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军权三分制研究

唐代,兵部是全国最高军事行政机构,至宋代,兵部大权旁落,军权转归枢密院,枢密院成为中央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宋太祖鉴于五代枢密使权力过大,压倒相权,严重威胁皇权之教训,对枢密院进行分割,将其直接统兵权划给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三衙崛起,升为中央最高统兵机构。枢密院掌兵籍、虎符,有发兵之权,而不统兵;三衙有握兵之权,而不能发兵。两者互相牵制。枢密院、三衙侵夺了兵部大部之权,但兵部仍作为中央军事机构留存,权力减弱了,并非没有一点军权,它还掌握厢军、民兵、部分后勤保障等军政事务。从而形成了宋代军权一分为三的局面。这是由于宋太祖、太宗汲取唐、五代兵祸连结、割据混战的教训,对军制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起枢密院——三衙——兵部新体制;亦是宋代"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家法,在控制军队方面的具体实施。从而导致唐代兵部统兵体制,历五代,演变为宋代的军权三分制。     

北宋前期中书宰辅在政令颁行中的权力运作

北宋元丰改制以前,宋廷以"中书门下"作为宰相机构,即中央政府,主管全国的民政事务,与主管军政的枢密院,号称"二府"。"中书门下"以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为正副长官,在国家政务决策与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宋朝政令颁行制度的建立与不断规范,中书宰辅的权力得到制约,然而,由于宰辅员任、个性、工作态度及与皇帝亲疏关系的不同,某些宰辅不断突破制度约束,在制敕文书的起草、颁降过程中试图掌握主动权,并直接运用堂帖、札子等处理政务,以此扩充中书宰辅的权力及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政令运行的实际曲线。     

唐宋间三省在政务运行中角色与地位的演变

唐宋间中枢政治体制的变革,可概括为从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的转变。在这个变迁过程中,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在政务运行中的角色与地位发生着细微而深刻的变化。唐代中后期的中枢体制处于一种过渡的状态,从政务文书的成立过程和签署程式看,尽管尚未突破三省制的框架,但从新的政务运行机制的产生来看,应是处于在旧体制内成长起新的政务运行机制的发展阶段。在北宋时期完善的中书门下体制下,三省机构的设置并未弃而不置,而是融入中书门下体制内的出令系统,三省在政务运行中仍然发挥着实际的作用。     

商量状的应用与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的转型

商量状作为奏状的一种,是唐代裁处政务的主要公文形式。唐代前期的行政运行体制是三省制,尚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通过商量状裁处律令格式规定范围外的国家政务,是商量状使用的主体。高宗、武后至玄宗时期,随着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过渡,宰相开始政务官化,参与国家日常事务的处理,逐渐使用商量状。肃宗朝以后,进入中书门下体制时期。宰相机构作为国家政务的主要承担者,成了商量状使用的主体。与此同时,中央各机构之间的职能趋于模糊,尚书省、寺监、御史台和使职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政令权,也可以使用商量状。商量状应用主体的变化,是唐代行政运行体制转型在官文运行方面的反映。     

略论唐代三省体制下的尚书省及其变化

对于唐代三省体制为主体的宰相制度，以欧阳修所说最具代表性，所谓“唐因隋旧，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即“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①。从此，所谓“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的三省体制成为通行说法②。然考究史实，单纯以中书出令、...     

浅议辽朝的中书省职官

旨在考证辽朝的中书省职官 ,认为大丞相 ,左、右丞相 ,参知政事等都是实职官 ;同平章事分为两类 ,其中兼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者是实职官 ,其他则为虚衔 ;中书令和中书侍郎完全是虚衔。辽朝的中书省职官制度既有对唐、五代、宋初宰相制度的借鉴 ,又体现了在“因俗而治”的原则指导下南面官的自身特点。另外 ,也兼及中书省与南枢密院的关系问题     

浅议辽朝的中书省职官

旨在考证辽朝的中书省职官，认为大丞相，左、右丞相，参知政事等都是实职官；同平章事分为两类，其中兼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者是实职官，其他则为虚衔；中书令和中书侍郎完全是虚衔。辽朝的中书省职官制度既有对唐、五代、宋初宰相制度的借鉴，又体现了在“因俗而治”的原则指导下南面官的自身特点。另外，也兼及中书省与南枢密院的关系问题。     

热察绥巡阅使与民国前期特区军政体制探析

巡阅使制度是与民国前期政治共始终的一种独特军政制度，而热察绥巡阅使是直系军阀直接掌控北京政府时期增设的诸多使职之一。其设立及其职能行使将特区军政合一体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对特区及民国军政体制产生了极为独特而重要的影响，这种特区军政体制在当时独特历史环境下，对强化热察绥边区内蒙古民族与中央政府的文化联系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和意义。从该职具体职能的剖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特区军政体制的运行机制与特色，从一个侧面考察直系军阀时期的政治特点。     

唐后期使职行政体制的确立及其在唐宋制度变迁中的意义

唐代至贞元、元和时期,在中央政务的实际运作中,已经确立了使职行政体制,而不再是以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和九寺五监为依托的部司寺监体制。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是使职行政体制不断完善的时期。中央行政体制向使职体制的过渡,是在不断反复中完成的。以郎官出使为例,这种转变在法令中有了体现。但是,整个唐后期六部寺监的框架都还在发挥作用。唐后期使职行政体制的确立,是中国古代最高行政体制变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对唐宋间政治形态和官僚形态的变化产生了影响。     

五代状元初始职任考

五代18位有资料可考的状元中,始任京职与幕职的人数大体为对半.释褐途径没有唐代那么复杂,只有守选和幕职两条路.所授职任较为单一,京职主要是校书郎,少数为正字、秘书郎.不像唐代那样还有大乐丞、拾遗,地方职除王府参佐、方镇幕僚之外,还有不少人被派往各地去当县尉.唐代状元一般都要数年守选,最长的达15年,而五代守选似乎成了象征性的,未见强调守选时间的记载,这种变化正是宋代改为直接授职的一种过渡.     

