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理论实质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与后殖民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认为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主张以＂殖民地群族的价值观＂介入翻译文本而重塑殖民地群族形象,从而彰显了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主体性、权力关系以及文化身份＂。本文从这三个维度阐述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本质特征,提出后殖民主义翻译语境下的翻译标准已转向了翻译的伦理。     

斯皮瓦克后殖民批判的伦理学解读

斯皮瓦克是赛义德之后当今最重要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家,她始终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运用解构策略对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的种种弊端进行文化政治批判.从斯皮瓦克所擅长的解构理论出发,通过对其理论著作的研究分析,从伦理学角度解读斯皮瓦克后殖民批判,阐明其批判的社会政治实践意义.     

从颠覆到建构——从《简·爱》的多种解读看阅读的政治性

吉伯特和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琼.里丝的《藻海无边》都是对《简.爱》进行抗拒性批判解读的经典文本。作为批评家的读者,其抗拒性阅读有等级之分,建立在没有对话基础上的抗拒性阅读是主观臆想的霸权式阅读;从叙事与美学角度抗拒原文本意识形态属于理性颠覆阅读;通过建立自我叙事而形成的抗拒性阅读是建设性颠覆阅读。这三种抗拒性阅读的不同运作机制,体现出阅读的政治性。     

“严肃”的“诚实”——罗蒂、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差异视角

在《托洛斯基与野兰花》中,对哲学的＂使命＂或＂任务＂这一问题罗蒂无法作出回答。在《民主先于哲学》中,罗蒂提出为自由而牺牲道德是一个合理的代价。论题从对这两个问题的疑问展开,然后从施米特的视角思考,通过施特劳斯对施米特的阅读来理解政治哲学的重要性,突显道德的＂严肃性＂。最后,重新提出＂为什么要哲学＂这一问题,对施米特的政治哲学提出质疑,对罗马人施米特保持警惕。     

从“接受理论”谈中国出口电影字幕翻译的“信”与“达”

＂接受理论＂认为艺术作品只有经过读者（或观众）的积极参与和传递,才具有生命力,强调读者的阅读理解和创造性想象。一部电影作品能否在跨文化语境中获得成功取决于观众对翻译文本的认同和接受。影视字幕翻译要求在有限的时空里最有效地提供相关性最强的信息,观众的接受性和传播的有效性是决定翻译策略的关键因素。中国出口电影字幕在翻译过程中虽然造成信息缺损,降低了＂信＂的幅度,但是保证了＂达＂的效度,真正做到了＂传而达＂。     

“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

“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出现应归功于西方语言学者奈达、韦内、达贝奈特、穆南、威尔斯等人,但自70年代以后,通过霍尔姆斯、勒菲费尔、伊汶-佐哈、图里、巴斯奈特等人的努力,发生了“范式转移”,与文化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并在90年代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妮南贾娜和女权主义批评家谢莉·西蒙等人手中达到极致。这一“文化转向”昭示着翻译是浸透了时代欲望和社会关系的文化政治实践,并促使我们对传统译论有所反思。     

案例教学法在应用翻译课程中的尝试——以工程项目招标书为例

应用翻译案例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深度思维,将翻译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形成集实践、理论、批评及论文写作为一体的应用翻译课程架构。在教学过程中,以＂培养能力,经世致用＂为原则,教师组织学生课下阅读含有典型应用翻译案例的优秀硕士毕业论文,课上师生研讨阅读中的问题并拓展来进行发散性研究型应用翻译案例教学。     

鸳鸯蝴蝶派的“工厂式翻译”

鸳鸯蝴蝶派因其在近代文学研究中的边缘位置,使得该派翻译活动一直未能进入翻译研究的视野。运用约翰.弥尔顿＂工厂式翻译＂理论,通过分析该派译者的译本选择、产生、传播及影响等环节,认为该派的翻译活动属于典型的＂工厂式翻译＂模式,其翻译模式的形成与译者的诗学观念、译语读者的阅读需求以及翻译的商业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文化间性、跨文化文学重写与翻译

将翻译视为一种跨文化的文学重写,其实就是要把翻译当成一种呈现文化间性的主动实践,把翻译文本当成一种互文本。从文化间性的角度来观照＂翻译重写＂在文学和文化各个层面上的表现,其目的是为更好地理解跨文化交流的流变性和杂糅性提供一种有效途径。     

斯皮瓦克从解构延异到属下主体效果探究

解构主义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挑战了二元体系,使翻译过程变为对意义的多重阐释。深受德里达的影响,斯皮瓦克不仅成功超越了文本局限,还借助批评和翻译实践,把解构与现实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问题联系起来。本文集中探讨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下踪迹延异理论到斯皮瓦克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应用,直至其属下主体效果研究,希望通过历时的对其关联性进行的尝试性探索,为今后研究提供参考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