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新政

<正> 近代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巨变之中.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洋务新政、戊戌新政和清末新政相继出台.对于这三次新政,史学界褒贬不一.尤其对洋务新政和清末新政的评价,或说成是反动的运动,或把它们同戊戌新政并列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都未免失之偏颇,难以令人信服.本文试就这三次新政的发生原因、     

清末“新政”与中国政治体制的近代化

考察中国政治体制近代化历程，重大变革主要有三：即总理衙门之设；戊戌变法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清末“新政”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变革广度和深度而言，清末“新政”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已大大超过了前两次。文章就清末“新政”与中国政治体制近代化进行了简要论述     

清朝末年的变革与中国现代化之思考

清朝末年的变革与中国现代化之思考田晓红自１９世纪后期以来，近代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三次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变革运动。本文试图就清末新政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它在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它对中国现代化改革可能提供的启示，...     

清末“新政”：一场真正的法律革命

从庚子事变到辛亥革命以前,清王朝在其最后11年中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史称“清末新政”。虽然“新政”改革最终由于辛亥革命而中断,但从法律发展史角度来看却引发了中国传统法制的深刻变革,“在思想和体制方面,把长期形成的典范(范式)变为不同质的外来典范”。清末新政     

变法不变心:清末"新政"得失新透视

清末“新政”是清廷为挽救统治危机而采取的自救措施。在这个自救的过程中 ,清廷一方面希冀引入欧美、日本的富强之术来改革弊政 ,另一方面又紧紧把住“三纲五常”这个传统的伦理纲常不放。此种首鼠两端的变法模式 ,与以往的中体西用模式有联系性 ,但更有与当时的政治外交环境相适应的新特点。本文以清末“新政”的两个中心观念为线索 ,逐层揭示了“新政”得失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新政”发动者难以克服其自身变法不变心的致命痼疾     

论清末新政的败因

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次重要的改革。然而 ,清末新政却失败了 ,清王朝也在改革中寿终正寝。本文从腐败的角度出发 ,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腐败是如何导致新政失败的。一、清廷一味坚持君主专制和皇族集权延误了新政破旧布新的时机 ;二、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削弱了中央政权的领导力 ;三、新政推行以来的贪污腐败制约了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二三事

<正>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新政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改革.这次改革是在范仲淹主持下进行的,对后来神宗时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史学界对庆历新政,已有不少论述,但还有一些问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试从王安石熙宁新法与庆历新政的某些比较中看范仲淹的改革.庆历改革虽然失败,但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无论当代或后世对他的称誉很高,与人们对熙宁变法的王安石毁誉参半不相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传诵了九百多年的名言.金元遗山认为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评价可谓最高.     

铺“地板”与拆“天花板”

奖金封顶,人们称之谓“天花板”。于是有人就把同奖金封顶的有关企业管理基础称之谓“地板”。在当前实行经济改革中,有的认为“天花板”一定要拆掉,否则改革就没啥搞头;有的认为“天花板”不能拆,要先铺“地板”。把企业管理基础工作搞好,然后才能拆“天花板”。本文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近20年来晚清官制改革研究述评

近年来学界关于晚清官制改革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其中包括中国近代官制改革的分期 ,总理衙门的评价 ,戊戌维新、清末“新政”、清末预备立宪与官制改革的关系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论清末新政对经济政策的负面影响

清末新政作为一个改革整体，对新政的经济政策起了三方面负面影响，这些影响是导致清末经济政策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清末新政的现代化意义

清末新政的现代化意义王华伟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行将崩溃之前,细心的人们不难注意到它为挽救自身所作出的一系列努力,多年来,人们倾向于认为这无非是一场“虚假的改革”,是清王朝用以掩饰自己灭亡命运的障眼法,以此为基础,对清末新政的实质内容的评价也多贬大于...     

因的“三相”可以缺一吗?

因明的三支论式是由宗、因、喻三支组成的。在这三支中,“宗”是“所立”,相当于论题,“因”和“喻”是“能立”,即是使“宗”得以成立的根据和前提,而其中“因”则认为是“宗”得以成立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支,有人称之谓“正能立”者;“喻”则被称之谓“助能立”者;是助“因”以使“宗”成立的根据。因明在一定程度     

