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视角下的企业信任的合理性研究

信任研究的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是理论阐述与实证统计.笔者试图引入经济学中常用的博弈论分析方法,来验证企业信任的合理性.企业信任可以分为顾客信任与员工信任,前者的主要表现是持续购买与推荐,后者的主要表现是员工间信任与员工-企业间的信任.通过引入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信任在特定的条件下都是对给予信任的一方有益的,因而是合理的.本文证明了企业信任的合理性,并认为在企业中,信任是一种既利他又利己的双赢行为.     

在历史的坐标中看信任--论信任的三种历史类型

在历史的视野中,我们看到三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习俗型信任发生在农业社会和熟人社会中;契约型信任是一种异化了的信任关系,它是工业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得以存续的重要支持力量;合作型信任是一种正在生成的社会关系,它是后工业社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必须充分考虑的重要因素.人类的一切合作都是建立在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基础上的,然而,信任类型的不同也决定了合作的性质和表现不同.后工业社会也是合作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信任与合作是一体化的.     

多学科视角下的信任及信任机制研究

信任不仅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心理现象,同时也是重要的经济现象、伦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心理学认为信任是一种心理或者行为的"私人性"的反应;社会学指出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物学从利他性角度考察信任,现代神经生物学则揭示出了信任产生的生理机制;经济学更加偏重基于个人功利理性的"计算型"的信任。信任机制是信用得以建立、维持和改进的基础,是信任的驱动因素和保障因素。笔者从信任对象、信任来源、强度、纬度以及演进五个视角,对信任机制作出了划分,为更好地理解信任及信任机制奠定理论基础。     

新兴商务模式下信任资源的影响因素及获取研究

针对新兴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瓶颈——信任问题,从资源的角度探讨信任的属性,分析新兴电子商务企业与信任资源的依赖关系;归纳了影响新兴电子商务信任的主要因素;提出将信任作为一种重要资源进行开发,同时注重信任资源的不断积累和有效利用,推动商务的发展。以期丰富企业资源和竞争优势的内涵,在实践上影响商务企业的战略决策并指导营销实际。     

信任的信任:中国企业的“家”与“天下”

信任的伦理-心理运动过程,是企业组织形态内部在微观层面与动机生产相伴生的一种信任的动力机制。中国文化空间中存在着有利于企业扩展亲亲信任的两个认同原理:基于家之心理的"同心原理";基于家之伦理的"同德原理"。比亚迪的案例表明,泛家族企业的信任扩展模式,是企业从家族→企业之"同心同德",走向企业→家族之"同心同德"的中介或过渡。而我们通过对雷丁的同心圆模型的颠倒得出了一个天下同心的模型,旨在进一步表明:一种基于天下理念的信任价值观是指引企业家走出封闭自我或自我利益的狭小天地,走向更广阔、更高远的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种对信任的信任。     

信任:心理、社会与文化的三重视角

信任包含了从心理、社会到文化的多重含义.作为个体心理事件的信任.包含了动机和态度成分,是个体本体安全感的基础;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机制,简化了复杂的社会认知,具有维持社会互动与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伴随风险社会的来临,信任从概念到功能及其发生机制都遭遇了全面挑战:信任是一种传统规范还是现代观念?信任的发生是习俗与文化使然.还是理性计算,再或就是一种冒险?何谓信任?信任何以成为可能?我们能够信任"信任"吗?信任危机就是一种现代性的危机,是人类在风险社会来临后的不知所措.这既是社会科学领域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更是人类社会当下难以求解的生存困境.     

文化基因、信任模式与中国家族企业的管理专业化及国际化

家族企业不仅在中国,在西方同样是一种举足轻重的企业组织形式。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基于血亲关系和泛家族化的特殊主义信任模式是华人经济圈的本质和要害之所在。成也家族败也家族。从文化基因尤其是信任模式角度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分析表明,只有进行信任模式的痛苦嬗变,才能克服家族企业国际化的管理”瓶颈”,才能真正满足企业成长的管理需求。     

区域品牌信任的四个维度及其构建

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使区域品牌信任成为一个地区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本文设计了区域品牌信任的维度模型和量表,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区域品牌信任包含区域产品信任、区域法律信任、区域文化信任和区域企业信任四个维度。其中,区域产品信任包含产品性价比、产品口碑、产品个性、产品质量和产品认证;区域法律信任包含监管严格性和法律规范性;区域文化信任包含价值观共享性和诚信理念俗成性;区域企业信任包含企业诚信、企业责任感和企业能力。区域品牌信任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区域品牌信任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工程,要从区域产品、法律、文化和企业四方面来合力构建。     

企业集群的研究述评——一个既非市场也非科层的视角

企业集群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和组织现象。它的本质是一种既非市场也非科层的特定的治理机制,它作为一种企业网络系统有其特定的结构和功能。从治理的角度看,它具有宗族的性质,能够创造信任和竞争优势,是一种既不同于市场又不同于科层的独特的治理形式——网络治理;从系统的角度看,它具有特定的结构——企业的网络嵌入性和功能——能够协调和保护交易,创造控制优势、信息优势和资源优势,尤其是利于创造网络资源和集群竞争力。     

企业集群中的信任与交易费用

企业集群是一种重要的产业治理形式,集群信任是成功企业集群的一个共同特征.作为集群社会资本的集群信任有一系列重要特征和形成条件,对集群内交易费用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是,促进集群信任这种集群公共品的形成.     

