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当代文学史真相的迷失

早期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虽然以再现文学史真相,建立科学的文学史论述为己任,但由此所致却恰恰是泛政治化文学史话语对文学史真相的遮蔽。这一现象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当代文学史话语生产流程有关,其中作品的经典化、经典的本质化、本质阐述的权威化、本质阐释的权威泛化等环节对文学史真相均有遮蔽作用。一,由于经典化是各种权力综合作用下的合法化、主流化,经典化过程成为主流和共同体运用有限史料置换历史原生态的过程;二,对文学史本质规律的概括不但没有接近文学史真相,反而造成了历史话语对真相的遮蔽,使文学史论述沦为话语游戏;三,在本质阐述权威化的过程中,领袖的言论成了绝对真理,对文学史本质规律的阐释变成了对领袖言论的阐释;四,领袖的言论又不同程度地被不同代言人的言论所置换,最终导致文学史真相在本质阐释泛权威化的格局中进一步迷失。     

从休谟问题看社会主义价值维度阐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价值维度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价值维度的阐释是理解社会主义的一个可能的视角。解读社会主义的价值维度需要澄清社会主义价值维度阐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欧洲社会主义学者对社会主义的追问发现社会主义含义的多元化,于是用怎样的范式来把握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成为一个问题。休谟提出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读范式。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都有高度的契合性。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理论中有丰富的科学内容和价值含蕴,可以从科学与价值两个维度进行理论的透视,从而揭示社会主义价值维度阐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实践中,科学维度对价值维度的遮蔽也提出了社会主义价值解读的必要性问题。因此通过休谟问题的解读范式可以很好地说明社会主义价值维度阐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审美”与“政治”之间——论文学阐释的一种当代紧张

阐释是人文学术中颇具奠基性的维度。作为一种复杂的精神实践,阐释在当代呈现出“政治实用论”与“审美理想论”的紧张。政治实用论以彰显研究者的文化政治诉求为宗旨,在遮蔽文本审美经验的同时,造成阐释的“强制”以及客观性的缺失。作为对政治实用论的纠偏,审美理想论倡导对客观性的重构,主张回归到文本层面,通过细致的审美分析揭示文本中恒定不变的精神内涵。作为开启文本的两种阐释范式,政治实用论和审美理想论不应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而是有必要形成彼此补充、相得益彰的交互性关系,这一点在人文学者对经典问题的文化阐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现代阐释学视野中的生态批评

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条件,但生态批评的批评对象并不仅限于当代意义上以“生态”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生态文学。生态批评可以发挥其阐释功能,重新分析和评价古今中外历史上描绘、反映大自然之美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文学作品。对经典文学的生态阐释应该把握好两个关键:一是要坚持“生态优先”,深入挖掘经典文学的“自然”内蕴;二是要正确把握阐释的“度”,避免过度阐释。     

重释经典要警惕政治误读

对现代文学经典的阐释和重释,是一种历史性的活动。其中既包含有因历史的变动而引起的阐释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的变化,也包含有这种阐释和重释活动的历史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所隐含的一种阐释的契机或者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重释何以成为可能?重释经典需要注意哪几个原则?支持现代文学经典重释的学理资源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亟需解决。本期文学版特邀请於可训、陈漱渝、秦弓、王宁四位教授对上述问题作了多角度的探索,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     

阐释的历史与历史的阐释

对现代文学经典的阐释和重释,是一种历史性的活动。其中既包含有因历史的变动而引起的阐释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的变化,也包含有这种阐释和重释活动的历史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所隐含的一种阐释的契机或者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重释何以成为可能?重释经典需要注意哪几个原则?支持现代文学经典重释的学理资源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亟需解决。本期文学版特邀请於可训、陈漱渝、秦弓、王宁四位教授对上述问题作了多角度的探索,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     

从《宝马》看经典重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对现代文学经典的阐释和重释,是一种历史性的活动。其中既包含有因历史的变动而引起的阐释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的变化,也包含有这种阐释和重释活动的历史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所隐含的一种阐释的契机或者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重释何以成为可能?重释经典需要注意哪几个原则?支持现代文学经典重释的学理资源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亟需解决。本期文学版特邀请於可训、陈漱渝、秦弓、王宁四位教授对上述问题作了多角度的探索,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     

雅克·德里达:解构批评及其遗产

对现代文学经典的阐释和重释,是一种历史性的活动。其中既包含有因历史的变动而引起的阐释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的变化,也包含有这种阐释和重释活动的历史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所隐含的一种阐释的契机或者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重释何以成为可能?重释经典需要注意哪几个原则?支持现代文学经典重释的学理资源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亟需解决。本期文学版特邀请於可训、陈漱渝、秦弓、王宁四位教授对上述问题作了多角度的探索,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     

文学经典建构三维度

文学经典的形成是一个复杂化过程,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尤其是审美性、现代性和历史性三个维度对经典构成的影响。其中,审美性是经典构成的内核和前提,现代性赋予经典以政治、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元批评视角,历史性则使作品在自身艺术价值的基础上,勾连起“过去性”和“现在性”,避免了文学阐释的“隔膜”。     

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叙事阐释

有关后现代叙述话语对新历史主义文学提供了启发,成为其历史阐释的起点.历史叙事的建构能够用多种结构来阐释.各个结构实际运用中的呼应关系表现在具体的历史叙事中,各种历史叙事对历史的阐释都可以在写作层面和一定的历史阐释结构相对应,体现出一种结构的同质性.由不同历史阐释结构形成的历史叙事是不同文化精神在同一文化体系内冲突的显现,也正是这一内在冲突,使得历史叙事形成了个人风格.     

