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的史料价值——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一

１９９３年出土于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汉墓中的简牍，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其中尤以“吏员定簿”简的史料价值最为突出。它不仅可以印证、补充和订正《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百官志》的有关记载，而且有助于认识汉代“亭”级机构的性质、“有秩”的“官”“乡”之分、县尉的左右之别以及汉代有无“官啬夫”等重要的官制问题，值得史学界重视。     

尹湾汉简所载东海郡吏员总额考

《尹湾汉墓简牍》集簿和东海郡吏员簿在统计东海郡吏员总数时出现了差别,前者显示为2203人,后者显示为2202人。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两处统计方法的不同;另一方面则在于郡府亭长正处于从"以故事置"向"员"转变的关键时期。     

从尹湾汉简武库集簿看西汉的武备建设

尹湾汉简的《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所记载的兵车器数量庞大,种类齐全。弩是汉代技术最先进、用量最大的主力武器。西汉在长安和洛阳、北边郡、内郡都建有储存军事装备的武库,直属中央管辖。集薄所记武库是西汉政府建在内郡的直属中央的国家武库。武库有充足的经济保障。西汉对中央和地方武库的严格掌控,是强化中央集权的表现。     

尹湾汉简《考绩簿》所载给我们的启示──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三

《从东海郡吏员考绩簿》的内容来看,此簿的定名不甚准确;此簿所载,可以确证西汉县尉之设置有左、右之分,且始于西汉;此簿所载诸县“输钱知内”的时间与作法,可明汉代地方向中央上缴钱财的制度梗概;通过此簿所载,确证汉代也存在“货戍”之制,可补史籍之缺;此簿所载“送徒民敦煌”,有可能是汉代的谪戍之制;此簿所载人名多单名的情况,有助于研究汉代民情风俗。     

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文书渊源探索

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一类编册文书为迄今汉代出土简牍所仅见.研究表明:以<元延二年日记>为代表的一类文书(即历谱和记事文字结合于一体的文书)有可能是汉代出现的一种具有特殊作用和意义、性质上与历谱完全有别的新的文书形式;这类文书的渊源,就新近公布发表的<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释文与考释>简牍资料提供的信息来看,至少可以溯源至我国秦代末年,表明使用于西汉一代的<元延二年日记>一类文书至迟在秦时即已出现.其次,从<元延二年日记>一类简册文书记事文字内容皆与官府官吏日常公务活动有关看,它很可能应是各级官府所要求编制和保存的一种档案性、实录性文书,与秦汉时期官吏管理制度有关.     

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反映的汉代吏行制度

汉代官吏到地方出行 ,像刺史行部、太守行县 ,史料记载较多 ,但对于下层一般官吏的出行 ,《汉书》等文献却鲜有记录 ,情况知之甚少。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记录了东海郡太守府一名属吏全年的出行活动 ,应是代表了汉代一般官吏出行的基本情况 ,从中分析可以大致看出其所反映的汉代地方一般官吏出行的事由、住宿、旅费报销、回府报告等方面的制度 ,堪补正史记载之缺     

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与乡、亭、里关系 --东海郡尹湾汉简研究

尹湾出土的西汉东海郡《集簿》、《吏员簿》表明,内郡郡级机构吏员为太守、都尉、丞、年史、属、书佐、啬夫。丞以上为长吏,年史以下为少吏。其中卒史与属为秩百石。书佐、啬夫不及百石。县级长吏为令（长、相）、丞、尉,其余为少吏。官有秩、乡有秩以及侯国的侯家仆、行人、门大大为百石吏。令史、狱史、官啬夫、乡啬夫与游徼为“斗食”。牢监、尉史、官佐、邮佐、乡佐,通称为“佐使”。佐使与亭长皆低于斗食。乡、里为同一系统。邮、亭为独立于乡里之夕卜的另一系统。邮亭机构规模比乡大,但其吏员数却比乡级机构少。乡有秩（或乡啬夫）时或缺置,游徽、啬夫常缺置,亭长则罕见缺置者。乡辖里,“大率十里一乡”。亭只设于交通线上,成点、线分布,负责维持治安,“率十里一亭”。郡县少吏多选用本那人,然太守文学年史则多选用他郡人。时有长吏不在一那久任之惯例。     

论赋之“俗”与“俗赋”——兼论尹湾汉简《神乌赋》文体上的承传及性质

目前文学史上的“俗赋” ,主要指唐以后出现的以叙说故事为主、语言通俗的赋体文。从《神乌赋》与四言赋及俳谐文的承传关系中可以看出 :赋原本来自民间 ,自俗 ;赋入汉宫乃以俗为乐 ,所谓的“文人赋”正是汉代俗体雅化、散文诗化的结果。如果称《神乌赋》为“俗赋” ,那么此赋倒可谓赋体的本色、正宗。     

《尹湾汉墓简牍》释文商兑

1997年出版的《尹湾汉墓简牍》对于研究汉代历史、地理、军事、文学、术数、职官制度、书籍制度等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本文在整理小组及时贤考释的基础上,就文字释读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例如第12木牍反面第1栏第7行:“哈具”当读为“唅贝”,其中“哈”是“唅”的讹别字,“具”是“贝”的讹别字,释文应作:“哈<唅>具<贝>”.     