论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描述了公众期望与政府回应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通过行为调控、复杂简化与导向性影响,政府信任成为合作治理的基础.另一方面,政府信任的实现也存在阻碍,在公共权力日益膨胀的今天,合理的不信任作为一种补充机制不可或缺.促成政府、公众与社会三向互动,实现信任、不信任以及其他补充机制的有效融合是建构政府信任的一种路径选择.     

再论网络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实质是以小规模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信任、合作、互惠等规范;小规模关系网络分为亲属、社会与经济关系网络,社会资本也相应存在亲属网络、社会网络和经济网络社会资本三种类型;经济网络社会资本是企业集群的基础性制度。     

公共信任是一种美德吗?

公共信任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能否作为一种美德?这是信任研究中持续争论的问题。一般而言,公共信任能促进社会的整体幸福,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之上,并受同理心和善意的影响,应当成为个体的行动原则。公共信任也是个体充分意识到信任风险时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并能有效激发可信性。公共信任更是超越常识、经验及风俗习惯,建立在对人性乐观主义态度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具有的一种美德。     

家族企业的"家族式治理":人文制约抑或理性选择?

我国当前家族企业的“家族式治理”的诸多特征不能归因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制约,而是家族成员(尤其是家族企业主持人)在制度信任缺失情境下理性选择之结果。首先,家族企业一旦由家庭、家族生成之后,由于受企业场域逻辑的要求以及市场理性的制约,在治理模式上更加理性化;其次,家族成员之间也存在一种契约,“自己人”关系更加理性化;再次,在获得一定的信任后,“外人”也能成为“自己人”,这也是家族企业用人模式的另一“理性选择”;最后,家族企业的文化解释的效度主要体现在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和代际转承上,而家族企业治理层面上的其他诸多特点并不是文化制约之结果。     

当前中国社会信任缺失原因探析

信任是连接个人与社会、他人的一种基本纽带,信任缺失对人们之间正常的交往关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信任缺失的原因包括,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导致信任缺乏文化持续性;人的个体意识理性不足导致信任缺乏理性基础;中介系统不完善导致信任缺乏制度保障。     

政府信任、公民社会与公共治理:一种公共视角

政府信任被视为公民基于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实现基础上对政府的一种理性评价和期待,是建立在公民对政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回应基础上的互动与合作关系,亦包括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政府信任是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核心,它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有着许多内在的关联,因而需要将其置于一种"公共"的框架中进行考察。由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基层,在此基础上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政府信任。在此逻辑和框架下,构建一种合作型"信任--治理"场域成为促进公民社会成长与公共治理实现的路径选择,也是政府信任得以维持的重要保障。     

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

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及“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实在.之所以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相当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制度能力上的信任缺失所致,具体表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制度正义性匮乏;政府制度有效性不强.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惟有以制度信任为“切入点”来促进政府信任的重建:首先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其次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也只有这三方面的有效契合,政府制度供给方才有可能再获信任,政府信任由此才能得以再造或重建.     

中西社会信任结构之比较

一个社会的信任格局由信任链、信任圈和信任网三种结构组成。从信任结构视之,中西社会信任有着显著差异：中国社会信任呈现为链式和圈式结构,西方社会信任呈现为网式结构,这些差异是导致关于中西信任观点分歧的重要原因。中西信任结构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法律基础的不同是引起中西信任认知差异更深层次的原因。中西社会信任结构是信任结构的两种历史形式,或者说,中西社会信任之间有着结构性不同,这种不同导致两者功能、作用的差别；中西信任结构在社会中各自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不能简单地以一种信任结构未评价另一种信任结构,亦不能轻易地设想用一种替代另一种。     

管理关系中服务理念的创建:现代管理效率促进方法——兼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基础

管理关系是一种人际关系,嵌入互动服务理念后,由于能够推动信任机制的产生,降低管理成本,成为提高管理效率的一项重要策略或途径。而政府作为管理者与公众所构成的管理关系中互动服务理念的嵌入,一方面会使政府改变职权行使方式;另一方面也会大大提高公众的信任度。     

负责任人工智能的信任模塑:从理念到实践

负责任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图景的一种规划,将责任与技术进行内在性的深度关联。技术的可信度与人类对自身的信任是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必须解决的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信任。就负责任人工智能而言,信任作为一条主线,以理念的形式出现在它的目标、趋势、任务之中,并覆盖了与该技术发展的所有相关方;信任作为一种价值观,为负责任人工智能发展共识的形成提供基础;信任作为一种生态系统,为负责任人工智能的发展营造合适的环境。因此,关于负责任人工智能的信任构建应从人工智能的相关方及其技术特征出发,以全过程、全范围的模式来寻求人工智能和人类之间信任的构筑途径,进而确保人工智能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