唐五代敦煌的营田与营田使考

营田是唐宋时期极为盛行的一种土地制度 ,它起源于南北朝边境地区的军事耕营 ,并在唐代均田制破坏的基础上得到广泛的推广 ,渐而变成以民营为主。本文利用敦煌文书 ,结合传统史籍 ,对唐五代敦煌地区的营田制度的实行史实与营田使官职进行了梳理与考证。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敦煌早在武则天时已实行民事营田 ,较内地为早。二是蕃占时期出现寺院营田 ,为其他地区所无。三是归义军时期曾大规模实行营田 ,仅瓜沙中心地区是民事营田 ,河西其他诸州为军事营田。四是敦煌地区实行了一套完整的营田使官职体系。     

南唐的统一构想与实践

五代十国时期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后梁的建立，标志着唐末的混乱局面已走向部分统一。此后，不少政权把国家统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为国家的统一进行不同程度的努力。南唐也推动了五代十国最终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     

马楚兵制与五代兵制比较研究

五代兵制沿袭唐制 ,而臣服于五代各朝的马楚兵制 ,一般来说与五代类似 ,但也有不同之处 ,特别是对五溪地区少数民族实行的“都誓主”制 ,是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创造     

论五代中央职官的"失职"与"君主专制"

五代中央职官制度虽承唐代,但又具一时之制的特点。三省权力的省外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种"官失其职"使三省六部出现了结构和功能的改变,但在效能上,由于失去制约,并没有达到君主专制的预期目的。具体而言:相权与枢密使权力分配失衡,失去权力的制约;重武人,轻文人,失去力量的制约;尚力量,轻纲纪,失去制度的制约。宋初在解决方镇问题的基础上,采取了制约机制,扭转了五代"失制"的局面,形成宋式专制体制,历史真正地走出了方镇时代。     

唐代军籍虚占与军费

唐代军籍勘简趋向于军额限定 ,中唐以后 ,额内兵与额外兵并存 ,但军籍虚占、窜名挂籍、军功虚冒之风 ,普遍存在于各道诸军之中。军费漏洞愈益严重。这些现象导致唐廷财政亏空 ,进而成为国政之弊。唐政府采取的弥补措施软弱无力、不济于事     

北朝诸卿制度的变迁研究

始于秦汉的三公九卿中央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了许多弊端,汉晋时存在着立、改、废的争辩。北朝时期,诸卿的职司机构在经历种种选择和扬弃后,被赋予新的制度内涵,为隋唐尚书寺监运行体制的确立打下了基础。北朝诸卿制度的变化已呈现出尚书和诸卿分工配合、相互对口、相互承接的体制特征,具体又有四个特点:国家政务机构与宫廷事务机构逐步分离;军事色彩从普通行政机构中剥落;生产领域的农、牧、手工业管理职司更加分明;诸卿之间一般庶务职司不断细化。影响北朝卿制与尚书等其他制度得以理顺和卿制逐步细化定型的,有社会经济发展对新型制度的需求、制度变迁和理顺成本、新型制度的效能等具体因素。经过改造后的北朝卿寺制度,比起南朝,更体现了制度的进步和效率。     

从王铎死因看晚唐藩镇之祸及落第士人的心态

中和四年 ,新任义昌节度使王铎在赴任途中 ,被魏博节度使乐彦祯之子从训劫杀。这一事件是唐王朝在面临崩溃之际 ,中央政府与藩镇之间 ,以及朝中权贵与广大寒门士子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文章试图从王铎死因入手 ,对晚唐的藩镇之祸及广大落第士人的心态进行简要的剖析 ,以此证明这一事件在晚唐的典型意义     

唐五代时期的江陵城

江陵曾作为唐代荆南节度使的治所、唐代南都以及五代十国时期高氏荆南政权的都城,对唐五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江陵城城池的规模有所扩大,并且使用了砖城结构,添设了瓮城和敌楼,强化了城池的军事防御功能。唐五代江陵城除草市之外,还有固定的市场。便利的交通,市场的发达,为其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无论是成汭还是高氏荆南的历任统治者都把通商作为其第一要务,这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唐五代时期江陵城的发展变化反映了这一时期长江中游中心城市形制及其变化。     

"三公官"从相之别称到正官考识

"三公"是中国古代官制史中存在时间最长的官名之一。由于经历了太多的变迁和跌宕 ,人们难以把握其丰富多变的内涵 ,常常产生误解。实际上 ,"三公"从产生到变为虚衔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迁 :先秦时“三公官”为尊称 ;秦汉时"三公官"为宰相 ;晋南北朝间始正式立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官", 间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官”;隋至唐、宋初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官"用做宰相、亲王、使相加官 ,不预政事 ;北宋徽宗朝"三公官"复改名为"太师、太傅、太保"为真相之任 ;宋钦宗之后至元明清"三公官"(太师、太傅、太保)为加衔。     

中国古代自首制度的缘起与发展

自首制度出现于夏朝,确立于秦汉,在汉朝有所发展和完善,在唐律中更是达到了集大成的境地。宋承唐制。明、清两代对之有进一步发展;但唐律自首制度的基本原则始终未变。