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的自由概念及其演绎

在《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伯林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价值多元主义。文章沿着伯林的思想轨迹对他的自由思想展开了述评。     

为伯林自由观辩护——对邓晓芒“伯林自由观批判”的批评

伯林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析被认为对许多问题是一种澄清,而邓晓芒对伯林的批判重新混淆了本已澄清的问题。邓晓芒不同意两种自由的割裂,批判为所欲为的消极自由。可是,伯林区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非要为不受限制的自由辩护,而是要说明两种自由的混淆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伯林的自由观并无根本问题,问题在于他的多元主义,而邓晓芒在多元主义上的分析更是混乱,本文力图给予澄清。     

为伯林自由观辩护--对邓晓芒"伯林自由观批判"的批评

伯林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析被认为对许多问题是一种澄清,而邓晓芒对伯林的批判重新混淆了本已澄清的问题.邓晓芒不同意两种自由的割裂,批判为所欲为的消极自由.可是,伯林区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非要为不受限制的自由辩护,而是要说明两种自由的混淆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伯林的自由观并无根本问题,问题在于他的多元主义,而邓晓芒在多元主义上的分析更是混乱,本文力图给予澄清.     

以赛亚·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述评

《两种自由概余》一文中，伯林阐述了自己对自由问题的独特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价值多元主义。本文沿着伯林的思想轨迹对他的价值多元主义思想展开了述评。     

从自由民族主义到宪法爱国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

从柏林的自由民族主义,经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到哈贝马斯的立宪爱国主义,是观察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发展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视角。柏林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文化、价值多元论是其自由民族主义的基础,泰勒结合魁北克分离运动个案回应了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挑战,揭示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观念所包合的内在悖论,而哈贝马斯则抓住泰勒对权利理论的模棱两可之处,用立宪爱国主义整合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普遍主义成份,用政治文化观融摄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特殊主义要素,从而使其着重阐发的商议性政治观成为政治理论的晚近发展中的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评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本文认为,消极自由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它应当被视作是积极自由得以实现的手段。消极自由的范围是由积极自由来决定的。伯林的多元主义也并不能作为消极自由的理论基础,因为多元主义包容了非自由的价值观念,而且,积极自由与一元论、极权主义并无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本文的最后结论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并不能割裂开来,它们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     

被误读的与被误解的：中国语境中的伯林

在中国语境中,伯林的被误读与被误解现象主要有四种。第一,消极自由被误解为不做什么的自由。而实际上,消极自由不是不做什么的自由,而是没有外在的人为障碍状态。第二,积极自由被错误地等同于古代人的自由。然而,伯林的积极自由并不一定就是古代人的自由,而古代人的自由则必定属于积极自由的范畴。第三,多元主义被误读为相对主义。但是,在伯林看来,相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主观性与不可理解性,而多元主义的核心特征却是客观性与可理解性。第四,多元主义被误认为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尽管伯林早年认为多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础,然而,晚年却认为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没有逻辑关联。     

伯林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述评

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近代以来分析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可能性和现实可行性的重要思想依据。伯林以价值多元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的多元价值之间存在着兼容和契合的可能,也能作为自由民族主义这种新生的改革理论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伯林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我们可以明晰自由民族主义的基本理念,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找到一条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新路径。     

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的伦理内涵辨析

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说明了自由的不同伦理内涵。伯林认为,只有允许个人在实然的多元价值中做出选择,才能真正保护个人自由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与追求。如果自由的伦理内涵仅在于让一个人认可某个抽离于复杂现实的一元价值,那么,自由的实践终会走向对自由的背叛。     

不成功的辩护——对周枫《为伯林自由观辩护》的回应

本文作者曾于2005年在《社会科学论坛》第10期(上)发表《伯林自由观批判》一文。学者周枫以《为伯林自由观辩护》为文,在该刊2006年第5期(上)对本文作者上文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本文即是作者对周枫的批评的回应。作者指出了周枫在一系列问题上对自己对伯林的误解、误读,从而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在批判伯林自由观过程中所提出的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自由的异化、自由与理性的关系、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等问题的观点。     

伯林的两种自由

自由问题一直受到普遍关注,伯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各有特定的含义,伯林的反对者对其的批评,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伯林自由概念也有不足之处。     

不成功的辩护——对周枫《为伯林自由观辩护》的回应

本文作者曾于2005年在<社会科学论坛>第10期(上)发表<伯林自由观批判>一文.学者周枫以<为伯林自由观辩护>为文,在该刊2006年第5期(上)对本文作者上文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本文即是作者对周枫的批评的回应.作者指出了周枫在一系列问题上对自己对伯林的误解、误读,从而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在批判伯林自由观过程中所提出的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自由的异化、自由与理性的关系、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等问题的观点.     