晚清新政时期乡民毁学述论

清末新政时期,全国各地不断出现毁学现象,1910年毁学活动更是发展到顶峰阶段。乡民毁学蕴涵着复杂的社会原因,一是新政的横征暴敛使乡民视学堂“如横暴之关卡”;二是学堂的现代性得不到乡民的普遍认同;三是社会转型期乡民惊慌的心理惯性;四是乡民缺少文化归属感。虽然清末乡民的毁学并非是普遍性事件,只是“民变”一部分,但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却不可低估。清末乡民毁学既有乡民对苛捐重税的反抗,具有维护基本生存权的正义性;同时也有乡民对新政举措的不满,具有反现代化的守旧与落后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力支持并侧应了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运动。     

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清末新政是清朝最后十年社会全面危机时的适应时势之举,应势而变的目的是延续统治.人们常用其宗旨来证明其失败的必然性:“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然“琴瑟改弦”会改变基调,“假演”的同时也有“真做”的一面.综观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如此全面深刻的改革是罕见的.从发展学角度来审视,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它以并非自愿的自我毁灭为代价,较为全面地开启了现代化的闸门,为辛亥后走上正式起跑线奠定了基础.这样,现代化这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徬徨了40年,终于登上前台成为主角.本文拟就这一课题从以下几方面作一探讨.     

清末“新政”中断的主要原因及其他

本文对近百年来“新政”的当事人与后世研究者关于“新政”中断原因的见解逐条予以分析，进而指出，腐朽的清朝统治者迟至２０世纪初年才推出“新政”，加重了改革的难度与风险。而政治改革即预备立宪的具体操作如何，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慈禧太后的后继者载沣等人不是尽力化解矛盾，而是激发矛盾，在较大程度上引发了反清革命高潮的到来。历史的结局往往由多种因素促成之，后世研究者大可不必为“新政”的中断而叹息，更不必指责辛亥志士的英勇行为。虽然改革者与革命者总是势同水火，但改革与革命的历史作用往往呈互补状态     

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变革对学校体育的影响

一、《癸卯学制》系统(《奏定学堂章程》)对近代学校体育的影响《癸卯学制》系统(《奏定学堂章程》)是随着“清末新政”制度的产生而颁布的。所谓“清末新政”是1901年清朝政府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推行反动统治,清王朝不得不打着求富求强的旗号宣布实行所谓的新政。其主要内容是编练新军,淘汰绿营,废八股,废科举,兴学校,选派留学生,设立学部(教育部)管理教育,颁布学堂章程等。“清末新政”虽是清朝统治者被迫实施的,而且其中有些部分还带有欺骗性,但它毕竟把戊戌维新等有关内容都基本上付诸实施了,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中标志…     

赵尔巽与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

赵尔巽(1844-1927年),字公镶,号次珊,又号无补,汉军正蓝旗人.原籍辽宁铁岭,世居山东泰安.署户部尚书、盛京将军、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东三省总督等职,是清末满洲贵族中少有的干才,也是当时比较有见识和作为的封疆大吏.赵尔巽于1903年4月至1904年6月担任湖南巡抚,是清末湖南颇有影响力的巡抚之一.抚湘期间,他励精图治,厉行新政,并把发展教育作为新政的"首务"、"急务"、"第一要务",大力进行书院改制、整顿原有学堂、开办新式学堂等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而且,赵尔巽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清末新政时期的督抚大员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对我们今天发展教育事业仍不乏借鉴意义.     

晚清三次思想分化与早期现代化思想的变迁

晚清时期出现的三次思想分化,是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在不同阶 段和不同层面的展开：第一次思想分化时逢洋务运动,其论战的实质是“要不要现代 化”;第二次思想分化正值戊戌变法,其实质是“走怎样的现代化道路”;第三次思想分 化恰当清末新政,其焦点是究竟采用哪一种“政治现代化Ｄ模式”。三次思想分化的依 次推进,构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从萌始到成熟的运行轨迹。     

试论传统“大一统”观念对清末“排满”运动的影响

“大一统”是我国传统文化思想宝库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它对清末“排满”运动的整体走向与最终归宿,均发挥出相当突出的整合与引导作用。这通过梁启超的“大小民族主义”说、1905年至1907年梁启超等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以及武昌起义后革命派放弃“排满”口号而转主“五族共和”等事实,清晰地凸现出来。     

论清末国策转移的背景和目的

本文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冲击下，中国封建经济开始解体，经济结构开始变更，相继出现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政治上阶级斗争激化，清朝统治危机，各阶级动向与改革思潮迫使清政府改变国策，实行新政。清末实行国策转移的主要目的不是过去学界所云：“为适应帝国主义需要”、“讨好帝国主义列强”，而是为了变更国策，巩固皇权；变法自强，振兴国势；卧薪尝胆，以雪国耻。在清末新政这一问题上，过去对慈禧的评价本贬斥过甚，而应恰如其分地作出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