敦煌悬泉汉简所见的“亭”

从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近1.8万枚简牍资料所见的"亭名"、"亭长"和亭来看,其中"亭"可以分三种:边塞候望之亭、行政治安之亭和邮驿之亭。部分亭存在的时间很短,有兴替之变。以"亭"为中心研究悬泉汉简文书,揭示西汉之时相关的社会信息,特别是效谷县的邮驿道里和邮驿系统之结构。"置"、"骑置"和"亭"构成了效谷县的邮驿系统和文书传递线路。     

居延汉简所见“助吏”

就现有材料而言,汉简所见"助吏"一般为下级的基层官吏,其担任的职务有燧长、府佐、置佐、令史等。在担任职务时,助吏的身份一般要注明,其格式则为"助+职务名"。这种为吏方式和我们通常了解的"守"行"假"等不同。分析相关文字记录,可以加深我们对汉代边地状况和汉代为吏的具体形式的认识。     

天长纪庄木牍《户口簿》所见汉代的人口问题

2006年公布的纪庄木牍《户口簿》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第一份汉代县级户口统计资料。这份户口资料,对我们认识西汉前期全国的人口数量、各乡的户口数量、八月案比制度,都提供了新的信息,深化了对汉代人口问题的认识。     

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适用刑罚原则

关于汉代适用刑罚的情况 ,史籍仅有零星的记载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奏谳书》所见则较系统地反映了汉初适用刑罚的若干原则 :以罪刑相应、维护特权为基础 ,实行故意从重、过失从轻、严惩团伙、重判再犯、从严治吏、宽宥老幼、自出减刑、立功赎罪、诬告反坐、故纵同罪、重科不孝等原则。罪刑相应、维护特权的原则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可衡量性 ,其中既包含罪刑法定的因素 ,依法律条款定罪 ,注重犯罪动机、犯罪形态及危害结果 ,严格区分已遂与未遂 ;又存在收孥连坐、维护特权的规定 ,表明其罪刑相应只是相对、不彻底的。维护特权主要表现在贵族、官员、有爵者可在一定条件下减、免刑罚     

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时期私奴婢的社会地位

西汉时期官私奴婢的数量在历代王朝中是最多的 ,但就中国历史而言 ,奴婢数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奴隶制生产方式与国家各种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政策相适应的情况 ,同时也受历史传统和社会时尚的影响 ,并不直接反映一个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文明进化的程度 ,也不直接反映奴婢社会地位的实际状况。从张家山汉律有关奴婢法的内容来看 ,奴婢是以人的身份登记在民户的户籍 ;生命得到基本保证 ,刑事责任相当于父权家庭中的子女 ;奴婢免良的渠道不限于国家诏免 ,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代户继承主人的财产。由此可见 ,西汉时期由法律规定的奴婢的生存状况比之殷周有了很大改善 ,和希腊、罗马时代相比也不能同日而语     

张家山汉简所载汉初物价初探

张家山汉筒《算数书》、《奏谳书》和《二年律令》中有一些汉初物价的记录,这为我们了解汉初的经济生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数据。通过这些记录,我们了解到汉初的米价虽然昂贵,但已明显处于回落之中;爵位价格昂贵,真实地反映了汉初爵位的含金量,体现了当时重视军功的时代特征;缯价昂贵,则真实反映了汉初手工业生产尚未恢复的状况。高祖时期奴婢价格低廉,反映了汉初经济残破,人民生活艰难的情况;吕后时期的刍稾价、棺木价低廉,则进一步印证了吕后时期西汉社会经济得到较好恢复的事实。     

小议居延汉简中的"私去署"问题

从已经公布的居延汉简中看,汉代屯戍吏卒的"私去署"、"不在署"现象非常严重.尽管各级屯戍组织对此问题都比较重视,且有严格的处罚规定,但此一问题却屡禁不止.从对"私去署"和"不在署"现象的分析可以看出,汉代屯戍组织并非严格的军事组织,组织内部存在复杂的经济生活,庸工、经商等经济现象的冲击,就是大量吏卒"私去署"和"不在署"的真正原因.     

关于敦煌马圈湾汉简涉及西域战争的几个问题

敦煌马圈湾汉简的发现,为研究王莽西域战争提供了新的资料,简牍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为深入真实地了解史实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为研究相关历史打开了新的视野,证实了传世文献的记载,弥补了文献中的不足。利用这批简牍材料对涉及此次西域战争关键问题如：战争开始时间、王莽军失败的原因、联军组成情况以及《匈奴传》为何未有记载这场战争等方面进行探讨和考证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