伯林自由观批判

本文对国内学术界目前流行的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观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文章以伯林关于自由理论的代表作《两种自由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逐个分析和评论了其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指出:(1)他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截然割裂是站不住脚的,消极自由并不优于积极自由,对积极自由的批评也可运用于消极自由之上;(2)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两种自由哪个更重要,而在于自由为什么变成了不自由,伯林由于无视异化理论而绕开了这一问题;(3)理性与自由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伯林出于经验主义的偏见而割裂了这种关系,使自由停留于最低级的形式中。     

有问题意识的自由主义研究--评《自由的幻像--伯林思想研究》

以赛亚·伯林研究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业已逐渐成为显学.在当代思想史上,伯林的贡献有两方面,一是推动了多元主义的思考方式,一是对自由的含义进行重新反思.当前,多元主义已成为英美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共同的思考框架,而伯林则堪称多元主义的现代教父.在他开辟的思想道路上,活跃着威廉斯、德沃尔金、艾克曼、拉莫尔、拉兹等人.多元主义所要支撑的价值观是自由的价值观,它试图治愈的是一个苦难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出现了纳粹德国的暴政、集中营、斯大林的暴政,还有连绵不断的革命等.在其中,受害最深、创痛最巨的就是个人的价值与自由.     

伯林自由观批判

本文对国内学术界目前流行的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观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文章以伯林关于自由理论的代表作<两种自由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逐个分析和评论了其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指出(1)他时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截然割裂是站不住脚的,消极自由并不优于积极自由,对积极自由的批评也可运用于消极自由之上;(2)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两种自由哪个更重要,而在于自由为什么变成了不自由,伯林由于无视异化理论而绕开了这一问题;(3)理性与自由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伯林出于经验主义的偏见而割裂了这种关系,使自由停留于最低级的形式中.     

捍卫消极自由——论伯林的自由观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是以赛亚·伯林提出的一对重要概念。伯林强调消极自由对于现当代人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同时他也着力分析了积极自由变性的问题,提出在现当代社会条件下人们捍卫消极自由的重要性。但伯林并非是要人们放弃积极自由,他承认人类在追求自由的历史过程中积极自由所占的地位,并强调,人类拥抱积极自由时,如果没有为消极自由保留空间和地盘,那也就意味着丧失自由。     

近代中国的两种自由概念

以赛亚·伯林在1958年提出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概念已被广泛接受,但孟扬和汪彭年在1913年提出的相近概念却很少被人注意,有重新审视的必要.近代以来,中国本土的自然法逐渐被政府掌握的成文法取代,后者在理念层面要保障国民自由,实际上存在限制民间自由的可能.政府借助新式的自由话语逐渐侵入原属民间自为的领域,使得政体转向自由的同时也促生了不自由的面相.回溯两种自由的概念正有助于理解这一历史悖论.     

以赛亚·伯林与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多元主义之比较——兼论以赛亚·伯林的自由主义

以赛亚·伯林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他坚持价值多元主义是对自由主义进行辩护的最好基础。关于价值多元主义,伯林和韦伯都认为它是现代文明固有的本质,但他们却在三个方面产生深刻分歧。通过对伯林与韦伯的价值多元主义进行比较研究,能够发现支持自由主义的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观念的那些特征。     

佩迪特新共和主义自由观及其批判

菲利普·佩迪特提出了一种以整体论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新共和主义自由观。针对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他提出了第三种自由概念,一种完全摆脱权力约束的无支配自由概念,主张有干涉不一定是自由的丧失,无干涉自由不一定是真正的自由,只有无支配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无支配自由观为人们理解自由提供了新视角。但是,权力和权利具有对等性,无支配,则无权利。无支配自由以拒斥或丧失主权为代价,实际上是没有主权作为保障的自由。     

“抽象自由”与“具体自由”:值得深入反思的“两种自由观”

在马克思和黑格尔对近代自由观的反思和批判中,实际上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自由观,一种是他们所指称的近代哲学所代表的抽象自由观,另一种是他们扬弃前者而确立的具体自由观。马克思和黑格尔所提出的这两种自由观在自由问题的理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意义不亚于伯林所提出的“两种自由观”。它所蕴含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课题,以及它所产生的深远的思想与实践意义,值得人们予以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度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