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虽体现了文化主体性重建的自觉,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中国现实话语复杂性和混杂性的体认,也因此使阐释本身常处于争议之中.在一种杂糅的文化背景下,要解决多重话语背景之间的阐释的合法性问题,就要既看到其面向未来阐释的无限开放性,又要看到其在多重话语阐释之间的权力博弈关系.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传统话语主体性的重建无论对其自身还是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来讲都是一种责任和机遇.     

功利主义:平等主义抑或目的论

针对功利主义的目的论阐释,威尔·金里卡给出了一种平等主义的解释.他认为,功利主义主要是一种平等待人的理论,而非促进善的最大化的理论.对此我们给出了三方面的回应.它们分别涉及目的论阐释的吸引力,历史上对功利主义的经典阐释,以及平等主义阐释的重大缺陷.     

接受史视野中的经典细读

传统的经典细读以回归原义、确立定于一尊的权威阐释为宗旨,这种客观主义阐释观不符合审美接受规律,也无益于发挥经典的现代审美功能。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认为,艺术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审美接受过程之中,一件艺术作品的全部意义便是无数读者创造性阐释的历史成果。因此应当在经典阐释中倡导和确立接受史意识,在历史透视中进行经典细读。接受史细读有多重思路,可概括为四:经典化进程的历史考察,文本意蕴的历史阐释,艺术影响的历史展示,接受史细读与诗学研究,这也是由浅入深的四个环节。     

命题与问题:关于“后文学时代”——兼与黄浩先生商榷

"后文学时代"的提出着眼于信息技术和教育普及所导致的文学对人们新的作用以及人们对文学新的态度,显然有其值得重视的一面。但是这一命题中对"经典文学"的笼统消解又有着对真正经典和真正创造的消解倾向。同时,对一些"后文学"现象的强调也可能遮蔽了这一时代应有的文学精神。     

意识形态理论的"辩证"阐释模式——阿多尔诺、霍克海默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即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辩证"式阐释基础之上的。所谓的"辩证"阐释模式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阐释维度——在本体论维度,主要讨论的是启蒙理性或工具理性是否为一种本体论的存在问题;在认识论维度,主要讨论的是主客体二分法与"辩证法"或"否定"性认识方法问题;在方法论维度,则主要讨论的是"音乐拜物教"与"商品、资本和货币拜物教"问题。在以上三个领域中,阿多尔诺、霍克海默的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之间都存在着异同点。     

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理论新探

本文分三个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理论的内容及其在美学史上的意义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对争议较多的“历史的必然要求”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对悲剧的类型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阐释 ,提出了马克思评价悲剧人物有两个维度 :一是历史维度 ,二是伦理维度     

恩格斯自然观的历史主义品格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自然观的表现形式,其内容过去一般表述为逻辑形态的“三大规律”,而比较忽视其历史形态,或将历史形态归结为逻辑形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或包括恩格斯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具有两种形态——逻辑形态和历史形态,两种形态的辩证法既有联系亦有区别,不应完全加以混淆,否则在凸显了（自然）辩证法的逻辑形态的同时可能会遮蔽其历史形态的另一面,而后者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辩证法更为重要的一面。可以说,历史性或历史主义是恩格斯自然观（当然也是马克思自然观）最为本质的属性和品格。     

先秦易学阐释“共同体”对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范式意义

近年来,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成了学术热点,其中,阐释"公共性"的研究是这一建构的起点,而公共阐释又以阐释的"共同体"为前提和基础。经典文本的阐释研究尤其是经典阐释范式的研究十分有必要,也十分迫切。《周易》经传阐释因其阐释文献的富赡、阐释研究方向的全面、《周易》经传文本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中国阐释学研究最典范的阐释现象。在"历时"的维度上,《周易》经传的阐释形成了前后相继的"易筮的共同体""‘士’易学共同体"和"儒家易学共同体",反映了易学阐释的时代特征,共同体的梳理更有助于经传文本的研究和当代阐释学的反思。     

劳动与历史:马克思主义公共性视域的阐释维度

马克思主义公共性视域不是在应对当代公共性问题过程中对西方共性理论思潮回应的产物,它具有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深度问题意识,是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继承和超越。马克思主义公共性视域通过劳动和历史双重维度得到阐释:通过劳动学说解放了被道德、神学信仰和资本遮蔽了的劳动,使劳动者成为公共世界的创造者;通过由人的实践活动生成的具体的有主体的历史弥合了"是"与"应当"之间的鸿沟。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性意义和经典化定位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对"红色经典"不能拘限于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简单化指认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将"红色经典"置于"现代性"语境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流程中进行考量和审视,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及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等三个话语关系层面对"红色经典"辨析和阐释,既确证其"经典化"的价值合理性又确认其创作中艺术本体性的某些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