美国在某些场合已经放弃了在冷战时期所奉行的“遏制与威慑”战略,已经并必将对国际秩序和机制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抓住校园“热点” 发挥校报育人作用

七十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一反过去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直接进行武装干涉和颠覆的惯用手法,更多地采取和平演变的战略。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对社会主义国家“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战争”。他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艾森豪威尔当年就说过:“在宣传上一个美元(其功效)等于在国防上花五个美元。”美国政府从1983年起拨款     

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轰炸战略”分歧和决策

1944年上半年，欧洲盟军最高统帅部就战略空军的作战目标和任务出现了尖锐的意见分歧。铁路目标、石油目标、城市目标三种主张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艾森豪威尔协调各种观点，作出了以运输目标为重点、附带石油目标、默许个别城市目标的“轰炸战略”决策，对“霸王”行动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解析

2013年1月23日,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公布了国家第一份安全战略报告——《强大与安全: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以下简称《战略》)。《战略》是在澳大利亚在全面、客观地辨识当今时代特征,正视国家战略安全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的基础上提出的。《战略》清晰地阐释了新时期澳大利亚的安全战略构想与目标,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实现目标的手段以及未来五年澳大利亚的战略重心。文章通过对《战略》出台的影响因素以及内容的解读,分析新时期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的"变"与"不变"。     

培育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

培育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国家安全战略以及高校教育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为创新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培育,工作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构建起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新体系。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朝鲜政策初探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朝鲜的政策与杜鲁门政府相比 ,既有共性也有区别。就二者的共性而言 ,都是在“遏制战略”的框架内规划对朝鲜政策的 ;都坚持“在韩国主导下的统一”和加强韩国的实力地位。就二者的区别而言 ,杜鲁门政府的朝鲜政策从属于“遏制苏联集团”的战略目标 ,加强韩国实力地位的主要手段是提供军事援助 ;在亚洲军事战略部署中 ,日本占据核心地位。韩国的安全保障主要依靠美国的保护。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朝鲜的政策从属于“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 ,对韩国的援助既有军事援助也有经济援助 ,军事援助优先 ,经济援助为提高军事实力服务。美国不仅要保障韩国的安全 ,而且要推动韩国加入西太平洋地区集体防卫体系。韩国在美国的亚洲军事战略部署中的地位明显提高。这种转变 ,与同时期美国政府对日本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     

我国“民族核电“创业、创新路探

发展“民族核电”是关系我国高科技战略产业、新能源自主化发展的重大问题。文章首先论述了发展“民族核电”的必要性,接着阐明了我国核电走过的创业、创新路,然后记述了我国核电自主创业之艰难,最后,探讨了我国未来核电自主化路径。     

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在不发达地区开展经济援助外交的历史考察

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的经济援助外交是其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领袖个人因素和国内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选择起到一定作用,但美苏争霸的国际背景和对第三世界的争夺态势,从根本上影响着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战略考量和决策,因此美国在这一期间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援外交经历了初期收缩援助——中期重视经援外交——末期加大援助力度这一起伏发展历程。尽管这一时期的经济援助外交成效并不明显,但推进和固化了美苏从意识形态战争到经济冷战的新边界,也为肯尼迪时期将发展援助确定为长期国策打下基础。     

区域发展视域下三线建设调整之经验启示

我国大规模区域建设必须举国家之力,靠体制优势;我国区域发展布局不能非此即彼,要走协调发展之路;我国西部落后区域的发展要依靠其比较优势的发挥;改善区域布局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长期、艰巨的任务;我国区域发展应力求使国防安全原则与区域经济建设规律有机统一起来。     

基于战略惯性视角下的美国大战略发展论析

冷战结束初期，基于捍卫国土安全、维持权力平衡、遏制“流氓国家”、建立民主和平、协助海外盟友等“五大支柱”，美国政府在短期内规划并实践了以维护美国“首要地位”、建构并主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目标的大战略。在短期内，对大战略既定路径的遵循有助于美国实现其全球利益。从长期看，对大战略的路径依赖使其内部出现了战略惯性，其直接结果是决策精英群体难以对其中存在的缺陷进行调整和改善。对美国大战略惯性的考察可以置于组织战略惯性的视阈下进行，其产生并逐步增强的因素源于美国政府的遵守承诺、固化认知和有限理性。从老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美国大战略惯性得以形成并逐步深化。奥巴马政府意识到了惯性对美国大战略的掣肘，但在调整过程中却陷入困境。特朗普执政后，将“克服惯性”作为大战略转向进程的核心理念与首要要务。尽管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改革进程遭遇诸多阻力，但至今仍未停滞，且日趋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